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笑了一笑，先在話裏給自己留了條後路，

  “奴婢原是陝西人，未曾親曆我朝漕糧轉運，不過奴婢在內書堂時，嚐聽翰林說起前元舊事。”

  “古人雲，‘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前元故事而觀，以海運替漕運，實在恐非易事。”

  朱翊鈞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當年的高瞻遠矚。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裏。

  雖然二人都是農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種人，所以他從來不指責妥歡帖木兒強征民工開鑿河道。

  因為他知道他會當皇帝，他當了皇帝也一樣會鑿河道，即使他不鑿，他的子孫也一定會像妥歡帖木兒那時一樣去征民工、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歸起兵，挖統治階級牆角這種事他是從來不做的。

  所以後來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沒覺得有甚麽不對。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實誠得有些“愚”了。

  像“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種空話，說了也就說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個是“真宋”、哪個是“真龍”。

  李自成倒好，一張口就是“闖王來了不納糧”，這一“不納糧”，直接就把統治階級的根子給挖了，百姓不納糧怎麽去供他一個農民皇帝？

  就像後世民國政府給溥儀以“優待條件”遜位，一個是欺君，一個是欺民，都是敗史。

  都是先造了一個大局麵，教人盼著它敗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斷芭蕉，真成了勢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義。

  農民打天下和農民起義當然是不同的。

  打來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換了另一家另一姓，這換上去的那一家便盡可以奚落前者，借鑒前者，把前者的難處時不時地拿出來評判評判。

  雖然本質都是一樣的內核，可一樣的事情換到了他人頭上，評判起來就不算丟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鈞道，

  “好，蒙元故事總有警醒之用，你且說便是。”

  張誠笑了笑，開口即道，

  “據奴婢聽聞，其實昔年忽必烈在時，即有丞相伯顏上呈開通膠萊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產，隻有南糧北調，才可維持元大都城中一應開支。”

  “而蒙元時，黃河數次改道，多股支流並入一支匯入淮河，洪災泛濫，黃河下遊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會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壞力嚴重。”

  “依理而言，伯顏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應擊節叫好，無有不應，可膠萊河海運之議，終蒙元一朝也並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說膠萊河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倘或開工建設運河，必然要由山東地方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

  “而僅以山東一省之力，於如此規模的工程而言，隻是杯水車薪，因此當時就任山東的蒙元官員頻頻推搪塞責，以致膠萊河遲遲不得動工。”

  “似此這番說法，皇爺以為如何？”

  張誠說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鈞知道他借古諷今不敢直言的意思，於是接口道，

  “這番說法極為荒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後搶掠不斷，連把中原耕地全部變為牧場的法子都想得出來，他們如何會格外顧惜山東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為了維持漕運，財政入不敷出，能夠提供的撥款甚為有限，但就算要山東地方自籌，那也無可厚非。”

  “倘或膠萊河建成，山東運河沿岸必定商貿繁榮，商貿一旦繁榮，山東官員自然有的是辦法充盈地方財政，如何會因顧惜民力而反對開鑿海運河道呢？”

  “依朕看來，定是因為蒙元時，各省各路均設‘達魯花赤’為掌印要員，具有定策大權，其職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來擔任。”

  “外夷目光短淺，不知海運可興商利，又怕攬事上身，自然隻是推說顧惜民力，以求早日升遷罷了。”

  張誠笑著應道，

  “皇爺說得是一樣，不過依奴婢看來，達魯花赤這般推搪，也是顧慮甚深。”

  “依蒙元之國力，新河從開鑿，到建成，到沿岸繁榮，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財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時間，長則要達十數年，遠遠超過蒙元達魯花赤的任期。”

  “皇爺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亂不堪，忽必烈在位時，朝中的漢法派與理財派爭鬥不休，甚至已然到了禦史直接上疏讓忽必烈禪位於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東一省的達魯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將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會讚成丞相伯顏的提議呢？”

  “且不論伯顏黨派立場，倘或那達魯花赤讚成了，膠萊河也順利開通了，那運河帶來的功勞卻不會記在他身上，忽必烈隻會讚賞伯顏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膠萊河的施工過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漢人的民變，那過錯卻又是那達魯花赤自己擔著，丞相伯顏未必會替他說情。”

  “即使忽必烈能記得他的功勞，伯顏也能體會他的難處，可待這運河盈利之時，這達魯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後來者一事無成，卻能白白落個海運河道經營有方的好處——這還算是幸運的。”

  “倘或朝中兩派鬥法凶狠起來，有人為對付伯顏在膠萊河上生事，又栽贓到前任山東達魯花赤頭上，那此人又該如何自處呢？”

