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不一定要是某個人，軍屯的‘地主’就是國家嘛，廷綸兄，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每回一說到九邊屯田，邸報上有些科道官就在那兒‘起隆煤堆’，要麽是在地域上作文章，說北方人懶，要麽就幹脆上升到族群之分，說蒙古家丁懶，反正就是把問題歸結到某類群體身上，我覺得這是不公道的。”

  吳惟賢認真道，

  “從周朝到現在，能為國家為朝廷產生主要稅糧的，無一例外都是私田，假設公田能維持一整個國家的稅糧供應，那實行井田製的周王朝就不該隻延續了八百年，想想周赧王最後死前是甚麽境地？債台高築，連攻秦的兵馬糧餉都要向富戶借款啊。”

  “當然了，太祖皇帝當年的出發點是好的，太祖皇帝將九邊軍田公有化，是想在養衛所百萬旗兵的基礎上令軍戶人人能有田種、有飯吃，但是這種土地公有化之後再平均分配的構想並不符合我大明的現實國情。”

  “這個問題跟種軍田的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是漢人還是蒙古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自己是南兵所以我敢說這句話，倘或現在朝廷下旨，把南人北人互相調轉了居所，讓軍屯的北人去江南種地，讓浙江的農民來北方耕軍田，結果依然是江南糧倉富庶、九邊軍屯崩潰，因為這根源就不在人身上。”

  “我將心比心地說一句，就九邊這軍屯國策，軍戶們跑了一點兒也不過分，暫且拋開其他不說，單單講交納稅糧，即使是豐年，軍戶們辛辛苦苦收了糧，先交國家的，再交衛所的，光一項公糧收下來就能讓軍戶月月無餘糧。”

  “衛所有甚麽事，樣樣都要軍戶出錢出力，三天一小派，五天一大派，樣樣有說法，樁樁有公文，想換掉軍籍去考科舉罷，且不說有沒有這份心力，多生的幾個兒子能不能不被當作‘餘丁’勾取應役，還得看衛所軍官臉色，即使我從前在浙江種田挖礦，也沒有過得像九邊軍戶這般一點兒盼頭都沒有。”

  倘或此刻穿越者朱翊鈞在此處，一定會立刻發現吳惟賢所講述的軍戶待遇，其實就是近現代的“三提五統”，隻是萬曆朝的浙江鄉民吳惟賢還不能想象一個國家能做到“徹底取消農業稅”這回事兒，

  “浙江的農民和礦工再怎麽不容易，起碼還可以盼著有一天攢足了錢也買上幾十畝田地當個地主，可是軍戶們勞作了一生，所得之錢糧都交給了國家和衛所，下一代還繼續要在同一片軍田上為朝廷勞動，子子孫孫都是公田的佃戶，連自己的一點產業都置不下來，這不就是朝廷用國策在趕人逃跑嗎？”

  “雖說浙江的土地都歸大官們所有，但是當私田的佃戶尚且還有致富的希望，公田卻是把土地上勞作的所有佃戶搜刮得一幹二淨，這條規律是恒定的，往前一千年是這樣，往後一千年也是這樣，土地集中國有化的後果就是朝廷作為最終的大地主剝奪掉小民的一切勞動成果。”

  “這種虧從前九邊的軍戶吃了一次，把太祖皇帝設定下來的屯田製給弄垮了，現在要是再教南兵吃一次，這薊鎮軍餉的情形隻會越來越糟，我雖然當過農民、礦工，但我絕不讚成‘平分公田’的這一套道理，這是反賊拉旗造反時才喊出來的口號，尋常年景下是行不通的。”

  陳蠶回道，

  “我就覺得種田是條路子嘛，分下來的田，白白荒在那裏，實在是太可惜了，倘或咱們都撂開手不種，大概沒過幾年，要麽是被哪家圈去了，要麽就是被山西、徽州來的商人拿去當商屯了。”

  吳惟賢道，

  “其實我倒巴不得被這田地被誰家去種了，若是商人們圈了地，他們並不敢役使軍兵，隻能花銀子雇工耕種，種出來的糧食一樣是交給戶部和運司衙門，咱們是得錢又得糧。”

  “至於邊將大族，他們為了穩定人心、豢養家丁，不敢對軍兵奴役過甚，說是說邊將侵占屯田，朝廷不也一樣向他們收稅？反正隻要種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種公田要盡心，這公田種了實在沒意思，我是不忍心讓大家去作這無用功。”

