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之法，由於執行之法紕漏頻出，最終法隨人息，王安石變法也被後世諸多人等認為是於國無益，反而是加速宋朝滅亡的推手之一。

  這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徹底激化了變法派與保守派的矛盾，使得“新舊黨爭”成為了宋朝的一個政治困局，每有新皇即位，便會引起一輪黨爭，宋哲宗即位如是，宋徽宗即位亦如是，直至宋朝滅亡。

  而宋朝的變法派和保守派也有了各自的專用稱呼，變法派被稱為“元豐黨人”，保守派被稱為“元祐黨人”，其中的黨爭循環大概是這樣的：每次新皇即位，都由太後垂簾聽政，宋朝的太後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都是喜歡用“元祐黨人”執政（女人天生是保守派？）。

  到了皇帝親政之後，大概是出於獨立自主的心理，都會完全跟之前的太後反其道而行之，大肆起用“元豐黨人”（“元祐黨人”和“元豐黨人”兩個名稱，其實也與王安石極有關係，王安石是在元祐元年四月去世的，元祐之前的年號就是元豐，故此這兩個名稱應該是以王安石的去世時間為分界點的。）。

  其中宋徽宗年間這種情況尤為顯著，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趙佶繼位，向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元佑黨人，廢除變法新政，九個月後，向太後患病歸政，宋徽宗正式執掌大權。

  宋徽宗執政第二年（1102年），改年號為崇寧，就是崇奉熙寧新政的意思，崇寧元年宋徽宗用蔡京為相，隨後宋徽宗令中書省進呈元佑中反對新法及在元符中有過激言行的大臣姓名。

  蔡京以文臣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範純仁、韓維、蘇轍、範純禮、陸佃等二十二人，待製以上官蘇軾、範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程頤等四十八人，餘官秦觀等三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共計一百二十人，分別定其罪狀，稱作奸黨，並由徽崇親自書寫姓名，刻於石上，豎於端禮門外，稱之“元佑黨人碑”。

  凡在“元佑黨人碑”上之人，子孫俱驅逐出京師，不許參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後來蔡京更是變本加厲，將章敦、曾布等一些與自己政見不合的變法派也列入“元祐黨人”名單中，使“元祐黨人”增為三百零九人。

  蔡京甚至蠱惑宋徽宗，將“元佑黨人碑”發各州縣，命各州縣仿京師立碑“揚惡”，使得全天下得知，讓司馬光、蘇軾等人蒙上汙名。

  最後蔡京更是喪心病狂，為了徹底消除守舊派的影響，向宋徽宗進言說元祐黨人中詩文流傳民間者不在少數，恐怕這些詩文會對百姓產生壞影響，於紹述先聖（宋神宗和宋哲宗變法）不利。

  宋徽宗聽信蔡京所言，下詔將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範祖禹《唐鑒》、範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文瑩《湘山野錄》等書籍的刻版，悉行焚毀。

  幸好民間尚有不少人將這些文集、書籍私下收藏保留，不然像蘇東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如此豪壯瑰麗的《浪淘沙》以及秦觀“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如此婉約感傷的《鵲橋仙》，就會與後人無緣了，肯定是華夏文化史上的一大損失。

  說起來，蘇東坡“一門三學士”（蘇軾、其父蘇洵、其弟蘇澈都是唐宋八大家）以及“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曾學於蘇軾門下，各有所長）都名列“元佑黨人碑”上，可見當時蘇軾的影響力真的是非比尋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