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朱翊鈞反對漕運而支持海運的原因相當簡單。

  因為大運河的開鑿本身就違背自然規律，而在違背自然規律的情形下，朝廷維持漕運的成本極大。

  中國地勢西高東低，長江黃河等大河無不是自西向東發源於崇山峻嶺，並最終匯入海洋。

  而京杭大運河從杭州至北京則是南北走向，橫跨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水係，跨越山峰、丘陵、平原等多種地形。

  不僅南北落差大，而且部分河道如會通河段就存在嚴重的水源不足問題。

  此外，會通河段還涉及將山東境內的數條河流一並匯入的問題，因此過洪過閘時經常需要人力拉纖，船夫水手無不深受其苦，出入關閘還經常有船隻傾覆，動輒人船俱毀。

  如果運河水位過高，修築運河沿岸堤壩的費用可高達千萬兩，且河道狹窄僅能供單向行船，也增加了運輸的成本。

  且大運河本身在每年都有嚴格的過洪過閘期限，必須嚴格遵循，否則夏季汛期和冬季的冰凍期都會導致河道受阻無法通航。

  而這些所有有形、無形的成本無疑都將轉嫁到百姓身上，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所以無論後世如何稱讚大運河的偉大、如何稱讚下令鑿修大運河的君王，在朱翊鈞眼裏，漕運仍然是用百姓的血淚堆積而成的一種暴政。

  朱翊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即使他成了皇帝，也無法發自內心地去讚美那一種“犧牲平民的偉大”。

  即便這偉大是多麽得巍峨壯麗，多麽得千古流芳，朱翊鈞都無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堯舜。

  何況漕運本就無關堯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來實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為掃平殘餘北遁後盤踞於遼東地區的元順帝的北元政權的殘餘勢力，必須保存海路以作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後，至永樂十三年，朝廷正式罷除全部海運而專行漕運。

  當然當時決定專行漕運的理由也是相當正當的，朱翊鈞閉著眼都能數出那一二三來。

  一是自永樂九年開始，朝廷重新開鑿了元代以來早已經廢棄不用的會通河，在很大程度上節省了百姓運力和龐大的海運耗費。

  二是宋禮上書，認為海運相比內河漕運花費巨大，提出改為以河運漕糧為主的運送方式，並減少海運頻率為三年兩次，將江南富庶地區如揚州、鎮江等地糧食百萬餘石，從內河用漕船運送至北京。

  三是永樂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陳揎開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於淮河口築新閘，疏浚運河，修築湖堤，並於淮安、臨清等地修水次倉轉輸漕糧，不僅保障了會通河的充足水源，還使大運河正式全線貫通。

  但是這些理由都掩蓋不了一個事實，就是漕運的本質，即是通過大運河剝削南方富庶地區的百姓財富來滿足北京這個國家政治中心的供應和需求。

  換句話說，就是北京靠大運河源源不斷地在吸大明十三省的血。

  所以明朝糧倉是否充裕，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於漕運數量的多寡，而在於北京官卒的數量。

  而自永樂年間遷都之後，這部分人的數量急劇增長，北京地區人口的生存更加依靠於漕運。

  因此明朝的漕運和其弊端是正相關關係，漕運越重要，朝廷對運河的依賴越緊密，由此產生的弊端也就越複雜。

  到了晚明，漕運的弊端開始顯現得越發厲害，其中與黃河的關係尤為突出。

  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後，治漕的手段就是治河，治河的目的就是治漕。

  因此即使晚明的財政時時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費上卻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於大運河本身的泥沙淤積、水源不足、以及過洪過閘的問題也時常發生，雖屢有治河名臣，但漕運自身的固有矛盾並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鈞支持海運，他知道除了海運，能解決北京吸血問題的方法就隻剩下遷都。

  而在遼東問題解決之前，遷都可謂是傷筋動骨，所費心力恐怕要比海運大得多。

  另外一點，就是朱翊鈞他自己的一點私心。

  他總覺得大明的政治狀況要比元清好上那麽一點。

  元朝和清朝隻願年年治河而不願開通海運的道理是很明顯的。

  因為治河用的人力是漢人，漕運被剝削的也是漢人。

  而統治階層和官吏們所謂的治河，也隻是看看圖紙、動動嘴皮，再寫幾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們自然不願意費心冒險地去另外開通海運。

  所以當朱翊鈞聽到張誠如此理所當然地把晚明的狀況和元末聯係到一起時，他心裏是震動甚至是有一點驚恐的。

  蒙元就是亡於運河漕運啊，黃河可挑天下反，這理應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識才是啊。

  張誠似乎瞧出了皇帝心裏的嘀咕，隻是笑道，

  “皇爺可還記得先帝爺在時，高拱與張居正之間的‘膠萊河海運之議’？”

  “膠萊河”是元明時代的一個專有名詞。

  如果要在中國進行南北長途海運，則必然要繞過山東半島。

  而山東半島“成山角”一帶的地理環境卻對海運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為了避開這一帶的風險，元人曾經嚐試開鑿一條南連膠州灣、北接萊州灣的人工水道，即“膠萊運河”，但終因勞費不貲而未能完工。

