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庭，孩子可能更親近媽媽，可是在花姐家，圓圓喜歡爸爸遠遠多過喜歡媽媽。

  辭職回家之後，大黃把原來花嬸的房間收拾了出來，拾掇成了一個木雕工作室。往後，他的絕大多數時間，就是在這小小的工作室裏度過的。圓圓也喜歡待在這裏，她喜歡看爸爸聚精會神雕木頭的樣子。但大黃並不總讓她如意，圓圓有作業要寫，而工作室的光線並不好，圓圓總被趕回她自己的房間裏去。

  她總是想方設法進來“騷擾”爸爸，一會兒給他端杯水來，一會兒塞一塊糖果進他的嘴裏。

  時間步履不停，圓圓一天天長大，歲月的痕跡也逐漸爬上了大黃的麵孔。長期的伏案工作還帶給了他頑固的頸椎和肩周問題，以至於他總得時不時用長滿厚厚老繭的手捶捶這裏、敲敲那裏，而他的貼心的小棉襖也會盡己所能地幫爸爸緩解疼痛。

  一眨眼，圓圓小學畢業了。

  在去哪所中學就讀的問題上，花姐和大黃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作為一個經過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經能獨當一麵的手工藝者，大黃並不迷信文化程度。在他輾轉各個行業隻為討口飯吃的年代，他見過各式各樣的活法，他絲毫不覺得無法出口成章是什麽丟臉的事情。在他看來，做事情，一件一件，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做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文憑，又能說明什麽呢？

  實際上，塗大師已經在自己的工作室裏擺上了專門的櫃子展示大黃的作品，而且還不遺餘力地向那些求購者推銷大黃——大黃已經是塗大師名正言順的繼承人，是業界小有名氣的新星了。大黃的成就，無疑最能證明“讀書並非唯一的出路”。而且，圓圓喜歡木雕啊，她那麽喜歡看大黃工作。大黃可以教她，未來讓她繼承衣缽，有什麽不好呢？

  大黃見過不少塗大師作品的求購者、追逐者。作為塗大師唯一的徒弟，他少不得被他們請去吃吃飯喝喝酒。這些活動，塗大師向來是不參加的，但大黃卻是無法推托的。說心裏話，他不喜歡他們。比起坐在山珍海味旁陪著笑，他覺得很多年前在小學的操場上清掃落葉，時不時幫孩子們把跑遠了的足球踢回去，更快樂。

  安安靜靜地坐在工作室裏慢慢地精雕細琢，時間就像瀑布一樣一眨眼就不見了。可是坐在觥籌交錯的餐桌前，時間卻仿佛不走了。在靜止的時間裏，還要調動臉上的肌肉做出笑的表情來，即使自己完全不明白在笑什麽。

  大黃對圓圓的希望，就是她能快快樂樂地成長。現在不要以後也不要，像他這樣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再說點什麽的話，那大概是一種關於職業的模糊界定。世界上有許多東西，必須要借助主觀來評價好壞的工作，比如畫畫、比如搞音樂、比如寫文章、還有他所從事的木雕工作——精美與卓越之間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對作品的評價是“好”還是“非常好”，要看有沒有人追捧，所以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創作者處世能力的影響。

  但是世界上一定也有可以完全客觀評價的工作。雖然大黃對別的領域知道得不多，但是，在他看來，比如說醫生、工程師、設計師應該就是這樣的行業。大黃希望圓圓長大以後能從事這樣的工作，隨心所欲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不必浪費精力在不必要的複雜關係上。

  當然，職業的優先級遠遠低於圓圓的喜歡。隻要是圓圓喜歡做的事情，爸爸都一概無條件支持。作為一個疼愛女兒的爸爸，最重要的是她開心。能自食其力、開開心心地活著，就夠了。

  花姐的想法，顯然完全不同。她倒不介意女兒未來是成為畫家、作家，還是設計師、建築師，或者律師、醫生、教授。這些都不是她在意的問題，她隻在意一點——那就是圓圓要去上最好的中學、最好的大學、以後的工作是坐辦公室，是光鮮亮麗的，能讓她臉上有光。

  豇豆鎮上隻有一所中學，隻有初中部，沒有高中部。這所中學曾經包容了花姐不上進的中學時代，而今卻被花姐狠狠地蓋上了“差學校”的戳。它確實不是什麽好學校，很普通的、因為需要而不是因為理想而存在的公立學校，很按部就班的、懶懶散散的教職員工，它連個省重點都不是。

  所以，當大黃說起讓圓圓就近走讀，吃住仍在家裏的時候，花姐提出了尖銳的反對意見。按照花姐的話說“那鬼地方前門全是飯店，後門全是網吧，連個書店都沒有”，“在那兒不學壞就怪了”（在這一點上，她自己倒是頗為“以身作則”）。花姐堅持要圓圓去冬瓜城的“省重點”就讀，雖然那兒也不能初中直升高中，但師資力量、教學設施肯定要好得多。

  “可是圓圓還太小，讓她住校我不放心啊！”大黃憂心忡忡地說。

  “那沒辦法，現在的孩子都得早早開始鍛煉獨立生活能力。”

  “在家附近讀完初中，高中再去城裏住校不行嗎？”

  “不行！那時候就晚了，基礎一旦落後，想追上去就難了。”

  大黃被說得啞口無言，見他這樣，花姐的口氣也軟了：“到時候我們可以經常去看她呀，周末也可以接她回家。實在不行的話，到學校附近租個房子陪讀也行呀！”

  花姐的話說得有理有據，而且斬釘截鐵。以她一貫“一家之主”的作風來看，圓圓要離家“遠征”這件事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做決定容易，實施起來卻很複雜。

