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後的生活歸於平靜，花姐和大黃各司其職，一個負責賺錢養家，另一個負責持家育兒。至於圓圓，她就負責一天天長大。

  正所謂，和平年代隻要一天天過下去，日子總會越來越好的。人生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隻要無病無災，越往後總是要越富裕的。

  對於花姐、大黃、圓圓這個三口之家來說，這一點是再明顯不過了。

  花姐的餅攤雖然沒有明顯的增收，但是卻從一開始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大黃也正在朝著能夠獨當一麵的獨立手工藝者前進。而圓圓呢，她仿佛昨天還是個嗷嗷待哺的嬰兒，今天就成了背著小小的雙肩包蹦蹦跳跳著從校園裏跑出來的小學生。

  在圓圓一天天長大的過程中，花姐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慢慢覺醒了。這種覺醒，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她把自己過往的人生一點一點串聯起來並從中總結出來的。一開始，她有疑惑，她想知道怎麽才能夠讓眼前這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不要像她自己這樣飽經滄桑，她想要那純真的笑容一直留在那裏，而不是被愁眉苦臉的表情替代，為此她需要找到一個答案。然後，她有了頓悟，當這個頓悟宛如火星一般出現在早已充滿瓦斯的房間裏時，一切，就都在一瞬間被點燃了。

  花姐想明白了，這麽些年來，她一直吃著沒有文化的虧，直到現在也還是隻能出賣體力過生活。而大黃呢，不用說文化程度也高不到哪裏去。雖然手工藝者的身份說起來並不丟臉，但他畢竟也隻是個當過小學校工的社會底層。

  從花姐一家搬上單元房的時候開始，她就漸漸留意到了，小區裏雖然也有幾戶像她家一樣的拆遷戶，但大多數本來就是城鎮居民。那些在企業、事業單位上班的，總是一副拽拽的樣子，哪怕是在她的餅攤前排著隊，也總是低頭摳手機一副對她愛答不理的樣子。花姐雖然總是笑臉相迎，但內心深處多多少少積攢了一些不滿，她覺得這都是因為她沒文化，因為她不能像他們一樣坐辦公室，她就是他們眼裏的“低下階層”，是不用被尊敬的，是不用被以禮相待的。

  這些小小的怒火點在花姐心裏，使她無比懊悔。自己在學生時代竟然被兩種爸爸——她爸爸毛大富和小麗的爸爸周叔叔——的表象迷惑了雙眼，竟然認為學習是無關緊要的事情，而她的父母竟然都不來糾正她的錯誤想法！如果她有著好成績就可以不讀中專不必淪落到做流水線，如果她有好成績就不可能被事故奪去了三根手指，如果她有好成績她怎麽會淪落到站在街邊賣大餅？

  人一旦有了什麽想法，他過往的人生經曆也好，現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好，人際關係也好，一切就都變成了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論據庫。說到底，人隻能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而總是對那些與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存在視而不見。

  很快，花姐犯了世界上所有女性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便是把自己未盡的理想強加在孩子的身上。心裏有了怨氣的花姐義無反顧地朝著這個錯誤大踏步邁了過去。

  從圓圓開始上學起，花姐就為自己設定了“虎媽”的定位。她總是在這個小女孩的耳邊念叨著“你是媽媽唯一的希望”、“你一定要爭氣”、“媽媽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之類的話。花姐一點兒也不像是花嬸與毛爸爸的孩子，因為她絕不苟同他們那放任自流的教育理念。不論是期中期末考試也好，單元小測也好，就連每天的家庭作業後麵的評語，花姐都看得很重。她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就算想裝模作樣地輔導功課都不知道該說什麽好，為此，她想出法子，在左鄰右舍裏認識了這個那個“文化人”——比如樓上的退休教師老太太，隔壁單元的在職教師年輕姑娘，而把他們變成了小女孩圓圓潛在的“家庭教師”。當然，為了這個目標，她需要付出許多經濟與精神上的勞動，這些辛苦，最後又變成了前麵提到過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短句子灌進了小女孩的耳朵裏。

  還好圓圓爭氣，從上小學開始成績就在班裏名列前茅。她的頭腦不笨，是一方麵原因。但這好成績，也和花姐不厭其煩的叮囑和監督密不可分。隨著圓圓的長大，花姐的碎碎念已經開始展現出了“升級”的趨勢，不乏“我每天起早摸黑賣餅子賺錢，一天下來累得腰酸背痛”這樣十分有畫麵感的內容——可見在陪伴女兒成長的過程中，她自己也“成長”了。

  說句公道話，花姐算是幸福的。圓圓十分乖巧聽話，大黃也對她言聽計從。因為長期在家工作，大黃不但承包了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等諸多瑣事，連送圓圓上學，接她下課，參加學校活動，開家長會也一律包辦了——就像他以前在小學當校工時一樣全能。花姐隻需要每天管好她的餅攤就行了，而且，隨著大黃收入的上升，家裏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小金庫也越來越殷實了。

