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柏心底裏願不願意替南兵說話我不好揣測，不過我能知道的是，倘或咱們南兵將領去他麵前催促，再被有心人傳出去，李如柏就是原本想替我們申訴，也會變得緘口不語。”

  陳蠶的雙手輕輕地覆在前衣補服的獅子圖案上，這個動作倒不是為了故顯驕矜，因為事實上到了萬曆十六年，周朝以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服製規定已經在九邊大小武官中徹底失效了。

  原本象征一、二品身份的獅子補成了所有武官身上的常服，普通得連官服應有的地位和權威也顯示不了了，李如柏如果現在心血來潮地去薊鎮三路南兵營裏巡視一遭，一定會發現自己至少在衣物上與基層南兵實現了同甘共苦的待遇。

  因此陳蠶此時的這個動作恰恰彰顯了他正貨真價實地為手下的基層士兵考慮著、思量著，畢竟獅子補在萬曆十六年的九邊一點兒也不高貴。

  有時候小兵犯錯受罰，往往獅子補衣不脫就直接捆綁起來挨鞭子，被穿著同樣款式同樣補子圖案的將官抽得滿地打滾，一會兒打完了，爬起來拍拍灰塵穿著獅子補常服繼續當差。

  一般這個時候，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誰也不會在一塊補子圖案上較勁。

  當然真較勁也沒用，大明所有官員的常服都是官員們按照自身品級所對應的款式自製的，到了萬曆一朝，整個大明都找不出幾個會製作五品及五品以下武官常服的裁縫了，所有武官都穿上了獅子補，獅子補也由此變成了最廉價易得的武官常服。

  陳蠶現在思考的就是怎麽在一個不能較勁的問題上較出勁來的問題，他指腹下的獅子補圖案正通過他手上的老繭告訴他，即使九邊人人都穿上了獅子補，也無法改變一、二品官員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溝壑與天塹，

  “南兵在外人眼裏本就是鐵板一塊，倘或我出麵去到李如柏跟前說項，到時如果撥下了款來，南兵的兄弟們都會衷心感激我為他們出頭，而非將它認作是李如柏的功勞。”

  “可要是沒撥下款來呢，南兵的兄弟們又會覺得這是李如柏在暗中作梗，借著朝廷有意打壓南兵，這種吃力不討好，成則無功、敗則有過的事情，李如柏又怎會憑一時意氣就輕易將它攬在身上呢？”

  陳蠶慢吞吞地道，

  “吳兄啊，你不要看李如柏是蔭官出身就覺得他蠢嘛，他也是跟著李成梁出過塞、上過戰場、殺過人、打過硬仗的嘛，他也是紮紮實實從密雲遊擊一路立下軍功才升到薊鎮西路副總兵的嘛。”

  “李如柏要真是紈絝子弟，他安安心心地躺在京城當他的錦衣衛指揮僉事不好嗎？他們李家一門十幾個子弟呢，也不缺他一個在九邊當將軍，再說了，四、五個月前我就聽說禦史任養心彈劾說李如柏貪淫跋扈，皇上不是照樣也把奏疏留中，沒有治他的罪嗎？所以說，李如柏必定是有兩下子的。”

  吳惟賢聽到此處，忽然笑道，

  “這是小道消息罷，皇上留中的奏疏，邸報照例是不傳抄的，怎麽你就知道得如此清楚？這一定是謠言。”

  陳蠶相當輕巧地“嘖”了一聲，回道，

  “都到了這節骨眼上了，我們之間就不要互相打啞謎了罷，都府報帖，報房賈兒，哪裏不能知道這些消息？當年戚少保於此處坐鎮指揮，督建古北口長城的時候，這石匣營城內不是還建過帥府嗎？民間邸報比官方詳盡，這不已然是慣例了嗎？”

  一般而言，朱批章奏從內廷傳出後，六科或通政司便會把這些奏章編纂或輯成邸報，在京的各衙門要想知道報紙的內容，或是派自己衙門的書手來六科廊房抄傳，或是由六科派人分別抄出，轉發各衙門知曉，外地官府則是在京師專門雇人抄報，以驛站傳送，各邊都府報帖上的消息便是由此而來。

  而到了萬曆一朝，京城出現了專門的抄報行，邸報一到官員手中，就會有同僚之間轉抄轉借以及親朋好友之間的借閱，京城以外的新聞業甚至更發達一些，出現了專門以此謀利的民間報房。

  民間報房為了營利，自然使出一切辦法苦心鑽營，通過各種渠道獲知朝報的內容，或是與京城官員的僮仆互通往來，或是派專人在發布新聞的衙門外蹲守，恰因有利可圖，民間報房對某些奏折的傳抄比正常的邸報還要快，甚至默認留中不發不應發抄的內容，也能出現在民間傳抄的邸報上。

