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所有君王的心理就是：我是整個國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角，所有人都要圍繞著我來服務，而整部“治國”的大戲，也要圍繞著自己這個主角來演。

  任何搶自己戲份的角色，輕則踢出劇組，讓其去演其它“戲”，重則讓其永遠消失，再也不能參演其它“戲”，而且大部分帝皇，都把導演、監製和編劇的工作都包攬了。

  帝皇手下的群臣，隻是其組建的一個名為“盛世明君”劇組裏的成員，每個成員都會按照帝皇的想法，設定一個角色，如果不按帝皇的設定去演戲，隻為落得被逐或被殺的下場。

  但是，這樣配合演戲是十分壓抑人性的，就如薛之謙《演員》裏的那句歌詞一樣：“該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視而不見，在逼一個最愛你的人即興表演”，有些時候，即使配合再好，在某些時候也會脫離設定，無法令帝皇滿意的，從而把“戲”演砸了的。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鏡人”魏征，他們兩人，一個以“從諫如流、氣量寬宏”的千古名君身份，一個以“犯顏直諫、不顧生死”的錚錚諍臣的身份，合演一出“君臣相得、臣死諫君相敬”的大戲十數年。

  更使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矣!”。

  這段話是魏征死後不久李世民說的，這裏麵的意思，可算是對一個臣子的充分肯定了，曆來都是死後哀榮之盛的典型。

  但是在李世民說出這段話的同年，李世民就手詔取消衡山公主與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約，還推倒了魏征的墓碑，據說還把墓碑上的刻字鏟平了。

  前後待遇如此懸殊，簡直是顛覆了李世民一貫英明神武的形象，就算是後來的諸多史學家，都沒有人能為李世民將這件事圓過來。

  而這件事，也和“玄武門之變”一樣，成為了李世民僅有的幾個汙點之一。李世民為何甘願在史書上留下汙點，也要如此對待魏征？

  究其原因，史書記載有三，一是侯君集與太子李承乾密謀造反，失敗被論罪處死，而侯君集是魏征推薦給李世民的；二是太子左庶子杜正倫，負責教導太子，太子竟然謀反，顯是教導失當，於是杜正倫被罷官流放到驩州（如今的越南境內），而杜正倫又正是魏征向李世民舉薦的；三是魏征死後，李世民得知魏征多次上表獻諫，都會拿自己前後的諫辭給史官褚遂良觀看。

  李世民就拿前兩件事做文章，說魏征事涉太子謀反，舉薦人才有誤，故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懲戒。

  但是這個理由其實頗為牽強，曆朝曆代都沒有這個例子，就算是司馬遷受李陵牽連受了宮刑，也是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好話，惹怒了漢武帝劉徹所致的，從來就沒有因為被舉薦人犯罪，而牽連舉主這樣的例子啊。

  就算到了二十世紀，這樣牽連也是不現實的，如果這樣搞，就不會有人負責人事，所以後來有些研究這段曆史的人，都說這個理由並不是李世民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作懲戒的真正原因。

  反而是最後那件不能清楚定罪的事，才是李世民這樣做的真正原因，因為魏征把自己對李世民的諫言拿給史官褚遂良觀看，按事實來說並不是什麽罪過。

  但從李世民那邊來看，魏征這樣做，有點借李世民的皇帝名義做文章，以求自己名留青史的意思，就猶如後來的明朝文臣“騙廷杖”一樣，是有點貶低皇帝提升自己在民間名聲的意思。

  所以後來明朝的皇帝也不上這當，罵就隨便讓那些文臣罵，絕對不打他們“廷杖”了，而李世民遇到這種事，估計也是惡心得不行，才會出此下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