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的儒家學說，先經曆了漢代董仲舒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思想下，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等說法，以儒家學說容納諸子百家學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製神學體係。

  之後又經曆了宋代朱熹完善“理學”，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故此朱熹的哲學體係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並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經與主張“心、理合一”、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和客體的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辯論（史稱“鵝湖之會”）而形成。

  朱熹的“理學”，主要思想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而“理”的來源乃是“格物致知”，“致知”而後“行”，“知為先”、“行為重”。

  然後還經曆了明代王陽明完善“心學”，陽明先生繼承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

  因此王陽明認為應該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從“心”中得“理”後，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

  儒家學說雖然經曆這三名“巨牛”的改造和完善，不過始終沒有否定孔子這個儒家思想的源頭，孔子提出的“仁”、“禮”還是儒家思想的根基。

  “仁”為愛人之心，儒家以“仁”為本，其實就是以人為本，故此儒家方可稱為人道之教，“禮”為秩序，具體為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

  “仁”為“禮”源，“禮”為“仁”用，“禮”是由“仁”出發而生的，所有的“禮”被創造出來都是為了愛人、存人，如果一項製度或規範違背了這個原則，就不能叫做“禮”，最多叫做“法”而已，所有後世才有人說“禮”包含“法”，但是“法”不能包含“禮”，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說“法”隻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故此孔子隻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不說“己所欲之必施於人”，這是因為前者將別人看作自己，不想傷害，乃是仁，後者將自己替代別人，不容拒絕，近乎虐。

  由此觀之，似乎王陽明以“心”得“理”之道更近乎孔子當年所思所想，比朱熹“格物致知”之道更接近“仁”，難怪後世多推崇“陽明心學”，而對“程朱理學”多有詬病。

  “理”若無“心”，便失“良知”，這令我想到了後世一句著名的話，那就是“科學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

  這句話是說科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財富，理應為全人類服務；但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科學家的命運都與自己的祖國有著密切的關係，科學知識的運動也必須服務於自己的國家。

  說的也是啊，如果一個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成果，不能使自己的祖國得益，甚至不能使人類得益，那麽這個科學家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的科學研究是否合理了。

  這令我想起了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就是那個設立了“諾貝爾獎”的瑞典化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軍工裝備製造商和矽藻土炸藥的發明者，傳聞他就是由於後悔自己發明的炸藥被用於戰爭目的，殺傷無數人，沒有如他預期一樣造福人類，所以才設立“諾貝爾獎”，希望鼓勵更多科學家的發明創造可以造福人類，為其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