  陳蠶和吳惟賢對民間報紙的強烈關注開始於萬曆十一年之後，這不單是由於他們漸漸識字識得多了，更要緊的一點，是他們發現朝廷的重文輕武使得武將在任何消息前都必須保持十二分的清醒與靈敏。

  對於陳蠶和吳惟賢這樣的中上層武將來說，沒有甚麽能再比讓他們確認自己對大明的認知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更令人高興的事了。

  因為他們的心底裏總是埋伏著一個假設，假設朝廷要預先犧牲一夥人，那先犧牲的必定是遭受著蒙蔽、愚弄或禁錮的那一批人，民間報房雖有訛誤，但那迅捷而穩定的消息來源總是能讓人讀來心安些許。

  與這件令人心安的高興事比起來，從本來就不寬裕的餉銀中省下些配給糧或者口糧給民間報房，也並不是那麽難以忍受得不合理。

  因此這裏陳蠶一道破，吳惟賢便很大方地朝他一笑，是為他們共同忍受這種高興的不合理的那種笑，

  “我就是在想，這‘貪淫跋扈’的一詞之中，究竟有幾分是真的？”

  陳蠶道，

  “即使都是真的，那也沒甚麽用，李如柏是絕對不會因為收了南兵的銀子就幫南兵去向朝廷討餉的，這一來，李如柏他並不那麽十分缺銀子，即使他從現在就開始遊手好閑、不務正業，李家在遼東的那些資產也足夠他吃喝不愁。”

  “這二來，禦史本來就彈劾李氏兵權太盛，咱們南兵和李家原本不是一條心，倘或李如柏特意為咱們出頭，那即使皇上不覺得有甚麽，禦史和科道官也一定會彈劾他借著朝廷撥給的軍餉刻意收買人心。”

  “所以不管是出於公心還是唯利是圖，李如柏都不會輕易為南兵開口，吳兄啊，這件事不是李如柏的問題，我一直很反對把朝廷疏忽所造成的後果歸結到某個人的個人品德上，這是另一種層麵的欺軟怕硬。”

  “李如柏雖然不是甚麽聖人，但是在其位謀其政，任何一個人在他這個位置上都會有這樣的考量，既然朝廷都會出錯，那我們也不能指望李如柏突然就被孔聖人附身了啊。”

  吳惟賢聽罷，靜默半響，隨後長歎一聲，道，

  “沒意思，真沒意思，廷綸兄，我感覺我上了當了，一開始我報名參加戚家軍，就是為了保家衛國之餘自己一家老小有口飯吃，現在保衛來保衛去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保衛的究竟是甚麽了。”

  陳蠶道，

  “噯，吳兄，千萬別這麽說，連想都不要這樣想。”

  吳惟賢歎道，

  “我說的難道不是實話嗎？在東南的時候我們跟著戚少保打倭寇、打海盜，結果幾年一過，原來的‘海盜’比原本追著他們打的人還有錢了，北上到薊鎮之後好不容易算是過了幾天安穩日子，結果張居正一倒，戚少保跟著也成了攀援行賄了。”

  “當時大家誇得多好聽，‘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結果人才一死，就落得這個下場，朝廷誇頌的永遠不是它想要真正讚美的，我想想是真覺得不值。”

  陳蠶道，

  “時局如此，抱怨甚麽都沒用，這萬一傳出去了，你我可都要成對朝廷心生不滿的反賊了。”

  吳惟賢頓了一頓，道，

  “廷綸兄，我覺得你這邏輯有問題，‘對朝廷心生不滿’怎麽就一定是‘反賊’了呢？”

  “愛國首先就是要愛人，愛大明首先就是要愛大明的國人，一個人如果口口聲聲說自己愛大明，實則幹出來的卻是損害大明國人利益的事情，那這種愛國，我直說了啊，就是一種‘偽愛國’。”

  “這種人愛的實則不是咱們大明國，而是一種集體式狂熱的盛大幻覺，在這種偽愛國者眼中，戚家軍隻有有仗可打、有功可立的時候是值得被他們去愛的，他們愛的是戚家軍給大明爭來的榮譽，是戚家軍這一整個強大的集體。”

  “而這集體中的個體，個體所遭受的痛苦與快樂，個體的幸與不幸，偽愛國者們是全然不關心的，他們非但不關心，甚至會為了維持這種狂熱的盛大幻覺，而反過來指責道出痛苦的個體是心生不滿的‘反賊’，並且肆意以愛國之名將這種指控扣壓到渺小的個體身上。”

  “我必須說啊，這種偽愛國者比真正的反賊還要壞上一百倍，我們當年跟隨戚少保去打倭寇，保護得是真正愛大明國人的普通百姓，而不是這種以愛國之名剝奪他人合法權利的偽愛國者，如果我們連自己權利之內的東西都無法合法爭取，那這些年的南征北討又有何意義呢？”