  朱翊鈞沉默片刻，道，

  “說來說去，無非是因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員盡皆膽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還在，麾下一定有勇於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顏之提議。”

  張誠笑著搖了下頭，道，

  “皇爺，可不能這麽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們可不在行。”

  朱翊鈞道，

  “哦？怎麽個不在行啊？”

  張誠道，

  “蒙古人進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樣當了地主、豪強，甚至比原來的宋人地主還壞、還不可收拾。”

  “他們仗著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結，仗著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會重懲蒙古人就肆無忌憚。”

  “他們入了中原沒幾年就丟了弓馬騎射的功夫，成天隻會享樂，奢靡成風，再加上沒有賺錢種糧的本事，隻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並土地，把持地方漕運。”

  “這些蒙古豪強還往往會與地方漕運官吏結交，剝削曹工漕民無所不用其極，漕運官吏也與這些豪強互為表裏，對運河中的往來船隻上下其手，橫征暴斂以中飽私囊。”

  “而這些豪強在地方上又有極大的影響力，即使丞相伯顏位高權重，也無法製止他們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種渠道影響朝廷決策。”

  朱翊鈞覺得張誠的說辭有些模棱兩可，不禁追問道，

  “這卻是奇了，終蒙元一朝幾乎無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運，那同樣也能掌控海運，他們又為何如此鍾情於漕運呢？”

  張誠回道，

  “皇爺或許有所不知，這海運的官吏隻有三種人，一是海關稅儈，二是通州倉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尋不出另外的名目來安置。”

  “而漕運內河流經多地，所涉大小官吏遠不止這三種人。”

  “據奴婢所知，每年從大運河運送四百萬石漕米進京的過程中，加上所謂的“浮耗”，途徑的八省份大小官員無不利用自身權力從中漁利。”

  “這一船漕米進京，沿途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譬如過閘過淮費、催儹費、剝淺費、屯官費、倉儲費，名目繁多，數不勝數。”

  “且這些費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擔，也不會歸入朝廷財政，理所當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費者源源不絕的歲入來源。”

  “這些費用還按照職位、權力的大小層層分配，隻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費，則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無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來，漕運關乎的是國計，而在蒙古官吏、豪強看來，漕運卻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鈞道，

  “難怪蒙元朝局搖搖欲墜之時，妥歡帖木兒竟還會撥出巨款開鑿新河，他或許是聽信了底下官吏的奏報，這才不惜工本地遣賈魯為總治河防使罷。”

  張誠點頭道，

  “賈魯並非無能，隻是治河一事，從來牽扯甚廣，據說蒙元時，有些地方官員甚至不惜以製造水災為名，欺詐朝廷投入巨額治水資金。”

  “這些官吏一麵借口治理黃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財政撥款，一方麵利用修築河堤大壩為名，向上級索要修繕經費。”

  “蒙古人治水並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萬兩的工程費用大部分都被河運官員中飽私囊。”

  “這些官員得了好處，又可以拿著從漕運中賺到的銀錢去四處賄賂，打點升遷，濫邀官職。”

  “這些官吏為從中漁利，甚至不惜抬高運河水位，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於不顧，昔年紅巾軍起兵於賈魯治水之時，則足可見蒙元漕運之亂象。”

  朱翊鈞終於明白了為甚麽黃河從元朝治到了清朝，整整治了七百多年還沒治好。

  漕運利益集團如此之大，牽涉官員範圍如此之廣，難怪即使是當年鬥倒了高拱、風光位列首輔的張居正，也不敢與漕運集團正麵交鋒。

  “確實如此。”

  朱翊鈞緩緩道，

  “漕運之事如此棘手，想來忽必烈也是束手無策罷。”

  張誠應道，

  “縱使是蒙古人，也隻有費心治、慢慢治，才能讓黃河一點一點地好起來。”

  朱翊鈞反問道，

  “那最後蒙元的黃河好起來了嗎？”

  張誠笑了笑，避重就輕地回道，

  “皇爺有潘季馴這樣的能臣，在治水一事上，一定勝過蒙元百倍。”

  朱翊鈞低頭沉默幾許，忽然揚唇笑道，

  “張居正也未曾勝過當年的妥歡帖木兒，蒙古人當然不會殺蒙古人，朕可不能單指望張黨來做事。”

  張誠心下一緊，

  “那皇爺的意思是……”

  朱翊鈞笑道，

  “我朝有漕軍與長運法，於漕運上本就勝於蒙元，漕司領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相準，這些漕軍要是能派上用場，朕又何須另求人手來開鑿海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