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薊鎮，石匣營城，南兵公署。

  石匣南兵營中軍兼守禦所百戶吳惟賢，朝統領南兵遊擊將軍陳蠶絮絮叨叨地算賬道，

  “……咱們這樣算罷，隆慶二年，戚少保調任薊鎮的時候，前後兩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萬曆三年到萬曆五年，朝廷說要在薊鎮建立浙兵輪班製度，三年一換，在薊鎮設立了三個南兵營，一一對應薊鎮三協，都是單獨建製，兩班三路共招了一萬兩千人，加上隆慶朝的九千名浙兵，一共是兩萬一千人。”

  “一個南兵的工食銀為每日五分，以一月三十日來計算，折合下來就是每月一兩五錢，一年十八兩薪餉，再乘以南兵總人數，也就是說朝廷每年在薊鎮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萬八千兩銀子——你或許會說這沒算朝廷發給南兵的賞銀，但是朝廷的賞銀是按胡虜的人頭算的，上報的時候怎麽也不可能把兩萬一千個南兵都囊括進去……”

  吳惟賢這時說話有些隨意，並沒有對陳蠶以官職相稱，陳蠶卻也不生氣，薊鎮南兵的“單獨建製”包括南兵營的指揮係統，雖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個隘口和敵台，但統領的南兵並不是各路的軍事長官，而是受薊鎮三協各南兵營的直接管轄。

  而由於建製時的地緣和曆史因素，南兵營的各級長官，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組成，不但守備各敵台的千、把、百總等低階武官多係南兵選充，就連高階武官，比如對南兵營主官、參將的選任，都是由浙江人占據了絕對的多數。

  這種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營內部武官之間的關係顯得格外親厚，同鄉同城加上並肩作戰的經曆，讓南兵上下自然團結成了一派，此時的吳惟賢和陳蠶當然也不例外，

  “我就弄不明白了，朝廷何至於就出不起這三十七萬八千兩了？”

  吳惟賢露出一種迷惑而憤慨的神情道，

  “我大哥在廣東，來信同我說，兩廣、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賺的錢加起來就夠養好幾支戚家軍。”

  “即使不提那些海商，我聽說，皇上前陣子才又巡視了壽宮，這一座陵還沒修完，就花了兩百萬兩銀子，夠所有薊鎮南兵五年吃喝，就這麽大一個國家，哪裏省一抿子省不出這三十七萬八千兩？”

  “這軍餉欠了又欠，一開始是這個月發上個月的，接著就變成是這一年發上一年的，現在麽更不得了咧，直接兩手一攤說發不出咧，這不就是欺負咱們南兵是三年輪班製的募兵，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氣嗎？”

  “要換成衛所邊軍，或者哪個邊將麾下的私軍家丁，一個月不發餉就肯定甚麽仗也打不了了，要真欠上一年，衛所的屯軍和旗軍要麽早跑了，要麽撂挑子不幹了，私軍家丁要麽轉投他部去了，要麽就地嘩變了，你說說啊，九邊所有軍隊裏，是不是就數咱們南兵最溫馴最好欺負？”

  陳蠶聽了，一時囁嚅著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當然他的不知所措成分比較複雜，這一來，是因為他知道吳惟賢的哥哥吳惟忠確實人在廣東，吳惟忠是萬曆十一年的時候，跟著戚繼光調到南方去的，他在薊鎮的時候，論軍功已經升到了山海關參將，去廣東全然是由於受到張居正倒台的波及而導致的“明升暗降”。

  這二來，是因為南兵營是處於薊鎮原有的指揮體係之外的一個獨立組織，朝廷在設立之初，本就有意與原有的北兵體係相互區分，南將與南兵一向被看作一個整體，對上則受到朝廷派遣的總督、巡撫以及總兵官等人的節製。

  因此南兵拿不到的軍餉，南將也一樣拿不到，在欠餉問題上，統領南兵遊擊將軍陳蠶和廣大南兵的立場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吳惟賢可以放心地朝陳蠶抱怨這些話。

  “那也不能說是‘欺負’罷，‘欺負’這個詞用得太重了。”

  陳蠶沉默幾許，道，

  “北兵的待遇比我們差得多，不信你到外頭隨便找幾個其他軍鎮的北兵了解一下，據我所知，北軍月餉隻有糧一石，平均折色是六錢，就這一石糧的折色標準在各大軍鎮還不統一，最多的宣大可以折色七錢，最少的江東半島沿海衛所隻能折色二錢五分，朝廷在薊鎮養一個南兵的軍餉份額，放到江東半島可以養六個衛所旗軍。”

