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乾清宮中的自鳴鍾被太監成功掐掉聲音的時候，範禮安的條陳遞上來了。

  朱翊鈞一邊端著一隻天青色宣窯暗龍杯，一邊對著那條陳上那一手標準的館閣體暗皺眉頭。

  館閣體，又稱“台閣體”，由明初書法家沈度而興，被明成祖朱棣欽定為明朝官場以及科舉考場的通用字體，以拘謹刻板，法度謹嚴，大小一致，黑大光圓為主要特征。

  範禮安一個意大利人，能為傳教將館閣體練到這個程度，已經可以說是比耶穌的那十二使徒還要虔誠了。

  但在朱翊鈞眼裏，範禮安的入鄉隨俗未免做得有些過頭。

  朱翊鈞原以為他會用西方的墨水硬筆，沒想到他也跟著中國人用氣了毛筆，偏偏用得還不賴。

  但是朱翊鈞卻相當眼饞範禮安和日本使團從歐洲帶來的古騰堡活字印刷機，曆史上範禮安用這架印刷機在澳門印了好幾部書，可以說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最早的西文書籍。

  當然大明不是沒有印刷機。

  朱翊鈞也知道曆史上的活字印刷術最早是北宋的平民畢昇所發明的，古騰堡的發明要比畢昇晚上三四百年。

  但是萬曆時期的中國，從朝廷到坊間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而歐洲已經用上了活字印刷。

  其實這個問題和大明火器因為沒有車床而造不出統一口徑的銃管和膛線，導致晚明的熱兵器部隊必須要冷兵器部隊配合，以致於明末軍隊不敢出城與蒙古女真的騎兵野戰的道理是一樣的。

  活字印刷的主要難點其實在於活字和墨水。

  中國古代的木活字在使用多次後，字模便會因為吸收煙墨中的水分而脹大模糊，造成字跡不清。

  而無論是銅活字、鉛活字都存在吸墨不足的問題，印出的字很容易缺筆少畫。

  於是德國人古騰堡便發明了鉛合金活字，他利用鉛、銻、錫等金屬，按照一定比例，熔成合金，製成字模。

  由於合金字模的著墨性能好，熔點低，易鑄造，凝固時收縮小，所以鑄成的活字字麵飽滿清晰。

  另外，中國古代使用的墨水是由炭黑和水混合而成，適合木版，但由於水的表麵張力太大，因此在金屬表麵的附著性差，不適合與鉛活字搭配使用。

  而古騰堡發明了油性墨水，他利用亞麻油、鬆節油和炭黑混到一起，因為亞麻油和鬆節油作為溶劑的表麵張力小，這才一舉解決了活字印刷中水墨附著性差的問題

  朱翊鈞想到這裏就歎氣，中國人是多麽得聰明，多麽得富有創造力，可為甚麽每次將這些先進科技應用到實際中時，卻總是被外國人搶先一步呢？

  “張誠。”

  朱翊鈞開口喚道，

  “你遣人去問候範禮安一聲，就說他的中國字寫得很好，朕很喜歡，不知歐羅巴諸國是否也用毛筆行文？”

  “倘或不是，便問他歐羅巴人用何種工具？可否拿來與朕一觀？”

  張誠應了下來，他雖然不知道為甚麽皇帝對這個外國人這麽感興趣，但也不敢敗了朱翊鈞的興致，

  “是，奴婢一會兒就遣人去問。”

  朱翊鈞看了兩眼範禮安的條陳，又道，

  “對了，不知他從歐羅巴可帶來了甚麽書，倘或可以，是否能請他翻印一份，然後讓禮部交付四夷館翻譯。”

  朱翊鈞之前恢複四夷館舊製，除了培養翻譯人才，還有另一層考慮，就是他不願傳教士和晚明的士大夫走得太近。

  曆史上由於太監馬堂的敲詐勒索，導致利瑪竇後來跟東林黨人極其親厚。

  誠然，東林黨人大多出自於江南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思想相對比較開明，學習外文的能力也比較強，他們中不少人曾對利瑪竇鼎力相助。