  陳蠶道，

  “道理是這麽個道理，吳兄，我是理解你的，但畢竟人言可畏嘛。”

  吳惟賢笑道，

  “這倒不然，我覺得至少在咱們大明，這種心懷叵測的偽愛國者還是比較少的，我覺得這朝廷欠餉的事要是真傳出去，真正愛國的普通百姓還是能諒解我們戚家軍的，如果有因此攻訐戚家軍之人，那這些人一定是裝成偽愛國者，以狂熱愛國之名，行極端齷齪之事的卑鄙小人。”

  “這種小人我不怕他，因為我知道任何一個借以愛國之名慷他人之慨，以此犧牲他人利益的小人最終都會遭受極其慘痛的報應。”

  “譬如假設有哪個小人今天說你我抱怨朝廷欠發軍餉就是反賊，那明天我就以誘殺作亂外虜為名，將這個小人推到長城外去當誘餌，他要不去我就說他是不愛國的反賊，這扣反賊帽子誰不會啊？隻要說一聲‘我愛國’，傻子都會嘛，對不對？”

  “總之，愛國的根本一定是愛國人，愛大明的目的就是要維護這大明國國人的合法利益，誰借以愛國之名反對這兩點，那這種人才是不折不扣、徹頭徹尾的大賊寇。”

  “依我看，這種‘愛國賊’甚至還比不上反賊，反賊都知道要損敵利己，而愛國賊比反賊更壞、更狡猾，他們的愛國之心隻發揮在挑剔、指摘以及欺壓和他們地位相等的普通人身上，他們是以損害國人同胞利益的行為來給自己的愛國牌坊添磚加瓦。”

  “這種人有甚麽資格能算是我的同胞呢？這種人如何能值得我們戚家軍豁出命去保護他們呢？倘或有朝一日我吳惟賢虎落平陽，被這種愛國賊指認為反賊，那我一定昂首挺胸地告訴他，我吳惟賢就是反賊，我反的就是他這種以愛國之名行攻訐之實的卑鄙賊寇。”

  陳蠶沉默片刻，道，

  “別總說這些喪氣話，要是實在有兄弟困難得過不下去，要不我想辦法給他們升升官？參將升不上，升個千總、把總的還能多領一份配給糧。”

  吳惟賢想了想，道，

  “算了算了，再升官那一整個南兵營都是千總和把總了，手下一個普通士兵都沒有，這千總和把總忙著指揮誰去啊？再說，現在升官的花樣也多，你一個人好心就罷了，隻是外人看來，便總會誤以為你是收了甚麽好處。”

  陳蠶揮了揮手道，

  “這怎麽說得？千總和把總早泛濫了，這個基層武官的名額早就不算甚麽新鮮問題了，原本朝廷規定每協的千總和把總加起來不過隻有六十餘名。”

  “而如今你去中協和東協看看，中協七百一十四名，東協六百一十四名，就連咱們西協也有五百五十三名，這個千總和把總的實際名額早就已經超出原來限製的十倍以上了，我再多加幾個也無妨，沒有名額就創造名額嘛，上麵的將官最對創造名額最是樂見其成了。”

  薊鎮南兵的基層武官和別處都不同，由於獨立建製和軍餉頗豐的緣故，將官往往將這些基層武官的名額視為奇貨可居，往往有了缺額不去補員，反而是坐吃空餉，即使要補缺額，也要看頂補者賄賂的數額，而不是去考較他們的武藝或者軍功。

  至於賄賂的名目種類，則更是花樣繁多，如果沒有缺額的話，將官更會唆使他人訐告坐缺，或者散播流言，想法設法使位置空缺，進而從頂補者那裏收取賄賂。

  這其實是晚明官軍中十分無奈又相當常見的一種邀餉手段，既然朝廷看重將官，人為製造貧富差，那將官為了穩定軍心，自然可以反過來利用官職創造二次平等。

  而且因為這其中的受益者數量實在太大，兩相一比較，陳蠶讓部下升官吃配給糧這件事就顯得沒那麽濫用職權了，畢竟人是活的，創造出來的名額是死的，人可以隨時挪動，名額一創造出來就一直能憑它收賄吃餉了。

  因此陳蠶能把話說到這一步，實際已然是賣給了吳惟賢一個天大的麵子了，倘或有一天朝廷派人來核查南兵營的基層武官名額，陳蠶作為“創造名額”的中層武將，定然會首當其衝地受到波及，而真正收受賄賂的高級武將卻不會因此受到切實責罰。

  吳惟賢當然不願意看到陳蠶自己一個人去冒這麽大的政治風險，聞言不禁便道，

  “可這到底也不是長久之計，千總和把總再好當，總不能兩萬一千個南兵個個都是千總和把總罷，咱們能不能再想想別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