  吳惟賢接口道，

  “朝廷對南兵的要求是，‘年年如此，歲歲更番，務以三年為率，不許別有變更，若有變亂行伍，違誤戍期及赴他處投用者，則必得從重參究挐治’，既然如此，我怎麽能弄得清楚其他軍鎮的士兵究竟是個情形和待遇呢？”

  “再者，你這個比較方法也不對，薊鎮的條件能和江東半島的衛所旗兵比嗎？薊鎮守的是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四海冶，總共一千二百多裏，從北、東、西三麵包圍京城，再加上戚少保當年在長城沿線上修築大量空心敵台，理應算得上是九邊之中防守難度最大的一個鎮了罷。”

  吳惟賢所言非虛，朝廷之所以能不吝給予南兵厚餉，不僅是因為戚家軍嚴整的軍紀和強大的戰鬥力，更是因為薊鎮南兵南兵所駐守的敵台，基本上都是地勢狹隘、少見人煙的邊境，在這樣條件艱苦的地區還要長期的駐紮於此，對於遠道而來的南兵而言，不得不說是一種艱難的考驗。

  且到了萬曆十六年，薊鎮的南兵北兵加起來雖然已達到了十萬多人，但是平均分布到薊鎮的主要關口上，每個關口也就幾千人，兵力其實並不充裕，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吃緊的。

  譬如吳惟賢和陳蠶所在的薊鎮西路南兵的石匣營，其轄下最總要的關口，就是俺答汗曾經入關的古北口，而這裏的敵情相對於東路南兵和中路南兵尚屬較少，隻是一旦遇上敵情，後果便相當嚴重。

  也正因為朝廷倚仗於薊鎮南兵的守關能力，在戚繼光被調去南邊之後，薊鎮南兵依然能在名義上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建製和萬曆初期的豐厚待遇。

  隻是南兵們漸漸發現，這些待遇到了萬曆十五年以後，忽然變得開始越來越難以兌現。

  “那不跟其他軍鎮比，就跟薊鎮非南兵的烽軍比嘛。”

  陳蠶仍然耐心盡責地為朝廷做著思想工作，即使思想工作原本並不是他職責的一部分，不過大明的事就是這樣，總是能者多勞，他也習慣了，

  “烽軍負責的是點燃烽火、傳遞通訊，一樣也是要守長城，而他們的糧餉是上半年每月七錢、下半年每月四錢五分，尚不及咱們的一半待遇，可所承擔的任務與所處的環境卻與守敵台的南兵相差無幾。”

  “你要是實在氣憤不過，多想想烽軍嘛，烽軍要是因為朝廷欠餉就不幹活，看到外虜來了就鬧脾氣不點火，那京城早就淪陷給蒙古人了。”

  “再說了，雖然朝廷現在發不出軍餉，但是怎麽也沒有到了餓肚子的地步罷，朝廷早有規定，除了既定銀餉，長城的每座敵台之上都貯備餱糧十石，以備緩急時所需。”

  “銀子發不下來，敵台上的儲備餱糧總還是批得下來的，咱們耐著性子多對付一陣，總不至於一缺了銀子，咱們薊鎮的兩萬一千個南兵就都餓死了罷？邸報上那山陝、河南、山東一直遭災，動不動就一個省出現幾十萬饑民排隊領救濟糧，最後也沒見到處都餓殍遍野啊。”

  吳惟賢道，

  “可是咱們又不在山陝、河南、山東，就是這四個省都餓殍遍野了，我們在薊鎮也瞧不見啊，難道邸報上說那四個省沒餓死幾個人，就當真沒有餓死很多人嗎？要是沒瞧見的事兒就相當於沒有在大明發生過，那朝廷一連欠了薊鎮南兵幾年的軍餉，在皇上眼裏不就也等於根本沒有這回事兒嗎？”

  陳蠶道，

  “皇上肯定知道這事兒啊，我的意思是，之所以現在咱們南兵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是因為皇上有更要緊的事兒要處理，就比如說山陝、河南鬧饑荒罷，咱們這兒不發餉還能自己對付對付，饑民要真餓死一大片了，那不得造反了嗎？這造反的人一冒出來，朝廷又要調兵去打，又要給內地衛所官軍多發賞銀，幾次一折騰，咱們薊鎮南兵收到欠餉的希望不是更渺茫了嗎？”

