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事當然要有人幹，”乾隆道：“但不能再用這個尚虞備用處的名號了。”

  “那你的意思是？”吳波問道。

  “它畢竟不是國家法司衙門，卻有搜查、捕拿、羈押、問案的權力，說到底就是和明朝的錦衣衛、東廠西廠一樣的特務機構，拿不到台麵兒上來。”

  “局麵危急時，采用這種辦法排除異己，打擊政敵收效最快。但國家的政局穩定後，這種法外之權還是越少用越好。”

  “當年朱元璋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曾經下令焚毀錦衣衛的所有刑具，將所押囚犯移交刑部，全部的案件交由三法司審理，錦衣衛就這樣被裁撤了。”

  “靖難之役之後朱棣奪了天下，出於現實的需要才又恢複了錦衣衛，又設置了東廠，後來朱見深又增設了西廠。”

  “以致於法外行權、宦官幹政的弊病愈演愈烈，一直伴隨著明朝亡了國。”

  乾隆喝了一口茶，接著侃侃而談：“經過九年的努力，咱們的權勢和聲望與當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再沒有誰能撼動咱們了！”

  “一邊三令五申的讓下麵的各衙門秉公執法，咱們卻在上麵視律法為兒戲，這不成。”

  “這幾年來，已經有幾個禦史上折子說過這事了，雖然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但無不是一肚子怨氣。”

  “不把這外名聲轉變了，你就是辦了再多的差事，為國家出了再大的力，也終究落不下好來。”

  “所以我想在刑部下麵設立一個輿情司，將衙門的匾額堂堂正正的掛出來。”

  吳波聽明白了，接茬說道：“既然這樣，這輿情司就不宜再設在雍和宮，不然終究脫不去粘竿處的影子。”

  “你說的對，”乾隆道：“輿情司的差事隱秘又特殊，不能和刑部衙門攪到一起，你留心找一處地方用來做輿情司的衙署。”

  吳波道：“既然劃歸了刑部，這應該是劉統勳的差事了吧？我再插手，怕不合適。”

  “劉統勳是個黑臉包公，剛直不阿，秉公斷案找他沒錯，但輿情司的差事他幹不了。”乾隆道。

  “這事我去和劉延清說，這輿情司還由你來兼管，他不過問。”

  “人員和機構上要做一些調整，把對內的力量削減一些，充實到對外事務上去。”

  “咱們駐歐洲幾個大國的公使館人員就快啟程了，你挑一些機敏幹練的人手補到這些人當中去，在外麵的力量要逐漸的加強。”

  “同樣，那些國家駐中國公使館的人員也快要到了，這些人明麵兒上是外交官，暗地裏都幹著刺探情報，竊取機密的勾當。”

  “你是一手執矛，一手拿盾，國外的要進攻，國內的還要防守。”

  “這些人披上了外交人員的外衣，做起事來更加方便了，對咱們的滲透也會越發的無孔不入，咱們要把這張網密密實實的織起來！”

  “處置這樣的事情還要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就容易引起兩國間的糾紛。”

  “所以，粘竿處改為輿情司後，你肩上的擔子不僅一點兒沒輕省，反而比以前更重了。”

  “話又說回來，任何時候打擊敵人才是最重要的，輿情司是堂堂正正的國家法司衙門，依律法辦案，任誰也挑不出毛病來。”

  “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出手時就不要犯嘀咕！把案子辦下來，依律法治罪，看誰還有話說？”

  “我明白了，”吳波道：“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先說到明處，粘竿處以前隸屬內務府，人員和支出都與吏部、戶部沒有關係。”

  “既然變成了刑部下屬的清吏司，就必然要有一些人到吏部記名，然後領正項的俸祿。”

  “但粘竿處裏這樣的人隻占少數，多數人是不能見光的，既然不能由吏部出票擬，自然也沒有俸祿可領，到時還得由內務府管起來。”

  “這是自然，”乾隆道：“你回頭擬個名單出來，有多少人可以去吏部記名的，就從內務府劃轉到刑部去。”

  “其他人統都編入內務府七司衙門，仍舊歸你掌管。”

  乾隆轉了話題：“今年在日本那裏的活動突然增加了許多，沒出什麽紕漏吧？”

  “大的紕漏沒有，”吳波道：“小來小去的有幾件，但都抹平了。”

  “日本德川幕府雖然閉關鎖國，嚴禁出海，其實派到咱們這裏來的細作也不在少數。”

  “有很多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誰也不會輕易的撕破臉皮。”

  “好，”乾隆道：“隻要不讓他們對明年的行動有所察覺就成。”

  “你再讓人放出風去，就說俄國在陸上敗給了咱們，為了防備他們心有不甘，串通歐洲的盟國對我澳省不利，新編練的海軍是準備去那裏駐防的。”

  “明白。”吳波道。

  公元1744年，清朝乾隆九年，日本是延享一年，在位的是二十五歲櫻町天皇，但他隻不過是擺在那裏供人們膜拜的牌位而已。

  自從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開設幕府，拜領征夷大將軍後，就開始了德川幕府對日本的統治，也稱為江戶幕府。

  幕府直接管理著全國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許多重要的城鎮，其他地方則由兩百多個大大小小的藩來分治，藩的首領大名必須聽命於征夷大將軍。

  此時掌控日本最高權力的是江戶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將軍，已經六十一歲的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統治者，在位期間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恢複鷹狩，尚武崇儉，開墾農田，穩定米價，使社會趨於穩定，人口也大幅增加。

  自1633年起，江戶幕府實行了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將所有的外國人驅離本土，在外的日本人也不得回國，私自出海或與他國進行貿易都要被處死。

  但因為有許多諸如生絲、綢絹、砂糖等物品對中國的強烈依賴，並沒有完全禁止與中國的貿易，但隻開放了長崎一處地方作為貿易的口岸。

  江戶幕府向來非常重視對中國情報的搜集，每當有中國商船抵達長崎後，即派遣“唐通事”向商人們詢問中國的近況，作成“唐船風說書”寄往江戶。

  這還隻是明麵兒上的，暗地裏派到中國來的自不必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