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或晚明的皇帝要組建一支天子禁軍，那希望就在禦馬監上。

  倘或司禮監與內閣對柄機要可稱為“內相”，那麽禦馬監與兵部及督撫共執兵柄，便稱為內廷“樞府”。

  從製度層麵而言，禦馬監不但在軍事上掌管內廷養馬勇士和四衛禁軍，可與京營分庭抗禮，在經濟上又控製著全國主要的牧場、皇莊、皇店。

  如果說駐紮京畿地區的京營，匯集了全國範圍內的驍勇精銳之師。

  那麽禦馬監節製的內廷勇士營和四衛營則可堪稱是精銳中的精銳。

  禦馬監在洪武朝設立之初，原本僅職掌“禦馬及諸進貢並典牧所關收騾馬之事”，在辦差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養馬、馴馬人員。

  而在當時諳習馬技者不是專業軍戶，便是內遷的遊牧民族，從而逐漸形成了一支頗具戰鬥力的養馬勇士部隊。

  這批禁軍既不聽命於五軍都督府，也不隸屬於親軍指揮使司，直接由內廷的禦馬監統領。

  這批禁軍在宣德年間的編製為三千一百人，故官名為“羽林三千戶所”。

  兩年後，又以此為基礎，充實京軍各衛養馬軍士及原神武前衛官軍，組編成騰驤左、右衛，武驤左、右衛，統稱“四衛軍”。

  景泰及成化時，京軍三大營被改編為團營製，騰驤四衛的勇士和精壯的旗軍被抽調，另外組建勇士營和四衛營，在四衛指揮使中挑選坐營官。

  兩營在弘治、正德時多達四萬餘人，後經多次整頓，定額為六千五百餘人，一直由禦馬監統領。

  既然被稱為禁軍，其戰鬥力自然難以小覷。

  在正統末年的“京師保衛戰”中，由禦馬監提督的四衛勇士、旗軍在彰義門主動出擊瓦剌軍，殺傷甚眾，建功不小。

  天順五年，曹吉祥及其養子曹欽在京師發動兵變，承擔平叛重任的還是這支由禦馬監統領的四衛營勇士及旗軍。

  而且最重要的是，禦馬監的存在，是皇帝唯一能繞過外朝，對親軍進行控製的直接途徑。

  雖然禦馬監所藏之兵符、火牌也須經過兵部、司禮監、兵科的簽發才能有效，然而禦馬監隸屬內廷，身份特殊，往往可以順利地通過上述的繁文褥節，迅速調兵通過各地驛站，無須額外的勘合。

  在這一點上，朱翊鈞有兩個直接的例子可以借鑒。

  譬如永樂年間，明成祖駕崩之際，禦馬監宦官海壽就是憑借這樣的特權，持遺詔從榆木川奔赴京師，馳告當時的皇太子朱高熾即位，避免了諸多隱患因素。

  再譬如明武宗在位期間，之所以每每能夠快速集結一定數量的部隊，屢次禦駕親征，同樣也是依賴於禦馬監內侍的持節調兵之權。

  有這樣一支兵士效死命、將領效死忠的內廷禁衛軍，理論上而言，足以抵抗各種可能發生的叛亂。

  而且萬曆皇帝的禦馬監太監理應是明朝曆代皇帝中忠誠度最高的一個。

  當年山西平陽府人李偉遷居北京之後，將長女送入裕王府為宮人的同時，還將三子李文鬆送入了宮中為宦官。

  萬曆皇帝登基之後，不但李偉本人獲封武清伯，李太後的三個弟弟也均被授予官職，李文全、李文貴俱升為左都督，李文鬆升任指揮使並進禦馬監太監。

  和鄭國泰這個正處於競爭狀態的“預備國舅”比起來，李文鬆倒是實打實的真國舅。

  朱翊鈞想到這裏才發現，李太後對自己娘家人的厚待可比鄭貴妃的規格高多了。

  晚明的禦馬監不但負責掌管內廷禁軍，許多重要的軍事差遣，比如出鎮外地為鎮守中官、監軍中官，也都由這些經驗豐富的禦馬監宦官承擔。

  尤其至成化、弘治以後，除了南京等處的守備太監為司禮監專屬“外差”，其餘鎮守、監槍中官基本源於禦馬監。

  李太後一麵拉攏張誠，一麵又讓自己的親弟弟李文鬆執掌禦馬監，相當於不顯山不露水地就將內廷外朝的軍政兩大權把控到了自己手裏。

  所以曆史上的張誠在萬曆二十四年被告發和違禁和武清侯家聯姻時，萬曆皇帝的反應才會那麽激烈。

  女人就是永遠欠缺著那麽一點兒安全感，像是爬在男人身上的藤蔓，非得有根頂梁柱給她們爬、給她們纏，她們才覺得穩妥。

  所以萬曆皇帝才痛恨張誠，張誠提醒了他女人的可怕，女人與生俱來的危機感，就是當上了太後也永遠會覺得她的天下坐不穩，必須長千萬個心眼子，一刻不停地往男人身上繞羈絆。

  丈夫、兒子、兄弟、臣屬，甚麽樣的男人都可以是她們的羈絆。

  女人的心上仿佛永遠有個大洞，沒有愛，便竭盡全力用其他東西去填補，權勢也好，天下也罷，旁人看去，卻隻會嘲諷她們虛榮拜金、貪得無厭。

  張誠見皇帝不語，不禁先自問道，

  “皇爺可要奴婢去將李指揮使喚來。”

