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爸爸不僅死了，而且還死得非常丟臉。

  他是出車禍死的，這本來沒什麽，世界上死於車禍的人多了去了。可壞就壞在，當時他的車裏還坐著一個比花姐大不了幾歲的漂亮女孩，而且是在他車裏的副駕駛座位上。車禍發生的地點，不在回花姐家的路上，也不在去那女孩家路上。毛爸爸是在夜色中通往冬瓜城的省道上失去了控製，一頭紮向了路邊的行道樹的。

  副駕駛座上的女孩是當場殞命，而有一身肥肉做緩衝的毛爸爸自己打了報警電話，但在到達醫院不久後就斷氣了。

  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甚至沒有人想到要聯係花嬸，她對於自己的丈夫在哪裏做什麽和準備做什麽，完全一無所知。事故發生的時候，花嬸和花姐都已經睡下了，對於家裏的頂梁柱毛爸爸，她們向來是放心的，天真地認為關於他的一切都是不需要她們操心的。

  古話說“死無對證”，但古話也說了“跳到黃河洗不清”。毛爸爸究竟有沒有外遇，這誰也說不清楚。流言蜚語倒是不少，譬如誰誰誰曾見過毛爸爸同那個足以當他女兒的年輕女孩在一起，譬如冬瓜城的某座酒店在事發前不久曾經接到某位“毛先生”的電話預約，而所謂的“毛先生”並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出現，等等。全都不是什麽好消息。

  痛失愛女的中年夫婦比花嬸大不了幾歲的樣子，那媽媽的眼睛仿佛自來水龍頭似的，隨時隨地一擰開關就能嘩嘩流下眼淚來。就連他們臉上那痛心疾首的樣子，也像是長在那裏似的那麽天然。他們看花嬸與花姐的眼神是矛盾的，有的時候像要噴出火焰來把她們烤化，或者下一秒就會衝過來掐住她們的脖子，有的時候又好像做了多麽糟糕的錯事隨時都會跪下來求她們原諒似的。

  那個時候已經是中專生的花姐心裏明明白白，死去的人一甩手，活著的人要受苦了。活著的人，當然包括她自己和媽媽，但那對宛如精神分裂一般的夫婦也應該被包括在內。

  毛爸爸是酒駕，血檢結果顯示他體內的酒精濃度接近醉駕的水平。保險公司少了很多事情，花嬸隻好把家裏的另外一套房子賣了來付賠償費，以免訴諸公堂。

  花嬸一貫心寬體胖，口頭禪是“天塌下來了有高個子頂著呢”。毛爸爸死了之後，母女倆知道了，天實際上是由毛爸爸頂著的。現在毛爸爸死了，天也就真的塌下來了。

  好不容易支撐到花姐中專畢業，工作卻不好找。花嬸到處托關係，能依靠的還是毛爸爸在世時的舊情麵。可惜她自己常年對丈夫的生意與人際關係都不怎麽上心，臨到有事了都不知道該找誰去。一個個地順藤摸瓜找來找去，別人看在是孤兒寡母的份上也就盡量幫忙啦，就算不幫忙也給指了條路，從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踢皮球。好在花嬸沒脾氣，多跑幾趟，多磨磨嘴皮子，最後終於給花姐找到份工作。那是工廠流水線“三班倒”的活兒，辛苦得要命不說，因為花姐是新來的，還總是被安排大夜班。加之花姐那從小養成的倔強勁兒，不怎麽懂得“親近”人，工頭看她很不順眼，時不時揚言他們這個生產線人手已經足夠了，要把花姐“扔出去”。

  去流水線上班讓花姐頭一次體驗到了沒文化的苦果，工廠裏不乏做文職工作的，時不時也提拔一些在職進修的。那些工作要輕鬆得多，但都與花姐無緣。她的文化程度決定了她隻能是個賣體力的，隻能拿自己當個機械手臂。在以前，她知道自己的爸爸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能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下來，她覺得文化是錦上添花的東西，沒有也沒關係。現在，在流水線上苦熬的一分一秒裏，她醒悟了，知道在業已成型的社會中，想要獲得一張入場券，再沒有比文化更靠譜的存在了。她很後悔以前沒聽老師的話好好把學習搞好，也很怨憤她的爸爸媽媽不早早把道理給她講清楚，然而，這一切，終究全都晚了。

  到了第二年，花姐總算適應了工作強度，方方麵麵也都順手了，人際關係雖說沒有從本質上變好，但大家也都接受她就是這樣一個不親近人的人這點現實了。然而，就在希望的苗頭出現的時候，卻出事了。有個疲勞過度的工友操作失誤造成了機械故障，花姐和另外幾個女工被卷了進去。肇事者當場身首異處，血濺三尺。花姐是傷得最輕的，損失了三根手指，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領了賠償的同時，也丟了工作。花姐和花嬸相對而坐，兩個都愁。

  認識的人給花嬸出主意，讓去福利機構尋求幫助。花姐也就去了，左看看，右看看，比她慘的多了去了，都還安靜地等著。她不過少了幾根手指，哪好意思在那待著。所以，填了姓名住址聯係方式，也就默默回家了——讓“等著”，不過是從此泥牛入海的委婉說法。

