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變法其實是要聚集全國之力才能有望成功的，到了國家命懸一線的時候，求存已是不易，若再談變法更是天方夜譚，隻是王安石在宋朝國力已顯頹勢的時候，就急匆匆進行變法，落個淒慘下場。

  這個結局太過慘烈，使得後世諸多政治家都是談“變法”色變，都是寧願維持現狀而不作改變，等到形勢已經危若累卵的時候，才不得不變法以求存。

  於是自宋之後，曆朝都陷入了一個死循環，變法可能加速國家衰亡，於是君主大臣就算知道國力已經顯得衰弱，也不敢貿然提出變法，隻是努力維持現狀，這是有力無心。

  到了國家末期，國家各項指標已經下降到一定水平，什麽吏治敗壞、軍隊渙散、國庫空虛都一一呈現出來，這個時候就算君臣上下一心變法，也隻是徒勞，這是有心無力了。

  而宋之後的朝代，奉行不輕易變法而求穩求存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明、清兩朝就沒有中途亡國而有南明、南清（雖然史上確有南明，但是南明隻存在了短短十八年，而且可以說是一直在清朝的追擊之下，曆史上大多不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朝代。）。

  奉行這個原則最成功的其實是清朝的嘉慶、道光皇帝，這兩個皇帝雖然在曆史上並不出名，起碼比起康熙、雍正、乾隆這幾個皇帝來說，存在感薄弱多了。

  但其實細究起來，嘉慶、道光兩人皇帝才是清朝的中堅，因為清朝自乾隆以後，國勢衰頹，在下坡路上飛奔，到了嘉慶初年，土地集中、經濟危機、吏治腐敗、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等問題集中爆發，統治者焦頭爛額，應接不暇。

  然而，這不過是曆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問題，嘉慶、道光兩任皇帝還麵臨著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來史無前例的難題——人口爆炸。

  按照後世根據一些史料統計，中國曆代的人口而論，清朝最多，嘉慶朝人口突破了三億，向四億關口邁進，到了到了道光皇帝執政時期，人口終於突破了四億，當時，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人滿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銳，勞動力出現了剩餘，由此造成了糧食供應的危機，饑餓的陰影籠罩著人民的生活，社會矛盾隨時可能激化。

  清政府隨即開展了鼓勵墾荒、推廣高產作物、嚴禁釀酒、限製經濟作物的種植等一係列政策，但是清朝畢竟是一個農業社會，並沒有完整的工商業，容納的人口始終有限，土地麵積無法擴大，人口增殖的勢頭得不到遏製，這些舉措都是治標不治本。

  盡管社會現實如此，但是嘉慶、道光以及此後的清朝皇帝創造了一個奇跡——當這個王朝已經注定了衰亡命運的情況下，他們硬是把這個王朝的生命周期延長至了1911年，此間，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長期衰而不亡，這難道不是一個奇跡嗎？

  而造成這個奇跡的原因，就是嘉慶、道光兩代君主沒有效法前代王朝，搞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而是把求真務實當成為政之道，推行了一係列的“實政”舉措。

  雖然這些舉措不足以使一個沒落的王朝的命運出現根本性的轉機，但是，他們把傳統體製的潛力挖掘到極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王朝的威信未倒，人心未散。

  這也是當道光王朝落幕，太平天國起義席卷半個中國的時候，士大夫階層沒有讚助太平軍，而是與清王朝站到一起；當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然後揮軍北伐的時候，北方的老百姓沒有熱烈地迎接太平軍的到來，他們至少在清軍和太平軍之間采取了中立立場；而漢族士大夫的代表曾國藩異軍突起，最終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的最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