  譬如曹於汴曾幫助利瑪竇擺脫禮部的軟禁，在宣武門附近租房暫住。

  馮琦任禮部尚書後則正式批準他們在北京居住，並命令有關官員將欽定的賞賜發給他們。

  馮應京出資出版利瑪竇的中文著作並為之撰序，後來的內閣獨相葉向高還特意為利瑪竇向萬曆皇帝請賜中國墓地。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一類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雖然不參加黨爭，但也和東林黨人關係密切。

  甚至後世還有西方學者認為，利瑪竇也曾經主持過東林書院的講座，並且東林書院中的所有學員都對天主教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朱翊鈞作為皇帝，實在不能不警惕這種現象的發生。

  雖然曆史上的東林黨的確為晚明的西學傳播出了不少力，但是鑒於原來的萬曆皇帝沒有想過要發展海貿，所以朝廷上下，包括魏忠賢一等閹黨在內，誰都不大在意東林黨和外國傳教士結交。

  可現在曆史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

  作為一個想開拓海外殖民地的穿越者，朱翊鈞雖然能給東林黨部分程度上的言論自由，但若是事關海上貿易和西方戰事，朱翊鈞還是想把信息壟斷權牢牢地握在自己手裏。

  朱翊鈞的想法是自己先在四夷館中培養一批翻譯人員，若是實在翻得沒有原來曆史上得好，再交給到萬曆三十二年才考中進士的徐光啟去校對改正。

  畢竟東林黨裏麵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東南海商集團的既得利益者，朱翊鈞可不想因為翻譯而給東南海商鑽了空子。

  “翻譯好了便呈上來給朕瞧瞧。”

  朱翊鈞想了一想，還是補充了那麽一句，把翻譯工作變成了一個能在皇帝跟前露臉的機會，

  “要是譯得好，朕一定重重有賞。”

  張誠笑道，

  “是，為皇爺辦事，四夷館的人哪兒敢不盡心盡力啊？”

  朱翊鈞放下條陳，捧著宣窯暗龍杯呷了口茶。

  拉丁文可不好學。

  德國詩人海涅就曾經感歎，“要是羅馬人得先學好拉丁文，他們大概沒剩多少時間征服世界”。

  雖然東林黨有種種不是，但晚明士大夫的語言學習能力在世界上也絕對是數一數二的。

  “好了，洋人的事兒你先著人去盯著，有甚麽問題及時回稟朕即可。”

  朱翊鈞放下茶盞，

  “前朝可有甚麽要緊事麽？”

  張誠回道，

  “確有一樣要緊。”

  張誠露出一點兒無奈的神情道，

  “黃河泛濫，直隸巡按禦史喬璧星奏河道衝決為患，請皇爺率舊典，複設專官以一事權。”

  朱翊鈞“嗯”了一聲，明朝的黃河和清朝一樣，都是年年治來年年濫，不算甚麽新聞，

  “這治河的專官可有人選？”

  張誠頓了一頓，道，

  “工科給事中梅國樓，薦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堪總河之用。”

  潘季馴早在萬曆十二年就因為李植攻訐他黨庇張居正而被革職為民。

  曆史上他也的確是在萬曆十六年被萬曆皇帝重新啟用。

  除了潘季馴被革職後朝中不斷有人為他申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潘季馴的確很會治水，屬於技術官僚，輕易不可替代。

  尤其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溝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對於北京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由於黃河的主流都極不穩定，常與大運河交叉再奪淮河水道入海，能夠保漕保河的治河能臣就顯得格外不可或缺。

  “準了。”

  朱翊鈞明白治理黃河的重要性，

  “擬旨，起複潘季馴為都察院右都禦史，總督河道，兼理軍務。”

  張誠見皇帝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起複潘季馴的請求，並沒有再提“張黨”雲雲，心中不禁便有一點兒吃驚，

  “皇爺聖明。”

  朱翊鈞現在已經當了快九個多月的皇帝，早就學會了如何看底下人的眼色。

  ——這一點朱翊鈞也是當了皇帝才發現，上位者和底下人總是無時不刻地在看對方眼色。

  張誠和紫禁城內的所有宮人都有這一項技能，他們平日不需要等待皇帝開口，隻要根據朱翊鈞的眉毛、眼梢、嘴唇或胡子的任何輕微動作，就能知道皇帝究竟想幹甚麽。

  在這項技能上，朱翊鈞顯然修煉得不如張誠那般如火純青。

  他雖然隻是剛剛入了門，但已經比剛穿越來時會讀人心思多了，

  “科道官在為潘季馴申辯時，不是總說他‘罪輕責重’嗎？”

