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的故事，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受到人們的喜愛。而在東方其傳播之廣泛，喜愛程度之深，可以說對東亞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在以中、日、韓這三國中，各家流傳的內容並非完全一致，這除了各國本土的文化特性以及民族屬性以外，關羽這個人物最大程度代表了這種喜愛的差異化。

  雖然中日韓都有關帝廟，但是真的把關羽當作神明來供奉的也似乎隻有中國人。在韓國首爾有兩座關帝廟，但遊客相對稀少，這兩座廟說起來也是因為中國人而修建。在當年萬曆年間抗倭援朝戰爭中，為了滿足明朝軍隊的信仰而專門修建的，韓國本土並沒有對關羽的信仰，當時的朝鮮國王宣宗迫於明軍的要求，在關羽誕辰日也務必盛裝祭拜，所以韓國對關羽的感情也比較複雜。

  三國的故事在日本戰國時代就廣為流傳，日本人會經常拿中國的三國人物與日本戰國時期的將軍們相對應，比如曹操對織田信長、德川家康對司馬懿、真田幸村對趙雲、上杉謙信對關羽等等，可以說是有曆史的熟悉感。另外近代小說家吉川英治根據《三國演義》改寫的《三國誌》小說，為現代日本人接受三國奠定了基礎。其主線以曹操為開始，以諸葛亮為終結，整體的基調是誌向宏偉遠大、傑出的人物在智勇中展現忠肝義膽。但對於關羽的描寫較為平淡，在日本也基本上沒有對關羽的信仰。

  在日本學者的眼中，中國的關羽信仰就顯得頗為有趣，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信仰，日本學者以第三人的角度從關羽身上看到很多中國文化流變所帶來的影響。現為日本三國誌學會事務局長、大東文化大學教授的渡邊義浩，對關羽的“封神”就非常感興趣，在眾多資料和對中國文化信仰的理解中，展開了對關羽的研究，並集結成《關羽：神化的〈三國誌〉英雄》一書。在書中以中國的《三國演義》和史實中的關羽為基礎，對關羽的武勇、義絕、顯聖、封神，小說中內容的虛構以及對華人關係網的影響等方向進行了解讀。

  《關羽：神化的〈三國誌〉英雄》[日]渡邊義浩著李曉倩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由史實到文學

  最早陳壽所著的《三國誌》中，關羽雖在排次上位列蜀將之首，但在當時相比較文士而言，武夫的地位並沒有那麽高，也沒有特別之處，對於蜀漢之臣陳壽而言，關羽隻是個武將而已並無特別。而後在劉宋裴鬆之的補注中豐富了《三國誌》的相關史料。對於關羽來說，當時已經無所謂曹魏正統還是蜀漢正統，因此補充的材料較為客觀，關羽的更多資料也被補充了進去，比如關羽愛慕呂布手下秦宜祿之妻，向曹操請求卻被橫刀奪愛的事也被記錄在內。

  可以說在正史《三國誌》寫成，及裴鬆之寫注的那個時代，關羽還是一名普通的武將，在他身上既有過人傑出的一麵，也有普通人的一麵，曆史什麽樣關羽就是什麽樣，並沒有摻雜其他東西在裏麵。

  後世的發展中，三國故事走向民間，在宋代親蜀漢、疏曹魏的趨向已經逐漸成勢。尤其是在南宋時期，當時人們將整個局勢與三國相關聯，南宋朝廷就好似以天下大業為目標的蜀漢政權，雖有雄心壯誌但偏安一隅備受欺壓。而將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看作是曹魏的化身，雖實力強勁但來路不正，沒有道義的支持隻靠武力的野蠻侵略。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整個社會的氛圍，就已經為三國這段曆史的民間形象定了型。而文學作品出現後，影響力更是成倍增加，關羽的形象此時已經被突出出來。

  《三國演義》的“嘉靖本”開篇，附有弘治七年蔣大器為之作的序，在序中闡述了曆史上“春秋大義”的重要性，點明了這部小說中突出的重點。在曆代版本修改中，清代的毛綸、毛宗崗父子批改過的《三國演義》，可以說是奠定了中國人對三國的基本認知，其中承襲著以朱熹所著的《資治通鑒綱目》為核心的價值觀，對三國的故事進行整體改造：曹操“奸絕”、諸葛亮“智絕”、關羽“義絕”這“三絕”成為《三國演義》對於人物刻畫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