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對西方本質的認知無疑是大明所有人中最全麵的。

  這裏必須解釋一下“全麵”二字，全麵意味著公允，意味著不加偏見，意味著理性與客觀。

  朱翊鈞相信範禮安傳播福音的信仰是真誠的，萬曆時期來華的傳教士都擁有著一顆磨損不盡的、充滿了愛與和平的心靈。

  但朱翊鈞也知道愛與和平從來就不屬於天主教的教義。

  西方的宗教，無論如何掩飾，無論它的傳教人有多麽友善，都掩蓋不了它“一手持劍，一手聖經”的殖民血統。

  對，血統。

  血統的意思是它與生俱來，它刻在骨髓裏，流淌在血液裏，隻要它活著，它動著，它就天生擁有這樣的心思。

  因此盡管晚明的傳教士大多都是無比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但朱翊鈞也不能忽略他們所信仰宗教的血統。

  血統其實是不必證明的。

  但由於這血統帶來的東西實在太好，譬如科學，譬如知識，譬如拯救大明的希望。

  所以朱翊鈞在無法割舍這份血統的同時，不得不在心裏對這血統所造成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表現多加提防。

  這提防的根源在於耶穌會的“保教權”。

  說到萬曆時期的遠東傳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權”。

  在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中，葡萄牙無疑是為西方的開路先鋒，它率先抵達東方，不但占領了果阿和馬六甲，並且將自己的勢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國。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為壟斷它在遠東的殖民特權，便出麵向教皇申請到了遠東傳教的特權，即“保教權”。

  “保教權”的矛盾來源於兩方麵。

  一是在宗教改革運動的衝擊下，羅馬教廷的神聖權威和控製力已經明顯下降，教廷內外不斷有改革天主教的呼聲。

  這一呼聲也是耶穌會遠涉重洋傳播福音的動力之一。

  朱翊鈞甚至能從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懼，倘或他們再也控製不了歐洲，就必須從遠東撈取經濟利益來彌補和維持羅馬教廷的損失與它龐大的開銷。

  通俗點兒說，就是“贖罪券”在歐洲賣不了了，得趕緊想辦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個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爭取內銷轉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為羅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從這個角度來說，朱翊鈞是可以理解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極度反感的。

  因為他比豐臣秀吉還窮，要打的硬仗比豐臣秀吉還多，所以對於勤儉節約的豐臣秀吉，朱翊鈞實在也是說不出甚麽難聽話來。

  至於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靠著海外殖民貿易迅速崛起。

  如果羅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權，那麽它根本無法擔當起在歐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羅馬教廷不得不將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讓予西班牙與葡萄牙。

  因此實際上此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取代了羅馬教皇在這一位置上的影響，成為天主教在遠東地區傳教與利益結合的總代表。

  因此“保教權”，在萬曆時期，可以說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詞。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並之後，保教權之爭依舊存在於兩國之間。

  教皇為平衡兩國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圖上劃出了一條著名的“教皇子午線”，即規定大西洋亞速爾群島和佛德角群島以西一百裏格作為分界線，以東為葡屬領地，以西為西班牙領地。

  像範禮安這樣的意大利傳教士，在來中國和日本傳教之前，也不得不借助享有所謂“保教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

  因此曆史上範禮安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不僅受到中日兩國內部的影響，來自歐洲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不時地妨礙著他的傳教事業。

  朱翊鈞在心裏默默地為範禮安勾劃出他的具體職責。

  作為一個來自意大利城邦王國的傳教士，範禮安在傳教的同時，必須還要平衡羅馬教廷的利益、耶穌會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歐洲君權和教權的利益。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朱翊鈞笑著回道，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意為亂世爭利者，有如斷甲，而害及掌，縱得小利，終喪其身。”

  範禮安道，

  “臣卻以為陛下該爭。”

  朱翊鈞問道，

  “為何？”

  範禮安道，

  “臣於濠鏡之時，聽聞倭國之關白厲兵秣馬，於倭國國中行‘刀狩之令’，收天下兵器以弱民強軍，其誌之遠大，恐不在倭國九洲之中。”

  朱翊鈞一愣，沒想到範禮安會將這項情報告知自己。

  豐臣秀吉為了讓日本實現兵農分離，開始沒收武士以外的僧侶和平民所擁有武器。

  雖然萬曆二十年朝鮮戰爭才爆發，但或許在海外商人和傳教士眼裏，中日戰爭或許在萬曆十六年就有了端倪。

  “多謝範卿告知。”

  朱翊鈞回道，

  “範卿於倭國潛心傳教多年，果然見識不凡。”

  範禮安苦笑道，

  “倭國關白不比陛下寬仁博愛，臣自是心有戚戚。”

  朱翊鈞心想，萬曆時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和後世統一之後的意大利，大概並不是一個意大利。

  意大利人對日本的“心有戚戚”大概也隻停留在晚明時期，無論是往後還是再往後都和今日不是一個世界。

  朱翊鈞道，

  “範卿謬讚，中國有聖人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句話範卿應該聽過罷？”