  朱翊鈞淡笑道，

  “尤其是那個蔡係周，都被人貼了大字報了，還不忘為潘季馴申辯道，‘皇上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朕可都一一記著呢。”

  大字報是進入萬曆年間以後，大明官場忽然出現的一種奇特現象。

  朝中有些官員或黨派為了打擊政敵，在鬥爭激烈的情況下，有時會采取匿名在京中貼大字報的方式來攻訐他人。

  這些大字報通常會揭示一些私密的事情，往往會掀起大波，達到普通奏章無法達成的效果。

  蔡係周被貼大字報的情形是這樣的。

  萬曆十二年時，“倒張”運動進入了高峰，一些人仍舊拿著張居正在世時候的事情互相攻擊。

  在萬曆皇帝決定對張居正抄家的時候，刑部尚書潘季馴因為替張居正說話被禦史李植彈劾而罷官。

  當時的禦史蔡係周、孫愈賢因為跟李植有間隙，借著潘季馴有冤開始彈劾李植。

  於是李植的同黨江東之、羊可立立刻參加進來，並將蔡係周、孫愈賢兩人劃成“張黨”予以攻擊。

  這本來是一場科道官陣營的內鬥，但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三人偏偏將張居正牽扯進來作為打倒政敵的砝碼。

  很快京城便流傳起一張大字報，說蔡係周、孫愈賢彈劾李植，是當時已經是內閣大學士的許國指使的。

  於是鬥爭的方向立刻發生了變化。

  因為許國當年是在“張居正奪情案”裏麵支持過因上疏諫言而被廷杖的吳中行和趙用賢的，所以此案跟張居正就失去了關聯。

  因此那張大字報的作用是很明顯的。

  它要麽是有人故意將此案跟許國聯係起來，要麽就是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彈劾蔡係周、孫愈賢的最終目標是衝著許國來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因為隨後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又開始彈劾申時行，他們想將首輔申時行、次輔許國拱走，讓他們的老師三輔王錫爵擔任首輔。

  當時萬曆皇帝為了營建自己的壽宮，派遣禮部尚書徐學謨選擇大峪山吉壤。

  萬曆十三年時，萬曆皇帝又派申時行前往大峪山視察。

  不料，李植、江東之、羊可立借題發揮，上疏說大峪山並非吉壤，由於申時行與徐學謨關係密切，所以才隨便同意徐學謨的選擇。

  並且企圖借口壽宮選址不妥，迫使申時行辭職，除了王錫爵外，還向皇帝引薦了當時的刑部侍郎張嶽和太常寺卿何源入閣。

  王錫爵因此便向皇帝寫了一封《因事抗言求去疏》，說他是因為被小人利用而引咎自責，以為應當辭官而明誌。

  由於王錫爵並不因為李植等人是自己的門生，而與之相呼應，也不因為與張居正有宿怨而大肆撻伐，取申時行而代之，反而大義凜然譴責那批品德不良的“建言之臣”。

  萬曆皇帝看了王錫爵的奏疏，不但留任申時行為首輔，還嚴厲斥責了李植三人。

  皇帝這一表態，朝中與申時行交好的科道官也紛紛糾彈李植三人，最終使得萬曆皇帝將李植、江東之、羊可立連降三級，而且還從京師貶往外地。

  至此之後，朝中靠將政敵劃為“張黨”而攻訐毀謗的風氣漸漸弱了下去。

  在與言官的這場較量中，申時行終於略勝一籌。

  因此朱翊鈞在此時提起蔡係周被貼大字報，言下之意就是支持申時行，反對言官以劃分“張黨”而攻擊能臣的手段，

  “漕運關係重大，不是哪個黨能用哪個黨不能用的問題。”

  朱翊鈞慢慢道，

  “倘或海運能順暢通行，取代漕運，朕也就不寄希望於潘季馴了。”

  張誠點點頭，十分理解地回道，

  “皇爺說得是，自蒙元以來，便不時有以海運取代漕運一說。”

  “可若海運可行，韓山童、劉福通當年又怎能編造得出‘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讖言呢？”

  不想朱翊鈞見張誠如此通情達意，反倒一愣，

  “難道海運不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