一聽開海，朱亨嘉感覺很奇怪，“關卿，孤一直在開海呀。自孤監國以來，放鬆了海禁，新的《大明律》裏刪掉了《禁外藩交通令》，海關都設了十幾座，現在大明的海貿越來越興旺，卿怎麽還讓孤開海？”

  關守箴道：“監國，雖然大明現在已經實際開了海。可太祖時期，在許多沿海府、州、縣刻了關於禁海令的石碑，因為是太祖所立，無人敢拆，民間對開海仍有疑慮。臣的意思是請您下令拆除這些石碑，並正式頒布鼓勵開海的法令”。

  太祖朱元璋立法嚴禁私人出海，連三桅以上的大船都不許造。違者，重則處斬，輕則充軍。因為這法是太祖立的，後麵的皇帝，雖然有時候也放鬆海禁，但都是偷偷地放開，公開場合從未承認。

  聽關守箴說完，朱亨嘉明白了，關首輔是想讓自己給海貿商人吃一顆定心丸啊。沒關係，小事一樁。不就是拆幾塊碑，再頒布條鼓勵開海的法律嘛。太祖不許改的東西，孤改得還少嗎？別的不說，光這《大明律》，太祖說不許擅改一字，孤改了估計一萬字都有。

  “關卿所言甚善！從今日起，各沿海府、州、縣，立即拆除禁海碑。孤還要立一條鼓勵開海的法令，名字就叫《鼓勵與外藩交通令》，也在沿海各府、州、縣立碑，鹹使之聞”。

  朱亨嘉想了想又道：“不過一定要讓沿海的官員向海商們講清楚，他們做海貿，我們鼓勵，但是一定要老老實實繳關稅，從海關出入，絕不允許走私”。

  諸臣聽了朱亨嘉所言，暗暗欽佩。太祖立的碑，二百多年，無人敢拆。這位王上好氣魄，說拆便拆！一想，也是，人家本來就不是太祖的嫡係子孫，乃是太祖他哥朱興隆的後代，自然不把太祖的話當回事。

  大明崇禎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監國靖王下令沿海各府、州、縣，拆除禁海碑，改立開海碑。碑文曰：“監國靖王敕諭沿海各府州縣：海外通商，互通有無，實利國利民事耳。各地官民人等，不得阻撓。欽哉特敕。監國靖崇禎二十四年玖月”。

  “關卿，汝說第二件事，要取消茶引，卻是為何？”

  大明朝沿襲宋、元舊製，對茶葉實行專賣。官府在各產茶州、縣設立官辦茶場，茶商隻能在官場買茶，繳納百分之十的引稅，然後官府發給茶引，憑此引販運茶，可免除過稅。茶引，類似後世的購貨憑證、納稅憑證和運銷執照三合一。

  “監國，茶葉和鹽不同，生產較易。民間產的私茶數量，甚至超過了官茶的數量。這些年，戶部收取的茶課越來越少。太祖時，茶課有六十二萬鈔，現在每年不過數萬兩。臣以為，既然民間的私茶難以取締，不如索性放開，允許民間製茶販茶、設立茶場。取消茶引專賣製後，官辦茶場所產的茶葉，發往邊關各茶馬司，直接和固始汗換取軍馬。私辦茶場，則收取實業稅。如此，既可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也可以得到大量的戰馬”。

  太祖搞茶葉專賣，並不是為了那點茶課。而是想用這些茶葉，通過茶馬互市，交換戰馬，以及使用開中法補充九邊軍用。《明史·食貨誌》記載：茶稅在立國初期為三十抽一，後來改為以茶樹抽稅，十棵抽一，衛所軍轄屬的茶樹十棵抽八。太祖狠，不允許茶戶保留一點私茶，稅餘之茶，低價賣給官場，雖然得到了大批戰馬，但赫赫武功下，卻讓無數茶農破產成為流民。

  朱亨嘉聽明白了：現如今私茶泛濫，茶葉專賣已經名存實亡了，幹脆取消專賣，直接向私茶商們征實業稅；恢複了茶馬互市後，與其將官辦茶場的茶葉賣給茶商，再用得到的銀子向固始汗買馬，不如直接用官辦茶場的茶葉向固始汗換馬。

  “嗯，關卿此策，老成謀國。便照卿說的辦，即日起，取消茶葉專賣，向私茶商征收實業稅。官辦茶場不再發放茶引，所產之茶全部用於茶馬互市”。

  “關卿，汝繼續說第三條，為什麽要取消落地稅？又如何簡化征收實業稅？”

