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昭公六年（BC536）春，子產破天荒地將鄭國《刑律》鑄造在一尊鼎上，並將鼎置於太廟前的廣場上供國人閱讀研究。

  從周公製定《周禮》至今，《周禮》一直被周王室與各諸侯國視為憲法和聖經，而各國以此為基礎又製定了本國的刑律。

  當時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說法，但意思不是不能對大夫動刑（否則就沒有大夫被處死或流放了），而是說對大夫的行為用《周禮》來規範，對庶人的行為用《刑書》來規範。“禮”和“刑”是血緣製社會的特有產物。

  但是諸侯國製定出來的刑律並不對外公布。庶人不了解刑律內容，害怕觸犯之後遭到嚴厲打擊，隻好老老實實、循規蹈矩地做人做事。這樣就產生了君主大夫所希望的、“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效果；但是同時也發生了司法官肆意捏造、篡改刑律進行枉法裁判的事件。

  隨著土地開拓和兼並行為的日趨頻繁，人口流動性逐漸變得巨大，東周的社會關係已經由血緣製逐漸演化為地緣製。從前一個城邑中的原住民要麽為兄弟，要麽為舅甥；現在人們卻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的口音，擁有不同的風俗，也遵從不同的行為規範。一些人習以為常的做法，在另外的人看來就成為犯罪行為，人們為此爭吵不休，甚至發生血腥爭鬥事件。

  如此一來，以“家天下”和血緣製為基礎製定的周禮和刑律逐漸不能適應對新興社會的統治管理，來自各方的民眾迫切需要統一的行為許可和禁忌，在這種社會情況下，子產便開創曆史之先河，製定了中華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刑書》。

  子產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屬於激進的改革派。他從擔任鄭國執政官至今已經多次發布了出格的行政命令。國人首先咒罵他，而後嚐到了甜頭又開始讚美他；再次麵對新的政令則又開始咒罵他。

  子產受到最邪惡的詛咒是在前年秋天。當時子產增加了國人的軍賦，國人詛咒他說：“他的父親死在道路之中，他變成了蠍子尾來毒害國人；他將國家置於何地？子產不死，鄭國不寧！”

  大夫子寬勸他收回或者改變法令並注意自身安全。子產得知後說道：“怕什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且我聽說為善者既然決定就不能更改，所以才能成功。民心不可放縱，政令不可改變。《詩》說：‘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我不會改變的。”

  子寬見勸說無效，隻得歎氣退出，他對然明說：“子產根本沒理解我的意思，他的初衷是美好的，可是他的思想太激進、太超前了；不要說國人，就是一般的大夫也理解不了。況且如今到處都是胡幹亂幹的人，把激進的政令交給那幫連《大武》都能念出下流味道的歪嘴官員，國人又怎能忍受？

  然明也不住搖頭道：“我是沒品出哪好。子產發布苛刻的政令，其後果會造成大夫們貪婪無度；以貪婪製法，後果當然能想象出來。而且姬姓諸侯中應當是蔡、曹、滕先滅亡吧！惡法逼人而違背周禮。國氏應當是最先滅亡的吧？鄭國會先於衛國滅亡，政令逼人而無法可循。製定政令不依法而依內心所願；國民各有其心，誰還會維護公室？”

  子產公布了刑書後，圍觀的國人一連數日將它圍得水泄不通。公室內外反應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刑書遭到了保守的領主階級的猛烈抨擊，但是國人中的有識之士卻表示強烈歡迎。

  數日之後，國人對刑書失去了興趣，但是有位年輕人卻手持竹簡與筆墨，一絲不苟地將刑書抄寫下來潛心研究。這位年輕人就是華夏律師的鼻祖——鄧析。

  叔向聽說鄭國發生的事後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信，信中說：“我當初對夫子充滿了期待，但是現在卻改變了想法。先王考慮罪行之輕重進行決斷，從來不依據刑律，怕的就是民有爭辯之心。即便如此也不能禁止爭心，所以才用大義進行防範，用政令進行糾正，以周禮進行規範，以信用進行約束，以仁愛進行教導，建立百官以勸其順從，對敢於犯刑者進行嚴厲懲罰。

  “但是先王又唯恐上述方法不能奏效，又以忠誠進行教誨，以獎賞鼓勵行善，培養人們的專業技能使其擁有一技之長；用溫和的政令使用民力，嚴肅認真地對待人們的訴求，麵對國民要顯示威嚴，對犯刑者的判罰應當堅決果斷。而後還要尋求聖哲的執政者、明察的大夫、忠信的邑長，慈惠的老師，如此國民才可以服從政令而不會發動叛亂。

  “人一旦了解法律就會對執政者產生怠慢之心，並且尋找其中的漏洞而爭奪私利，而抗辯的依據恰恰就是刑書的內容！貪人如果僥幸成功、嚐到甜頭，就會不遺餘力地製造紛爭，到那時公室就會被無數貪人所包圍了！

  “古時，夏發生動亂出現了《禹刑》，商發生動亂出現了《湯刑》，周發生動亂出現了《九刑》；三種刑律的製定都是前世之人所作。君主大夫對其內容秘而不宣，隻在處罰罪犯時尋找依據。

  “如今夫子執掌鄭國，所發布的政令多為國人所指責，現在又公布刑書以引起國人紛爭，用此種手段安國安民，不是太難了嗎？《詩》說：‘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說：‘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照此去做，還需要刑律幹什麽？

  “民眾一旦知曉爭端，就會拋棄周禮而從刑書中尋找依據，夫子刻在刑書上的每一個文字都將引發爭端，亂獄之事盛行，賄賂也會橫行。夫子去世之時，鄭國也會走向衰敗吧？我聽說：‘國將亡，必多製（塔西佗也說過：“國家江河日下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時。”）。’說的就是鄭國吧！”

  作者之所以將叔向稱為“最後一個晉國人”，是因為他屬於維護君主權力、反對變革的極端保守派，與他相同的代表人物還有齊國的晏嬰、魯國的叔孫豹和叔孫婼、宋國的樂喜。但是無論保守派是否認識到社會正在發生劇變，舊的製度都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形勢，他們依然故步自封，拒絕變革。結果就在二十三年後，趙成的兒子趙鞅成為曆史上第二個公布成文法的人。叔向成為阻撓國內新興地主階級發展壯大的絆腳石、眼中釘，所以當他去世後，他的家族很快就被滅亡了。

  子產懷著複雜的心情讀完來信，又懷著複雜的心情寫了回信。他無意與叔向爭論，因為兩人代表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他無法說服叔向、就如同叔向也無法說服他。

  回信內容簡短，語氣堅定：“如同夫子信中所說，我沒有才能，不能保有子孫，但我為了挽救國家，不得不做出決斷。我既然不能遵從夫子的教誨，也不敢忘記夫子的恩惠。”

  五月，士文伯夜觀天象，見大火星（心宿二）出現在地平線上。他說道：“大火出現了；鄭國要發生火災了吧？大火星未出卻用火鑄造刑鼎，將存在爭奪的內容公之於眾，不發生火災還等什麽？”

  結果就在六月七日那天，新鄭發生了一起重大火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