  坐吃山空終究不是辦法。花嬸把家裏的空房間收拾出來租了出去，好歹有些進賬，不過刨去房屋東修修西補補的開銷，也不夠母女倆吃飯穿衣，存款還是一天一天減少。

  租戶是個自己找上門來的精瘦的黃臉男人，個子還算高但是悶聲悶氣。這母女倆也是窮瘋了，把這樣看著就不好惹的家夥往家裏引。說起來不怪她們，房子實在太偏僻，周圍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好。別墅的所在地是當年毛爸爸挑選的地方，毛爸爸信誓旦旦地說一定會升值大賺一筆的。結果他死了這幾年，周圍沒有任何新的小區蓋起來，別墅區裏麵住戶倒是越來越少了，以往的“清淨”成了“冷清”。這裏距離任何一個工廠都遠，附近也沒有像樣的學校，就算她們把房租標得再低，也沒有租戶找上門來。所以，管他是黃臉還是紅臉白臉呢，隻要給房租就行。

  黃臉男人倒是從來不拖欠房租，這讓母女倆頗為欣慰。但因為他麵相不友善（胖人看瘦人，恐怕難免要有這樣的感覺），又不愛說話（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多半是從海闊天空或家長裏短的閑聊中開始的，一起侃大山倒好像是聚眾狂歡的一種），母女倆沒誰敢去過問他的私事。

  他是從哪裏來的？他是做什麽的？一開始，她們連這都一概不知。

  不知道並不代表不好奇，尤其是對於花嬸這樣失去了丈夫和閨蜜、連鄰居也越來越少了的中老年婦女。花嬸沒法不悄悄觀察黃臉男人（他在租房合同裏寫下的名字叫黃友餘，“黃”倒是襯了他的臉色）的一舉一動，因為沒有別的事來分散她的注意力。

  黃友餘出門回家的時間都很規律，他不開車，也沒有車，總是步行（花嬸真想跟蹤他，但又始終沒敢），而且從沒見他大包小包地扛過任何維生工具，幾乎總是空手進出。花嬸左思右想，愣是沒想出個所以然來。她覺得他是在固定的地方上著班的，可是他又實在缺乏那種學者的氣質。（對於學者的氣質，花嬸覺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麗的爸爸，那個周教授。）花嬸有時也會擔心，畢竟自己家裏有個雖然不是如花似玉，但也正值年華的女兒。擔心的心情加上好奇的佐料，使得花嬸不管什麽時候，都拿一分精力留意著黃友餘和他房間裏的動靜，時時豎著耳朵不放過一絲一毫訊息。

  就花嬸所觀察到的，黃友餘雖然獨享一個寬敞的大房間，但從沒帶女孩子回來過——這是花嬸對他感覺不錯的重要原因。他那樣正值壯年，恪守規矩本來就更難。花姐想到她的丈夫毛大富，明明已經過了中年奔老年了，還不是因為小女孩出了事。這使得她心裏越發給她的租戶黃友餘先生加了分。

  還有一次，花嬸在前院打理蔬菜，剛好瞥到黃友餘從一輛車上邁下來。車看著像是公車，白的，上麵印了字，不過花嬸分不出是什麽單位的。距離遠，字又小，花嬸眼神又不大好，不能怪她。

  要真是公車，搞不好黃友餘還是個公務員呢。可是左看右看，又覺得不像。要說像，隻能是城管這種自帶凶神惡煞感的。不過也說不定黃友餘是被抓的那個呢，但是抓完了還有坐車送回家這樣的待遇嗎？

  花嬸左思右想，想到腦殼疼，算了，幹脆不想了。

  剛跟自己說完“不想了”，在屋子裏轉了兩圈，思緒還是回到那位令人充滿疑惑的黃友餘先生身上來了。看來，不想，是做不到的了。好在還有花姐在，那拉著女兒討論吧，女兒是年輕人嘛，腦袋還是要好一點的。

  花嬸忙著琢磨黃友餘的日子，花姐也沒閑著，成天東奔西跑，就想再找份工作。她長得不好看，學曆又低，沒什麽專業技術，還是傷殘。哪個單位啊個體戶啊能願意用她呢？所以她力氣沒少出，鞋底都磨薄了，卻連個試用期都沒弄到。

  吃的閉門羹多了，花姐也心灰意冷了。尋思著自己倒騰點小買賣，多多少少賺點生活費。正巧花嬸來找她討論黃友餘的職業，一下子戳到了花姐的痛點上——一個其貌不揚的臭男人都有職業！花姐不好明著發作，陰沉著臉說：“他是做什麽的關你什麽事兒呢？隻要他按月交房租不就好了。你管的那麽寬，難道是要招他當女婿？”——話剛一說完，臉馬上就紅了，實在不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大姑娘該說的話。這都怪以前在工廠裏工友們都是這樣粗俗，外加如今找不到工作又實在令她心煩上火。

  為了掩飾自己的難堪，花姐趕忙把自己關於做點什麽生意的想法拿出來，跟媽媽商量。這下子，真真切切的煩惱替代了無關緊要的東西，母女倆誰也不比另外一個更輕鬆了。做生意總是要本錢的，存款就那麽一點兒，不敢拿來打水漂。況且做什麽買賣呢？花姐倒是會啥啊？

  哎，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