  卻不怪陳蠶和吳惟賢有如此一番言論，到了萬曆十六年，軍人自己種田自己吃糧在九邊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統”在無論哪個朝代都無法作為長久之計外，商人和邊將對軍田的蠶食也是造成這般局麵的一大緣故。

  實際上除了陳蠶和吳惟賢這種對軍戶能感同身受的營兵，能夠合法役使大明的邊將軍官也是樂見軍戶士卒逃亡的。

  正如吳惟賢所言，曆朝曆代能創造財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類趨利之本能，當軍官們發現逃亡的軍戶數額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時，他們反倒放棄了追補逃兵。

  雖然“勾軍”也是一筆能通過敲詐補償收入的合法來源，但是由於軍戶的處境實在太過艱難，自宣德、正統以後，不僅逃兵在跑，連從衛所派遣出去勾軍的官旗追補員也趁機跑了，於是將官們幹脆開始將逃亡軍戶拋荒下來的大片田土占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樣雇傭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種。

  這套土地國有化重新轉為封建私有製的曆史過程在戚家軍成立之前就已經在九邊完成了，在戚繼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認了這樣的事實，甚至給予了邊將軍官們和南方地主一樣的稅收待遇。

  雖然屯田減少的數量與邊將大族田地增加的數量嚴重不對等，但軍戶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農民工進城潮，九邊的軍田留不住人，對戶籍進行嚴苛控製的高壓行政手段又不複存在，朝廷對軍屯公田失去了管理辦法，無法逆轉人口流動的曆史大勢，隻得任由邊將圈地，希望以此緩解九邊的軍餉問題。

  商人比邊將們的顧忌當然多一些，他們起初並沒有參與九邊的國有土地私有化的曆史進程，隻是軍戶們在朝廷想出辦法前自己給自己取消了軍籍戶口之後，即使有邊將圈地耕種，但是九邊的糧餉缺口依舊隨著逃兵的增加而越來越大。

  這時候朝廷推出了開中法，商戶們隻要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就可以換取鹽引，合法售鹽，由於長途運輸耗費巨大﹐商人們為節省運力，索性就在九邊買下荒田，雇工耕種，以便就地入倉。

  這個方法到了成化年間被頻繁奏討鹽引的皇親貴族們破壞了，於是當時為戶部尚書的葉淇改革鹽法，令商人以銀代米，直接交納運司，待解入太倉庫中後，再分給各邊，此舉直接致使邊地鹽商紛紛內遷，商屯糧儲頓時大減。

  到了嘉靖、隆慶年間，國家財政又出現了新的窟窿，為了彌補九邊屯務，朝廷重新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因此陳蠶和吳惟賢此刻麵對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國有軍田，而是與之相去甚遠的商屯和民屯。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吳惟賢反對戚家軍自耕自種是站得住腳的，他雖然不知道甚麽叫“三提五統”和“農民工進城”，但是九邊軍戶的逃亡史已經向他證明了，在國有土地上的個人勞動回報率是極低的，個人勞動成果是要被集中剝奪的，人口流動和私有化進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見，假設曆史上的戚家軍能挺過薊州之變和渾河血戰，小韃子努爾哈齊在八旗挺進遼沈後宣傳漢人和女真人“糧食同吃，分田耕種”的政治口號是絕對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國有集體下的平均主義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沒有戚家軍的建立了。

  樸素的浙江鄉民吳惟賢用他樸實而有力的小農智慧繼續道，

  “世宗皇帝在的時候，寧夏那兒降了個蒙古人哱拜，聽說他原本是蒙古韃靼部的一個小酋長，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長，父兄都被殺了，這才率領部眾歸降寧夏官軍。”

  “後來他屢立戰功，朝廷便授予他寧夏衛都指揮使的世職，據聞他在寧夏站穩腳跟之後，手下即豢養了一支‘蒼頭軍’，可以說這個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種的主動意願是最強的，但是哱拜還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賞薪銀，放棄了自力更生耕種屯田，這是為甚麽呢？因為他要表達歸順之意嘛。”