  朱翊鈞立時道，

  “不急。”

  朱翊鈞看向張誠道，

  “外戚不典軍政，此乃太祖皇帝立下的祖製。”

  “朕記得萬曆十一年時，張學顏致仕之前，就上疏勸朕停罷內操。”

  “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倘或朕一時又遣人操練了起來，外臣們未免又有議論。”

  張誠一下子就聽出了皇帝潛在的憂慮，立時回道，

  “外臣若有議論，皇爺不妨說是效仿憲宗故事，禦馬監與外戚勳臣同理提督天子親軍，我朝本有先例。”

  “何況李指揮使集內宦外戚為一體，於情於理，都理應為皇爺分憂。”

  張誠說的是明憲宗繼位時，選拔三大營中的精銳十二萬，成立十二營，由禦馬監太監劉永誠聯同會昌侯孫繼宗總管提督。

  明憲宗的十二營，其實就是承襲自景泰帝時期的十團營。

  十團營的建立主要仰仗於北京保衛戰中的於謙和石亨，但是後來在奪門之變和英宗複辟之時，十團營在其中就扮演了一個相當不光彩的角色。

  張誠的意思朱翊鈞也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當年十團營能迅速建立並且成功打贏北京保衛戰，就是因為景泰帝對於謙十分倚重、青睞有加。

  據說當年於謙身體不佳，痰疾時常發作，有一次痰疾發作較為嚴重時，景泰皇帝竟然親自為之伐竹取瀝以治療痰疾。

  正是由於景泰皇帝的這種無條件信任，於謙在抽調培養三大營精銳組成十團營兵力時才沒有遇上任何阻礙。

  當時石亨的職位是十營總兵，手中的軍事權力處處受到於謙牽製，對於謙可以說是積怨已久。

  石亨其人雖然在個人品行上有所欠缺，而且確實參與英宗複辟，但是拋開政治立場、單純作為一名武將來看，石亨還是很有才能的。

  奪門之變發生時，於謙還是兵部尚書，而石亨作為團營提督卻能在奪門當夜和張軏以營軍奪門，這一點是值得此時的朱翊鈞警惕的。

  其實以朱翊鈞這個明史研究生的眼光來看，奪門之變完全可以排除於謙出兵的嫌疑。

  當時於謙已和群臣商量妥當，要上書奏請皇帝複立沂王。

  於謙是景泰皇帝賴以倚重的國之棟梁，與景泰皇帝的關係甚是融洽。

  況且奪門之變的受害者也包括於謙，他怎麽可能會害自己？

  所以奪門之變這種險招必然不會是於謙指使的。

  後來英宗複辟成功後，和孫太後不顧祖製，任用外戚孫繼宗總管軍營，也是對於石亨、張軏僅憑十團營就能成功政變的不信任。

  這種不信任一直延續到了張誠口中的“憲宗皇帝故事”，憲宗繼位之後，繼續任用會昌侯孫繼宗來掌管軍權。

  這毫無疑問是得益於太皇太後的支持，孫繼宗乃是孝恭章皇後之兄，如果論資排輩，到憲宗朝時期，孫繼宗的地位隻會更加尊貴。

  孫太後當初極力反對朱祁鈺當皇帝，隻承認其“監國”身份，在景泰皇帝更換見濟為太子、廢見深為沂王時十分不悅，又在奪門之變時答應給予石亨、曹吉祥等人手諭借以幫助太上皇英宗複位。

  這也成就了在“外戚不典軍政”的背景之下，卻能任由會昌侯孫繼宗在天順、成化兩朝相繼掌兵。

  有了孫繼宗的先例，朱翊鈞在萬曆朝重用集宦官和外戚為一體的李文鬆，看起來也就沒那麽奇怪了。

  “你說得也有道理。”

  朱翊鈞點了下頭，還是沒直接下令，隻是道，

  “既如此，你就讓禦馬監把現在勇士營及四衛營中的兵士名單交上來，其中特別要注明是否會操練火器，朕要先看上一看。”

  有崇禎皇帝的“後車之鑒”，朱翊鈞不免對禁軍的士兵素質有些懷疑。

  尤其明朝操練士兵和現代完全不同，特別講究“陣法”，一般常用的是“古八陣法”、“三疊陣”及“四門方營陣”。

  雖然用陣法操練禁軍是於謙當年提出的，但現代人朱翊鈞總是更傾向於新社會的練兵方法。

  更何況，如此講究陣法的明軍，最後還是被不講陣法的清軍給打敗了。

  所以朱翊鈞還是決定把練兵的重點放在火器上。

  反正根據他了解的明清戰爭，幾乎沒一場是依靠“陣法”打贏的。

  張誠應了一聲，笑道，

  “皇爺近來似乎格外關注火器。”

  朱翊鈞“嗯”了一下，道，

  “火器總比陣法的殺傷力大些。”

  張誠笑道，

  “陣法是練軍之方，不是殺敵之法，皇爺怎能以火器較之？”

  朱翊鈞這下倒聽不懂了，

  “哦？那這陣法之於練兵，究竟有何種好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