  小孩子是單純美好的，因為爸爸照顧她更多、陪伴她更多，所以圓圓理所當然地更喜歡爸爸。而媽媽呢？總是在嘮嘮叨叨，總是一臉不高興，就算隻是想輕輕鬆鬆地吃頓飯，媽媽也總能找到理由罵完這個罵那個。就算拿到了自己很滿意的、還不錯的成績，回到家裏媽媽也總還是覺得不夠，要求“不能驕傲”，要求“更上一層樓”。對媽媽，圓圓更多的感覺是怕。

  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情，把花姐的怨氣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那是一個冬天的傍晚，花姐推著餐車，從學生們已經差不多都走完了的小學門口往她常去的菜市場走。這條路她幾乎天天都走，道路哪裏有坑那裏有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她走過早已熟悉的拐角處，發現一個穿著中心小學校服的小男孩坐在馬路牙子上。

  她認識那個小男孩，因為他經常在她這裏買餅子吃，一次買倆，當晚飯。花姐回想了一下，今天，他似乎還沒光顧過她。

  眼下，小男孩正佝僂著身子，抱著腿坐在看似幹淨的水泥麵上，一動不動的樣子怎麽看都覺得滿是疲憊。花姐把餐車的支架踩下來，走近去看那孩子怎麽了。

  掛著淚水的臉告訴花姐，他把家門鑰匙弄丟了，所以進不去了。和鑰匙一起弄丟的還有晚飯的錢，所以他到現在還餓著肚子。

  那你爸爸媽媽呢？

  爸爸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媽媽現在每天忙工作，很少在家。以前有外婆照顧他，可是去年外婆去世了。上個月保姆偷媽媽的首飾被媽媽發現了，就被趕走了。所以，現在每天都自己照顧自己。

  花姐很不忍心，所以決定請他吃餅。不過，剛剛在小學門口做的已經賣完了，隻能現場做了。

  就是這個決定，叫花姐吃了啞巴虧。呼嘯而過的城管車在她身邊停下，幾個五大三粗的像大狼狗一樣凶神惡煞的城管衝過來吼了她一頓，末了還把她的餐車拖走了。隻留下手足無措的花姐和早已嚇得哇哇大哭的小男孩在風中驚魂甫定、瑟瑟發抖。

  之後，花姐費了很多功夫才去城管局把餐車弄回來了。她為此交了一筆不小的罰款，另外，餐車被沒收還耽誤了幾天的生意，總之讓花姐損失慘重。

  這件事給了花姐兩個教訓，一個是，走在路上時千萬別隨便停下來做餅。城市是有規劃的，固定的事情需要在固定的地方做，要是不遵守規則，就會受到懲罰。第二是，別看她現在已經自食其力活得像模像樣了，沒文化的虧其實還咬著她不放。當然，她不會想，那些有文化、坐辦公室的家夥，時不時也是會收到一張違章停車或者超速罰單的。

  過了個把月，花姐又在相同的地方見到那個小男孩，他依舊坐在馬路牙子上，隻不過伸長脖子朝著她來的方向張望，一看到她，馬上就站起身跑了過來。

  “我把上次的事情告訴我媽媽了。她說讓我把這個給您。”

  這時花姐才注意到男孩手裏提著的紙盒子，紅豔豔、四四方方帶提手的紙盒子，是現在很流行的禮品包裝。

  “這是什麽呀？”

  “草莓。”

  “呀！這麽多草莓呢！草莓很貴的呀！”花姐想起前些天帶圓圓去逛超市，因為價格太貴，隻買了幾個。

  “沒關係，是我們家種的。”小男孩這樣說著，一臉自豪。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謝謝你，還有你媽媽呀！”

  “阿姨還要趕著去忙吧？那我就不打擾了。”小男孩彬彬有禮地告辭。

  “等等，你叫什麽名字啊？”花姐慌忙喊。

  “阿姨您叫我豆豆就行了。”小男孩莞爾一笑，伸手摘掉頭上的小黃帽，無比紳士地做了個彎腰行禮的動作。

  這一盒子草莓雖然彌補不了花姐遭受的經濟損失，但在情感方麵，多多少少叫她覺得舒服了一點。推著餐車朝菜市場走去的時候，她的腦海泛起一絲疑惑，對豆豆產生了一點好奇。他有著怎樣的家庭呢？他媽媽在做什麽工作呢？（那個時候，她完全不知道這個小男孩的爸爸與毛爸爸竟然曾經是重要的生意夥伴。人與人的關係，比之我們以為的，真的要脆弱很多。）

  身為母親的天性叫花姐把這個小男孩同自己的圓圓做起了比較，她覺得圓圓是幸福的。也許當天晚上，或者晚一點等她逮到機會，她就會把小男孩的可憐（或許添油加醋地）講給圓圓聽，強調她（當然是指她自己，還有爸爸大黃）給了她多麽幸福的生活。

  我們總是習慣於通過比較去告訴身邊的親戚朋友，他們有多幸福，以期在他們的腦海裏建立起對我們的感激之情。實際上，我們的目的很難奏效，他們隻會覺得我們喋喋不休。而且，我們也幾乎不會，通過比較去告訴自己現在有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