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笑答道，

  “陣法的奧妙在‘同心戮力’、‘共進共退’這幾個字上。”

  朱翊鈞聽了也不覺得有甚麽了得。

  陣法自古至今都是軍隊集團作戰所必需的形式，它不但可以保持軍隊各部分之間的緊密配合，同時也可以最大程度上殺傷敵人，這是個相當淺顯的道理。

  張誠又笑道，

  “更要緊的，是讓兵丁學會如何效忠皇爺、效忠兵官，奴婢以為，這一條比甚麽銃炮都要緊，非陣法不可教習。”

  朱翊鈞道，

  “這卻奇了，陣法竟能也教人忠心？”

  張誠回道，

  “人皆怕死，打仗卻是非要死人不可，皇爺的軍餉撥下去得再多，怕死的人卻依舊怕死。”

  “因此練兵最講究的是‘用眾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所謂‘三軍一心’，就是將一個怕死的人投入一個‘集體’當中。”

  “無論這個‘集體’有多小，譬如戚家軍的‘鴛鴦陣’最少用十二人便可組成，隻要一個人進入了一個集體之中，他就會不由自主地他所在的集體共進退。”

  “集體的意識就是他的意識，集體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用陣法練兵的關竅就在這裏。”

  “隻要能用集體的意識和目標取代個人思想，即使是再懦弱的人組成的軍隊，也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朱翊鈞道，

  “那也就是說，這陣法本身是為了馴化士兵的思想，實際上在戰場上並無用處嗎？”

  張誠笑道，

  “說要有用處，那也是不分離的用處，整齊劃一的集體比火器的殺傷力更大。”

  朱翊鈞相當有人道主義精神地道，

  “那還是多練練火器罷，倘或非要把一個兵訓練成隻能依附集體而活，那敵軍的騎軍衝過來，將演練好的陣法衝散了又該怎麽辦呢？豈不是霎時就是一擊而潰了？”

  張誠道，

  “陣法會散，人心不會，一個人長久地處在一個集體中，他就會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當成集體的一份子。”

  朱翊鈞想了想，道，

  “朕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練兵的關鍵就是要把兵練‘傻’，練到他們沒有思想、沒有自我，連本能也最好舍棄。”

  “練到他們隻會聽從命令、服從集體，成為一個陣法中的小小一環，你便管這叫‘效忠’。”

  張誠眨了眨眼，有些狡黠地道，

  “皇爺的智慧就是這天下最高的智慧，大明哪裏還有人能聰明得過皇爺呢？”

  “天下人效忠皇爺，便是愚笨服從聰明，此乃天道至理，任憑誰也說不出甚麽反駁的道理。”

  朱翊鈞知道張誠這是在討好自己。

  隻是這番恭維是專門用來討好皇帝的，朱翊鈞本人聽來隻覺得牙酸。

  “一個沒有個人思想，隻會服從集體的人，哪裏知道甚麽是真心效忠呢？”

  朱翊鈞一本正經地道，

  “朕想要的禁軍是要能為大明犧牲的英雄，是能為國家拚盡全力的勇士，是能保衛我大明百姓的銅牆鐵壁。”

  ——而不是一群連個人思想都不被允許擁有的奴才。

  最後這句話朱翊鈞沒當著張誠的麵說出來，他仍然是一個很會顧及他人情緒的現代公民，連在宦官跟前都做不了理直氣壯的皇帝。

  張誠輕輕笑道，

  “能效忠皇爺的人才能當大明的勇士，要沒有皇爺，誰還來保衛大明百姓呢？”

  朱翊鈞張了張口，他想告訴張誠，他想要的是能保家衛國的人民子弟兵，大明百姓要靠人民子弟兵來保衛，怎麽是靠他朱翊鈞呢？

  隻是話剛到嘴邊，朱翊鈞忽然就打了一個寒顫。

  張誠說得沒錯，大明隻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培養出自己理想中的那種人民子弟兵。

  明史研究生朱翊鈞在這一刻領悟了史書中隱去的那一部分真理。

  崇禎十七年，曹化淳開彰義門，王相堯開德勝門、平則門，王德化甚至親率內兵於德勝門迎接闖王，最終使得崇禎皇帝走投無路，吊死煤山。

  這些為闖軍打開了北京城門的宦官是背叛了大明嗎？

  ——不！他們隻是背叛了崇禎皇帝朱由檢。

  朱翊鈞在心裏想道，這些宦官在紫禁城中隻是朱由檢的奴才，而在他們向闖軍獻出北京城之時，他們才是真正為保衛人民而奮鬥的英雄勇士。

  即便朱由檢再如何努力，馭下再如何成功，都無法改變他們為奴才的本質。

  那些宦官反對的根本不是朱由檢，而是那個高高在上、將他們視為奴才的獨裁者。

  他們投靠的也根本不是李自成，而是大明每一個反對獨裁者朱由檢的人民。

  有誰會在有機會當上人民英雄之時，而調頭去當獨裁者的奴才呢？

  即便是被閹割的宦官，在李自成進京之前，都會奮不顧身地去追求生而為人的權利。

  萬曆十六年的朱翊鈞坐在乾清宮暖閣的榻上兀自唏噓，這可要命了，這真是要命了，朕不過是穿越成了萬曆皇帝，可沒想當站在大明人民對立麵的獨裁者啊。

  “那就還是先用陣法練著。”