  可到了晚明，由於漕運代價巨大，膠萊河成為晚明議論海運者所必講的話題。

  如果膠萊河可以通航，則必將大大縮短南北運輸的時間，同時還能避開“成山角”的阻礙，是開通海運以代漕運的不二良方。

  而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為晚明的政治鬥爭太過錯綜複雜，各種勢力在海運漕運之爭中糾纏不休，以致膠萊河計劃屢屢擱淺。

  在朱翊鈞穿越成萬曆皇帝前，明穆宗時期就已經出現重開海運的爭議。

  當時黃河改道頻繁，洪災不斷，其中徐州至沛縣一帶是重災區，運河河道的會通河段也受到嚴重影響，導致嚴重淤塞。

  其時漕督、總兵官等治河不利，紛紛獲罪，漕河危機成為朝廷上下關注的焦點。

  而就在此時，曾在隆慶元年因受徐階心腹胡應嘉、歐陽一敬攻訐退休還鄉的高拱，在張居正等人的奏請下複歸朝政，任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

  當時的內閣首輔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實際上把持了大政方針的決策權，於是他提出了重開膠萊運河的議案。

  但高拱的提議遭到了梁夢龍、王宗沐二人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認為倉促開鑿新河難以在短時間內成功。

  而梁夢龍、王宗沐二人作為山東的地方官吏，其真實想法卻是維護本省利益。

  因為開鑿新河必然耗費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萊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還因此專門致信當時的山東籍官員兵部右侍郎穀中虛，請求其在參與朝政決策的時候明確提出反對意見，打消此動議。

  這尚且隻是山東一省，倘或考慮到其他漕運既得利益者，則持不同政見的聲音必然更多。

  即便是身居內閣首輔的高位的高拱，提出的方案在威脅到地方利益的時候，也會受到各種勢力的阻撓。

  除了地方官員，當時反對高拱膠萊河提案的還有張居正。

  那時的張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響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碼，故而與王宗沐等人的訴求一拍即合。

  於是張居正便巧妙地建議高拱心腹胡檟到山東實地考察，待胡檟到達山東後，又受到王宗沐等人的熱情款待，建立了良好的“友誼”。

  因此胡檟返回朝中後，就得出了膠萊運河開鑿花費巨大，得不償失的結論，最終成功使明穆宗下令罷議此事。

  當然這件事如果到此為止，文官政治鬥爭影響朝廷大事最終決策的問題或許還沒那麽嚴重，朱翊鈞在穿越來之後也不至於在每做一件事前都要考慮得麵麵俱到。

  就在明穆宗下令罷議膠萊河之後的五年，到了萬曆三年，重開膠萊運河的議案再次被人提出時，張居正的態度卻截然相反，改為全力支持。

  不僅如，張居正還特別告誡勘測官員徐拭，山東地方的大小官員，必然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全力阻撓新運河的開鑿，因此應有所準備，不可輕信。

  原本極力反對海運的梁夢龍、王宗沐二人又轉變態度改為支持海運。

  他二人憑借在山東官場積累的政治資曆，一個遷右副都禦史改撫河南，一個升任刑部左侍郎。

  在離開山東官場後，梁夢龍和王宗沐忽然又變成海運議案的傾力協助者。

  他二人當時放棄長江出海口而改擇於淮安開船，曆時一月有餘成功到達天津衛，可以說是圓滿成功。

  但是他二人也和高拱當年一樣，受到了漕運利益集團的政治狙擊，於是在多方壓力之下，朝廷再次罷行海運。

  朱翊鈞想到這裏，覺得後世對萬曆皇帝的評價實在是有些不公。

  倘或說到操縱朝政大事來把控政治鬥爭，張居正攝政那幾年，類似的事情做得也不比後來的萬曆皇帝少。

  譬如隆慶、萬曆年間海運的兩行兩罷，未必就沒有張居正自己的私心在。

  其實張居正第二次罷行海運，也是因為他偏心自己家鄉的緣故。

  由於湖廣是產木之地，所以明朝的海船製造主要位於湖北的清江、衛河。

  如果要將朝廷的海運計劃堅持實踐下去，那麽湖廣百姓必將承擔朝廷繁重的海運料派，以及船廠造船的巨大負擔。

  而這卻是張居正不願看到的。

  朱翊鈞明白張誠為何要提起膠萊河之爭。

  不單是因為張誠是靠“倒張”而獲得皇帝信任的，而是他想告訴皇帝，海運和漕運的關鍵從來不是它二者利國利民的實際效果，而是取決於朝中官員政治利益的博弈結果。

  即使是當年如日中天的張居正，也會對自己的家鄉有私心，也會利用海運為自己謀利，也會利用政策路線打擊政敵。

  張居正尚且如此，何況朝堂諸公？

  朝臣們寧願推薦一個或許會使皇帝不太高興的潘季馴，也不願再提海運之事，本身就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態度。

  “朕當然記得。”

  朱翊鈞掠了張誠一眼，

  “不過現在‘張黨’已清，倘或朝中再有海運之議，想來也不會如先帝在時，有那般諸多議論了。”

  張誠回看了朱翊鈞一眼，小心應道，

  “奴婢以為不然。”

  朱翊鈞問道，

  “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