蔭補製度，既滿足了官員的特權思想，就是《三字經》裏麵的“光於前，裕於後”，光宗耀祖、蔭庇後人，又通過一些措施，防止這些蔭補任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蔭補的名額可以用到孫子身上，至於玄孫的話估計就等不到了，有蔭補特權的曾祖父早就掛了。）走到掌控朝政的高位上。

  由於蔭補製度的種種限製，許多有這種特權的官員都不會輕易動用蔭補權力，而是想盡辦法督促自己的子孫讀書，希望能夠學業有成，尋科舉正途任官。

  一來是蔭補任官，畢竟是非正途，多少都會引來同僚鄙視、嘲笑，甚至會被政敵作為攻擊的理由，一句“教子無方”就算不能一錘定音，也能造成不好的風評。

  二來是免得浪費名額，因為蔭補的名額，是可以用到期親（如果身亡，可以為你服喪的親戚，也就是說基本上九族之內的親戚都可以算上，而九族按照《三字經》裏麵的說法就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人之倫。”，這麽說基本上你所認識的父係親戚都可以算上了。）身上的。

  因此一來，就算有蔭補之權，許多人都是慎之又慎，不到自己子孫實在非是讀書材料，或者是屢試不第、蹉跎無功的地步，一般都不會動用蔭補權。

  再加上蔭補之權，還可以在自己死前用寫遺表的方式向朝廷申請，朝廷一般都會接納，不少人就會等到自己差不多壽終正寢的時候才留下遺表蔭補子孫。

  故此，自宋代將科舉製和蔭補製相互完善起來後，蔭補得官者就再難以左右朝政了，秦、漢、唐三個朝代都有世代任朝廷高官（最出名的就是袁紹所在袁家的“四世三公”，其高祖父袁安任司徒，祖父袁湯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親袁逢任司空，四代人裏麵有三代人任三公高位，這還隻是袁紹的直係血親，如果算是旁係，應該是“四世五公”，其曾祖父袁京的兄弟袁敞任司空，父親袁逢的兄弟袁隗任司徒）、父子相繼為丞相（唐代有過數例，漢代亦有，最出名的就是周勃和周亞夫兩父子了，兩人都是由武將轉任丞相的）的事。

  但是自從宋代之後，這種事情就沒有記載了，到了明朝的時候，受朱熹思想影響，世人對大臣重臣的道德操守尤其敏感，連內閣大臣的兒子鄉試中舉，也會被世人傳為舞弊（萬曆十六年既1588年，當時身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錫爵，其兒子王衡參加順天府鄉試獲得第一名“解元”，世人紛紛議論主考官黃洪憲是拍馬屁，有舞弊之嫌，隨之不少朝臣上表彈劾王錫爵，為平息物議，萬曆皇帝在午門外舉行複試，結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因為此事，王錫爵不允許王衡繼續參加禮部在京城舉辦的會試，直到萬曆二十九年即1601年，此時王錫爵已經致仕多年，王衡才參加京城會試，中了貢士，後來在殿試上更是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進士及第。）。

  甚至有名一代最出名的大奸臣嚴嵩，其在嘉靖皇帝的縱容默許下，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曆任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首輔（相當於丞相的職位），可謂權傾一朝。

  但是就是這種曆史僅有的權臣，其操作兒子嚴世蕃上位的時候，也不敢太過，先是在嘉靖十年靠蔭補將嚴世蕃送進國子監讀書（等於混個文憑），讀完書後授左軍都督府都事、後軍都督府經曆，後為京師順天府治中，二十二年升任尚寶司少卿，二十四年升任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嚴嵩再任首輔時，已經年近七旬，因其老邁還要日夜隨侍皇帝左右（輔助嘉靖皇帝修仙），無足夠精力處理政務，因此政務多與嚴世蕃商議，甚至有時候還讓嚴世蕃進內閣代其票擬（就是一班內閣大臣就某件事商討方案，估計有時候還要投票），由此得到嘉靖皇帝數次稱讚。

  再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嚴世蕃升太常寺卿，十月的時候“上憫嵩老，令子世蕃隨任侍親”，由此嚴世蕃代父參政，時人稱為“小閣老”，次年升工部右侍郎（工部第三把手），三十三年升工部左侍郎（工部第二把手，還不是工部尚書這個第一把手），八月，嘉靖皇帝詔加嚴世蕃工部尚書銜，嚴嵩上疏辭免。

  由此種種可見，科舉選官在曆朝曆代是多受重視，連一代名臣和一代權臣，都不敢輕易涉及其中，一個為了避嫌，硬生生將兒子的榜眼名次壓了十三年，一個寧願花二十年時間運作兒子上位，也不敢染指一絲一毫。

  究其根本，還是由於孔子當年所作所為，難怪後世有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