  陳蠶講完這番話，自己也覺得自己有點兒冷血得不大對頭。

  其實薊鎮南兵也都是從普通百姓家裏招募來的平民子弟，要是他陳蠶當年沒有被招募到戚家軍中，浙江一鬧災，他說不定也得挨餓、逃荒、排隊領救濟糧，一不小心碰上地主、惡霸、猾吏，他說不定也得被搜刮敲詐到傾家蕩產。

  要是他陳蠶沒能立下軍功當上遊擊將軍，沒有領上朝廷名義上給他的那一兩五錢銀子，說不定朝廷派兵鎮壓的那些造反饑民裏也有他的一張麵孔。

  現在他陳蠶當上朝廷的武官了，一張口就替朝廷把發餉的次序都安排好了，替皇上把處理國事的輕重緩急都分清楚了，仔細一想，總有點兒飄忽的虛幻。

  畢竟他陳蠶和老百姓的實際差距也就是那名義上的每月一兩五錢的軍餉，要沒這一兩五錢的銀餉，他還真沒甚麽資格用這種自以為是的口氣替皇上說話。

  從這個角度來說，吳惟賢倒是比他頭腦清醒得多，薊鎮南兵理應比九邊的任何一支軍隊都需要朝廷每月發下來的那點兒軍餉，名義上許諾的待遇若是一直不能兌現，那戚家軍除開獨立建製之外，和普通老百姓的地位基本也沒甚麽差別。

  吳惟賢這時卻是籲出了一口氣，忽然喚了一聲陳蠶的表字道，

  “廷綸兄別總是為朝廷考慮，我這也都是為西路南兵著想，說實在的，你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到去吃敵台儲備餱糧的地步的，軍官都有朝廷額外分發的配給糧，我大哥在廣東還領著另一份軍餉，我家兩兄弟都當兵吃糧，就算在義烏老家有老母要贍養，怎麽都不至於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

  “我今日來尋你說這些話，著實不是為了我自己一人，我隻是覺得，一個人站在高處的時候總要為低處的人多想想，更何況，你我是靠自己爬上去的，並非生來就是站在高處的人，要是你我當了武官，就自以為高了一等，反過來欺壓曾經一起同吃同住、並肩作戰的兄弟，豈不是失去了當年為國從軍的本心？”

  陳蠶又沉默了起來，薊鎮專門分發給將官的配給糧也是由於朝廷格外看重薊鎮要塞而出台的優惠政策之一。

  朝廷一般配給薊鎮將官的軍糧，主要以粳米和粟米為主，而相比來說粟米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

  但是為了迎合南方人的飲食習慣，配給南兵將官的一般是粳米，配給北兵將官的是粟米或是粳粟間支。

  這項政策落到了實處，逐漸就演變成了朝廷須每月將軍官配給糧全部折算為銀兩後，連同月餉一並支付給將官。

  而根據萬曆十六年的薊鎮糧價，粳米每石能折銀二兩，粟米每石能折銀六錢二分一厘，因此即使朝廷欠了名義上那一兩五錢的月餉不發，陳蠶和吳惟賢僅憑這一項將官配給糧的優待政策，依然能活得相對瀟灑。

  在這一點上，後來滿清的八旗和此時的明廷倒是一脈相承，受朝廷虧欠最大的總是底層士兵或者包衣阿哈，至於這些虧欠能不能得到彌補，左右得看上頭有沒有人替他們向朝廷發聲。

  “我不是不想為我們同鄉的兄弟打算。”

  陳蠶思索片刻後開口道，

  “隻是戚少保不在了，即使咱們想向朝廷反映，也找不到渠道啊，你是知道的，總兵官盡管名義上尚居三司之上，但是無論是軍務、後勤還是詞訟，皆要與總督、巡撫，及鎮守太監共同商議才能做出決定，軍鎮總兵雖然相對於都司衛所有節製之權，可以文製武卻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製啊。”

  吳惟賢道，

  “我自然知道地方軍政一向是由‘三節帥’互相製衡，不過咱們先不提這些高官，我就想問問，職責僅為主管咱們薊鎮西路的李如柏李副總兵難道也不為被拖欠軍餉的南兵說句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