  朱翊鈞一麵說著，一麵在心裏安慰自己，朕養禁軍，也隻是因為萬曆皇帝腿有殘疾，是為了保護自己，並不是想“君王死社稷”，

  “要緊的是把名單交上來，對了，禁軍操練不能沒有馬，禦馬監交了名單，太仆寺也要交一份開支細則上來。”

  張誠明顯地愣了一下，

  “太仆寺？”

  朱翊鈞點了下頭，道，

  “對，太仆寺，朕心裏知道，倘或朕想要，勇士營和四衛營的那六千五百匹馬他們還是有辦法撥來內廷的。”

  “隻是近年來馬政紊亂，朕這裏拿了他們六千五百匹，外麵有些地方就少了六千五百匹的好處。”

  “既然拿了好處，那總得給朕一個名目罷，養馬不是一日一時之事，少了銀子朕還能想法子節儉，這沒了馬又該去往哪裏尋來呢？”

  “即便蒙古人好養馬，這大明的軍兵總不可能人人都騎胡馬是不是？”

  朱翊鈞並非在危言聳聽。

  大明天子的近軍人人騎胡馬，甚至連胡馬都騎不上的狀況，從萬曆朝開始就已經有了端倪。

  明朝的馬政傳統是“官馬民牧”，即民戶由官府發給馬匹稱“種馬”，替官府牧養，定期交駒，馬死賠償。

  一般而言，規定的是江北五戶養一匹，江南十一戶養一匹。

  民間養馬戶可以因為養馬而減輕一定程度的賦稅，並能得到朝廷的補給，前提則是這些馬必須完好無損。

  但事實上，民間養馬給民戶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一旦馬匹不能足數或是質量低劣倒死，民戶都將麵臨數額巨大的賠償。

  況且每年進京解馬，押送太仆寺驗收，往往是舟車盤費耗損，苦不堪言。

  不僅民間要養馬，衛所軍戶也得養馬，軍士養馬雖然也能獲得朝廷一定量的補給，但是畢竟蓄養的是官馬，將來有必要時這些馬匹都是能夠作為備戰隊伍參與戰鬥的。

  因此朝廷會為了確保馬匹質量進行定期檢驗，一旦軍士養馬不善或致死，不可豁免都要給予一定賠償。

  明初所養官馬，每匹給與草場五十畝，加之管理有效，馬匹倒損及時遞補，不至於造成嚴重負擔。

  但是到了明中期，草場被侵占，加之管理不善，馬匹倒損和賠補問題就顯得十分棘手，甚至成為困擾軍士的一大弊政。

  到了晚明，甚至在團營軍官內部衍生出“樁棚銀製度”，即團營官軍騎操馬匹，酌量馬隊官軍朋友出銀買補，每年以六個月為準。

  這相當於是一種合作賠補製度，這樣做使馬匹的倒損和買補壓力不至於過度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有助於分散軍士的經濟壓力。

  團營的馬匹主要來源於太仆寺，由於騎兵往往和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弱息息相關，太仆寺馬匹的管理往往十分嚴格，如有官員監守自盜必然進行嚴懲。

  但是到了晚明，官員私占草場銀、私自買賣官馬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相關部門的官員上下其手，貪汙成。

  以致於到了萬曆一朝，就連京營中的馬匹竟然逐漸都變成了蒙古人通過互市賣來的胡馬。

  而明末的軍事困局正是源於馬政。

  即使後世的明末穿越小說無數次重複過“殺豪紳、填軍餉、滅韃虜”的套路，也不能改變崇禎年間北方已無馬可用，南方馬價難征的史實。

  史書上說清軍軍事力量的強大，在於八旗兵個個精通騎射。

  其實這也是一種曲筆，八旗精通騎射的反義並非是明軍不通騎射，而是明軍根本已經不再具備足夠的裝備去支撐他們騎射。

  朱翊鈞清楚地記得，崇禎十四年，遼東前線前敵將領吳三桂領兵一萬，馬僅五千匹；白廣恩兵五千，馬僅二千五百匹；李輔明兵五千，馬僅七百餘匹。

  而向來是為陵京藩屏，援繳必先，非他鎮可比的宣鎮，崇禎十四年鎮標兵六千，馬僅三百匹。

  馬政一旦崩潰，即使殺盡天下豪紳，也不可能立刻變出精壯戰馬遞送前線供應騎兵。

  戰馬不像奴才，非得要人去細細地養了才能受人支使。

  朱翊鈞十分明白這一點，所以比起禁軍，他更看重的是馬匹。

  他發現這個道理的原則應用在晚明相當有普適性，牲畜最不會撒謊，人沒說出口的話，反在牲畜身上全表達出來了。

  當然朱翊鈞的意思絕不是說晚明的官僚比牲畜還無恥。

  因為再高貴的人，到了殘酷的條件下都會被磨出那麽點無恥。

  也正是有了這點無恥的庇佑，高貴才得以從殘酷中掩護出去。

  晚明的士大夫就是這樣一個高貴與無恥並存的集體。

  朱翊鈞打心底裏憐憫這個集體中的每一個人。

  張誠並不知皇帝心中的這番思量，隻以為皇帝又想要使銀子，於是喏喏應道，

  “是，是，奴婢這就為皇爺傳旨太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