  落地稅，是一種商稅之外的附加稅。凡商民貨物入鄉鎮市集者，無論貴賤多少，不管能否賣出，一應抽分征稅。

  這種稅，所征稅額雖不高，但往往重複征索，對商民苛擾極大。萬曆年間，蘇州抗稅事件的導火索就是一個瓜農到城裏的市集賣瓜，先被征了一次落地稅；賣完瓜，買了四斤米，出城的時候，又被征了一次城門稅，四斤米隻剩三斤，抱頭痛哭，被一個叫葛成的紡織工人打了抱不平。

  “監國，這落地稅雖然抽分不多，卻到一座大一點的城市便征一次，重複征收，十分擾民。更可惡者，此稅由各地官府征收，十分隨意，征上來十兩，入官庫的往往隻有一兩。征得少、民怨大，實屬惡稅。請監國除之”。

  朱亨嘉氣得拍了禦案：“征得少、民怨大！肥了貪官，苦了百姓，汙了朝廷名聲！這樣的惡稅，還留它做甚？今日起取消！”

  落地稅和城門稅一樣，都屬於過稅的一種。朱亨嘉覺得城門稅不利於貨物流通，在五年多以前的《明定國是詔》中已經取消了城門稅。現在又取消了落地稅，大明朝的過稅就僅剩下了海關稅、茶馬稅（陸關稅）、鈔關稅等幾種。

  人還是得有些本事！關守箴雖然拍馬屁不如孫金鼎，但是卻擅長理政。有此本事，方能坐穩首輔之位。

  此刻，朱亨嘉看關守箴十分順眼，“關卿再說一說如何簡化征收實業稅？”

  一提征收實業稅，朱亨嘉就頭疼。

  他在《明定國是詔》中，明確提出要鼓勵實業發展。新辦實業三年免稅，三年後按盈利的十分之一征收實業稅，又鼓勵錢莊借貸給實業主。

  一晃，《明定國是詔》頒布五年多了，民間的手工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廣東、湖廣的紡織業；江西的造紙業；廣東、海南的造船業；廣東、江西的陶瓷業；雲南、廣西的礦冶業??都欣欣向榮。出現了很多大實業主。

  可一向這些實業主征稅，得到的答複，往往都是虧損。現行實業稅，是按利潤的十之一征收，人家都虧損了，沒有利潤，如何征稅？

  戶部不信，派各地稅官查帳。查不出來。這些實業主，幾乎個個都兩本帳。這個時代，可不像後世的大數據時代，生產多少、銷售多少，一目了然。除非賬房背叛了東家，否則根本查不出來。

  關守箴一笑：“監國，臣以為現行實業稅按利潤額征收，利潤不好界定，難征。不如換個法子，按實物來征。簡便易行”。

  朱亨嘉來了興趣：“如何按實物征收？卿給孤仔細說說”。

  “監國，臣以為可以像征茶課一樣征。茶樹抽稅，十棵抽一，既簡單又方便。如此類推，對紡織業，我們可以按織機的數量來征，每張織機每年收稅銀三錢；陶瓷業按旋坯車數量征；造紙業按紙槽數量征；造船業，分規格，按造船數量征??”

  “嗯，卿的法子甚好，便造卿的法子來”。

  忽然，朱亨嘉想起了萬曆年間的那場蘇州抗稅風波，不由得麵有懼色，“關卿，卿剛才說對紡織業，每張織機年征銀三錢，會不會太高了？孤記得當年織造太監孫隆，就是因為每張織機征三錢的稅，被織工們打出了蘇州”。

  明朝的手工業，最發達的當數紡織業。

  僅僅蘇州一地，織機便多達萬台，工匠多達五六萬人。除了蘇州，鬆江、魏塘(今浙江嘉善)、山西潞安，亦是天下聞名的紡織中心。“南鬆江，北潞安，衣天下”。

  萬曆二十九年，內監孫隆充任蘇州稅監，他勒令除已征稅外，每機加派白銀三錢，絲織品每匹加銀三分。幾千織染工匠在葛成的帶領下，高喊“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硬是把孫隆打出了蘇州城。

  “監國，一張織機每年征三錢的稅真不高。一張稅機一年至少六兩銀子的利，經營得好，一年十餘兩亦是可能”。

  “不高？不高怎麽還激起民變了？”

  關守箴笑道：“無論是葛成事件，還是後來的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事件，身後都有江南士紳的影子。江南的士紳，勢力極其龐大，是織戶背後的東家。朝廷想征他們的稅，他們自然要慫恿織工們鬧事。廣東、湖廣的士紳，勢力遠不如江南士紳，每張織機年稅三錢，不會激起民變”。

  原來如此！朱亨嘉恍然大悟，不過他還是有點不放心，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啊！

  “關卿，孤看這樣，咱們先少征一點，瞧瞧成效。這樣吧，每張織機，每年先征收二錢銀子。看看百姓的反應再說”。

  “臣謹遵聖命”。

  君臣之間正議論著國家大事，忽聽內侍報來：“稟監國，江西八百裏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