  “同樣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個人都能做到大公無私，在不屬於自己的公田上為了一口吃的賣力耕種，假設產糧頗豐，那朝中定會有人疑心，為何九邊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給自足？這其中是不是有甚麽不足為外人道的貓膩？”

  “即使朝廷沒有這樣的疑心，九邊其他邊將心裏也不會覺得舒坦，南兵兩萬多人才來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邊兩百多年的軍戶逃亡全給否定了，這不就是在變相地說他們禦下無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興不明就裏地就下詔要求重新恢複祖製軍屯，那這軍餉不是更得無限製地拖欠下去了嗎？”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點也不懶，更不是甚麽蠢或者不聰明，他們隻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規章之內用最省力的辦法獲得最大限度的好處，前幾個月我讀邸報，見到上頭說皇上下令命雲南巡撫李材在邊地試種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說啊，就九邊屯田這種情況，朝廷推廣甚麽都沒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種子丟地裏就能自動長出糧食的神物，否則大家還是靠商屯和民屯開荒，靠朝廷撥下來的京運年例銀吃飯。”

  陳蠶聞言歎道，

  “道理是這麽個道理，隻是……說到底還是科舉太難，商人們可以靠盤根錯節的家族鄉裏供幾個讀書人去朝廷裏做官、專替他們說話，咱們南兵就不行，這麽多年真正做成文官的就一個葉子中，結果現在他兒子還是照樣從軍。”

  吳惟賢卻笑道，

  “不是咱們南兵不行，是這天底下的讀書種子本來就少，再說當兵的除了為錢，就是為了世襲封爵，希望自己兒子可以承襲世職，或是被朝廷封個蔭官，讀書科舉和在九邊當兵在大明本就不能兼顧，何況朝廷又那麽提防著武將。”

  陳蠶口中的“葉子中”即是“戚家軍”前後兩萬多人中唯一一位經由軍功步入文官仕途的將領葉大正，最高才做到正六品的延平府通判。

  但即使是一個文官中的正六品，葉大正被朝廷錄用時還有一個戚家軍絕大多數普通士兵都做不到的前提，那就是葉大正在投筆從戎之前就是國子監監生，他是先當了監生再立軍功，這才有了由軍功轉文仕的機會。

  而按照戚繼光當年在南直隸遴選士兵的方法，像葉大正這樣在科舉係統內本來就有補選文官資格的南兵將領在戚家軍中是少之又少。

  這也就是為甚麽在張居正倒台、戚繼光去世後，戚家軍在朝中的代言人竟然就此絕了跡，即使糧餉不繼，陳蠶和吳惟賢也很難在朝中找到一位願意替南兵發聲的文官，畢竟朝廷本來就不鼓勵這樣的人坐上高位。

  不過即使陳蠶和吳惟賢這兩位戚家軍南將發現了這樣的問題，他們對讓自己兒子讀書科舉成為文官這樣的事其實也並不大熱衷。

  因為大明有官階的實授武職通常是可以世襲的，不但公、侯、伯多數可以世襲，連衛所指揮使以下的武官都可以世襲，隻有五軍都督府的都督、都指揮使，需要軍功升任。

  所以一般像陳蠶和吳惟賢這樣有品秩的武官都不會想著要兒子去科舉，畢竟戚家軍中唯一轉升文官的葉大正的兒子最後也是靠武官世職得了一個臨山衛指揮僉事的位置，既然大明的武官世襲已經如常運作了兩百多年，又何必舍近求遠呢？

  在這種背景下，陳蠶和吳惟賢對於“將二代”李如柏的態度才顯得相當包容，事實上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戚家軍與世襲北地邊將的矛盾並沒有那麽突出，即使有矛盾存在，基本上也不是因為世襲。

  大明的武官人人都是世襲得來的職務，連戚繼光也是靠世襲才能獲得武將官職大展宏圖，反正人人都世襲，等於人人不世襲，既然自己不是將二代就要努力成為將一代，陳蠶和吳惟賢就是抱著這種想法看待轉遷文官的問題的。

  假設穿越者朱翊鈞沒有出現，那麽曆史最終也證明了，自葉大正之後，戚家軍中確實再也沒有出現過第二個經由軍功步入文仕的將領。

  “俗話說得好，解鈴還須係鈴人。”

  沉默良久之後，吳惟賢又開口了，

  “我看這餉銀發不下來，歸根結底還是皇上改革了馬政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