  為了把圓圓弄進名校，花姐和大黃費了大力氣。這個家庭已經家道中落太多年了，花姐的毛爸爸在世時的關係也早就指望不上了。而大黃的那些朋友尚還停留在赤裸裸的利益往來階段，為了辦成事，隻好一趟一趟地跑，提著大包小包的禮品托關係，用金錢搭建速效的辦事通道。

  花姐有殘疾，一直以來都不喜歡拋頭露麵。大黃呢，雖然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但也被逼得無可奈何，隻好承擔了主要工作。絕大多數時間，他們隻是送出了禮品，再被像皮球一樣踢給下一家，再送出去一份價值不菲的禮品。他們像被一層一層剝掉殼的竹筍，那些脆弱的殼是花姐一個餅一個餅、大黃一刀又一刀慢慢搭建起來的。

  雖然道路曲折，但圓圓勉強得以在重點中學有了一個座位。

  然而開學之後，他們才得知還有一個叫“學籍”的鬼東西，如果沒有學籍，就隻能算是“借讀”，到時候還得回到學籍所在地去參加考試。十年寒窗苦讀，隻為一朝考個試——要是因為考試前輾轉奔波影響了發揮，那就太不值當了。

  大黃這一輪的奔波才剛剛結束，花姐又下達了最新的指示，無論如何都要搞定圓圓的學籍問題。而她唯一的戰士，大黃，隻能隻身再次殺向迷霧遍布的征途。

  等到學籍的問題也搞定了之後，花姐剛剛流下了欣慰的淚水，而一旁的大黃因為急於告訴花姐這個好消息而一口氣跑回了家仍然在大口喘著粗氣。就在這時，電話響了。是圓圓的班主任打來的，因為圓圓的單元小考一塌糊塗，所以班主任提出要和做父母的談一談。

  花姐和大黃又趕緊往學校殺去，戰戰兢兢地敲開了教師辦公室的門，一眼就瞥見自家的寶貝女兒坐在椅子上抽泣。大黃一個健步衝過去，就把寶貝女兒攬在懷裏隻顧著問“怎麽了？怎麽了？”，倒是花姐還記得去跟老師打個招呼。

  新決定是陪讀，馬上開始找房子、租房子、搬家。花姐他們下手晚了，離學校近的隻剩下特別貴的大房子，他們負擔不起。隻好找了個離學校遠的小房子，委屈圓圓每天上學放學多走點路。

  是花姐陪還是大黃陪，這又是新的問題。

  最初決定是花姐，她的生意反正也是流動的，在哪裏都能做。租的房子不遠處就是個大的農貿市場，一整天都擠擠攘攘的，而且花姐去轉了兩圈，沒誰買跟她一樣的餅——算是個藍海市場。刨去照顧圓圓飲食起居的精力，要是有閑工夫，她還能再找個學校門口擺擺攤，附近的小學校可不少。

  其實，一開始大黃是毛遂自薦的，畢竟這麽多年來女兒是他一手帶大的，交給花姐他也不放心。但他的木雕工具、半成品和作品需要一整個工具間來裝，租的那個小房子根本沒法同時容納他和圓圓兩個。

  為此，大黃隻好退讓了。這成全了花姐的私心——對於女兒和自己不親，她不是沒有感覺的。這番親密相處，應該會使她們的關係也變得更加親密起來吧——她這樣天真地想著。

  所以，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花姐帶著她的謀生工具們，放棄了熟識的路線、熟悉的老主顧們，為了女兒，殺上了新的旅程。她是能幹的，也是吃得了苦的，“老字號”韭菜餅的香味也是經得起考驗的，花姐逐漸在新的地方站穩了腳步。

  圓圓的學習成績也開始好轉。小學時，數學是她的強項，在小升初的考試裏拿了接近滿分的成績。可是，初中的第一次數學課的單元小考，她居然連及格線都沒有通過。數學老師，也是班主任，一開始對她是很抱以期望的，於是馬上聯係了她爸媽。

  花姐內心深處的想法是，女兒並非在“成績提高”，而是“逐步發揮出了真實的水平”。對圓圓，她總是這麽有信心，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圓圓都沒讓她真正失望過。

  初一上學期的期中考試，在80個學生的班級裏，圓圓考到了第15名，這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成績了。數學卷子最後有一道壓軸題，全班隻有3個同學答出來了，圓圓就是其中之一，她為此很是高興。

  但是，這些對於花姐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花姐已經在菜市場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在她旁邊開店賣包子饅頭的牛大六就有個女兒去年才參加了高考，因為一分之差第一誌願被撞檔隻好進了一個“破爛大學”。花姐可不願意自己有朝一日像牛大六那樣搖頭晃腦地歎氣。第15名？開什麽玩笑？必須得是第1名！3個同學中的1個？那怎麽夠？必須得是唯一那個！

  花姐發揮所長，把她聽到的“素材”添油加醋之後“傾倒”給圓圓。可憐的圓圓，以前還有爸爸大黃給她遮點兒擋點兒、插科打諢岔開話題，現在就隻能任由花姐的“人工降雨”砸在自己的小耳朵、小腦袋上。

  初中低年級時，學校每周上五天半課，周一到周五，外加周六上午。每周有一天半時間放假，周日晚上要返校上課。這並不完整的一天半時間，就是圓圓最快樂的時間了。要麽媽媽會帶她回家，要麽爸爸會來看她們倆。在久違的家裏，或者在狹窄的出租屋裏，一起吃一頓大餐，拱進爸爸的懷裏撒撒嬌，就是她的快樂了。

  好不容易見到了大黃，花姐自然也會有許多的抱怨、許多的牢騷要傾吐，不過沒關係，圓圓在自己的耳朵上安裝了“選擇性透過膜”，就當做聽不見那些話好了。

  就是這樣，三口之家的關係實現了表麵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