  範禮安拱手道，

  “陛下輕利重義，臣固有一不情之請。”

  朱翊鈞奇道，

  “哦？範卿請講。”

  範禮安道，

  “如今倭國已非久留之地，臣聞中國孔聖嚐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臣以為使團無辜，雖為倭國國人，亦不應立於危牆之下。”

  “臣懇請陛下收容使團，或令其留於明國境內閑住幾日，待倭國情形好轉，再發諭遣送回國。”

  這個請求卻是曆史上未曾有過的。

  朱翊鈞的手撫上了自己腰間那繁複華麗的束帶。

  曆史上的範禮安終身居留澳門，從未進入過中國內陸，他為了讓天正遣歐少年使團風光回國，甚至以印度總督使節的名義向豐臣秀吉贈送了文書與禮物。

  但這還是沒能改變豐臣秀吉對天主教的態度。

  而那四位天正遣歐少年使團的使者回到日本國內後，一個較早病逝，一個逃亡澳門，一個殉教，一個脫會，最後的結局似乎都頗為淒涼。

  朱翊鈞本人並不覺得收留這四個少年使臣有甚麽不妥。

  反正豐臣秀吉是肯定要侵犯朝鮮的，中日之間那一仗是想躲也躲不了的。

  既然是否收留這四個使臣都不能改變豐臣秀吉發起戰爭的意願，那何必不高抬貴手，放那四名日本少年一條生路呢？

  何況到了萬曆後期，澳門因為成了日本宗教難民的逃難天堂，甚至直接出現了“日本街”。

  現在範禮安要求大明為這四名少年使者提供庇護，不過是將這個曆史事件的發生點稍稍提前了。

  但朱翊鈞這回卻一改他慣常仁善的本性，沒有一口就答應了下來，

  “事無先例，範卿且容朕考慮一二。”

  朱翊鈞擺出一副“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的姿態道，

  “且據朕所聞，濠鏡此地，本就能收容他國流落之人，範卿何必舍易求難呢？”

  範禮安笑著回道，

  “陛下如中國之天主，臣流落於濠鏡，本秋毫不犯，陛下又何必舍近求遠，迎臣北上呢？”

  朱翊鈞的手慢慢地鬆開了腰間的束帶。

  範禮安可用。

  朱翊鈞心想，此事若發生在近代，有哪個西方傳教士能為了四個日本少年的性命，而屈身向一個根本不會信仰天主的中國皇帝求情呢？

  西方的宗教血統雖然肮髒，但個體之人性卻總有象征愛與和平的閃光之處。

  倘或範禮安能如此用心地對待日本人，那他也一定會以同樣和善的心思回報中國人。

  朱翊鈞相信善良，他不願辜負任何一個有善良征兆的人。

  因此他願意賣範禮安一個人情，讓他心甘情願地為自己奔走參加英西戰爭一事。

  這一點是範禮安來之前朱翊鈞就想好的。

  伊麗莎白一世支持的是新教，若是沒有足夠的驅動力，耶穌會的傳教士是絕不會為中國的皇帝結交一個站在羅馬教廷對立麵的盟友的。

  好在範禮安足夠善良。

  當然，善良並不是為善的唯一驅動力。

  “西方多學者，朕耳聞已久。”

  朱翊鈞笑道，

  “西學非唯天主一宗，範卿若願留於京中，將羅馬曆代所傳之學授予我民，朕自然會對倭國不假辭色，不知範卿以為如何？”

  範禮安原來以為朱翊鈞跟豐臣秀吉一樣，對西方人是不加分辨地全盤敵視。

  沒想到幾句話一說，突然峰回路轉，中國的皇帝居然對西學感興趣，還允許傳教士“授予我民”，這可比日本的態度寬容多了。

  範禮安心裏清楚，日本的傳教事業是難以挽回了，可與遼闊的中國相比，日本簡直不值一提。

  而且耶穌會的會旨本來也包括在海外開辦西學，雖然中國的皇帝對天主教並不感興趣，但他既然能支持辦學，也一定不會妨礙國民入教的。

  範禮安經曆了一遍柳暗花明又一村，心中又不禁感慨了一番主的偉大，

  “臣自當竭盡全力。”

  朱翊鈞笑道，

  “甚好，既如此，範卿返回客舍之後，不如就先將西學科目，與歐羅巴各國現狀條列成文，爾後再轉交禮部主客司即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雖然朱翊鈞已經知道了英國戰勝西班牙的結局，但有範禮安這個土著貢獻信息，總比自己靠記憶要強上一些。

  朱翊鈞微笑著想道，曆史上的英西戰爭在萬曆十六年五月爆發，後續戰爭卻一直打到了萬曆三十二年，兩國才簽訂停戰條約。

  整頓水師，發展西學，結盟英國，天主給大明留出的時間已經夠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