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軍可以說是明朝各種軍隊中最為重要的一支部隊。

  曆史上李自成能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除了瘟疫、兵災的影響之外，還有一條就是明末漕運敗落。

  當時入京漕糧僅剩百餘萬石，是原額規定的四分之一，在明末大鼠疫的橫行下，這些漕糧根本不足以供給京師已然奄奄的官民反擊外敵。

  漕軍最初建立於永樂十三年，到成化年間終為定製。

  漕軍沿用了衛所製，設置了與指揮使、指揮、千、百戶、總旗相對應的把總、幫長、甲長等官職。

  一甲長管運船五艘，運軍五十名，每船設一旗甲，下屬有綱司、文簿、攔頭、圓牌及牽挽運軍若千名。

  朝廷建漕軍，意在以軍法結漕法，在運糧過程中，各船實行軍伍連坐，甲不準越幫，幫不準越衛，衛不準越總。

  此外，還專門立了漕軍僉補則例，運軍因老疾病故需補充者，應於操備、屯田正軍中選補，正軍不足，方許點補餘丁。

  漕軍的編製共有十二總，在經過張居正於萬曆元年的改製後，萬曆十六年的漕軍編製分別為南京錦衣總、旗手總、上江總、下江總、淮大總、揚州總、中都總、浙西總、浙東總、江西總、湖廣總和山東總。

  與之相應便是晚明的長運法。

  其實平心而論，晚明的長運法在元明清三朝漕運製度中對百姓的負擔是最輕的。

  漕軍製在明朝總共經曆了三個階段。

  一是支運法，支運法下由糧長和漕軍共同承擔運糧的責任，一般是糧長承擔四成，漕軍承擔六成。

  二是兌運法，兌運法下需要糧長就近將糧食兌給衛所，然後提供運費，再由漕軍承擔長途運輸。

  這麽一來，百姓隻要付了運費，就省去了長途運輸的麻煩。

  三是長運法，長運法下漕軍直接到江南有糧的省份運糧，百姓連運輸糧食到衛所的奔波都免去了，直接交付給漕軍由他們運輸，同樣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錢糧作為運費就可以了。

  所以理論上來說，晚明百姓對漕運的負擔隻有規定數額的糧食和運輸費這兩項。

  朱翊鈞的想法是這樣的，漕軍是現成的人手，十二萬人的軍隊，迅速開鑿一條膠萊河那還不是綽綽有餘？

  且漕軍由漕運總督監督，山東地方官員既不願管事，那正好無功無過，樂得清閑，當然不會反對皇帝用漕軍開河。

  八省的百姓原本要負擔張誠口中那般多名目的苛捐雜稅，現在漕軍去開海道，再也不必付錢，豈不是個個彈冠相慶，高呼天子英明？

  張誠聞言卻是一怔，

  “那漕軍都去山東開鑿海道，今歲的漕糧該怎麽辦呢？”

  朱翊鈞道，

  “可以先用梁夢龍和王宗沐當年的海道對付一年，朕記得那條道，從淮安至膠州，再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一共三千二百餘裏，比漕運輕省多了。”

  張誠猶豫了一下，道，

  “但那條海道當年不是……”

  朱翊鈞接口道，

  “當年那是遇了大風，才漂沒糧米數千石，溺斃軍丁十五人，膠萊河開了就沒這樣的事兒了，隻是對付一年，科道官要彈劾就由他們去。”

  張誠道，

  “可如今財匱民乏，又哪裏有銀子去付給漕軍去山東開海道呢？”

  朱翊鈞一愣，道，

  “漕軍運糧本是勞役，朕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名目讓他們服役，出的力氣都是差不多的，怎麽還要另外付銀子呢？這漕軍運糧也不見他們要銀子啊。”

  張誠道，

  “原來漕軍的確有贍運田、有固定的月糧，還有行糧和輕齎銀以及少量的賞鈔，可自世宗皇帝時起，輕齎銀便已歸入太倉，不再補給漕軍。”

  “再加上正統以後，贍運田也納糧如故，不再優免，行糧、月糧不是被扣減，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銀，各官府差役過幫，都有索費。”

  “皇爺別看這漕軍有十二萬人，其實有不少都是後來從造船、屯種、雜差中添撥的餘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戶承佃的舍餘、沿河的船戶，抑或是土人、漁民、商販以及運官自帶的家丁和軍伴。”

  “這些人要麽是各州縣強征來服役的普通百姓，要麽是已經傾家蕩產、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爺開恩，他們繼續漕運或許還有的口飯吃。”

  輕齎銀是正兌漕糧外需要收受的額外加耗費用，一般折銀征收，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盤剝的費用，一部分用作補充漕糧運輸過程中的損耗。

  當漕糧運到京師倉庫時，如果漕糧準額運到，則將輕齎銀的一部分補給各總漕軍，後來卻被收歸太倉，作為朝廷稅收的一部分，再也不補貼漕軍了。

  朱翊鈞聽得出張誠的意思，太倉的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大小官吏盤剝之後的，倘或沒了漕運，朝廷的稅收也會受影響。

  正是因為朝廷是最後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之時，誰都不會提出要去改革漕運。

  曆史上大明最後一次改漕運為海運是崇禎十二年，那時卻已是為時已晚。

  朱翊鈞笑了一笑，點出張誠話中的邏輯矛盾道，

  “既然這些漕丁本就受製於漕運，甚至因漕運而傾家蕩產，那他們怎麽會反倒會跟著那些官吏去維護漕運呢？”

  張誠淡笑道，

  “皇爺，這漕丁傾家蕩產，和漕丁維護漕運的道理是一樣的。”

  “為保四百萬漕糧足額到京，一旦運糧船隻沉沒，或是漕糧納倉不足米數，則要漕丁買糧賠補，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則借欠債積。”

  “因此許多漕丁為補家用，常常攬運貨物，沿途交易，以期厚報。”

  從朱元璋時期開始，漕軍就能在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這顯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訓，出於安撫漕運官軍的考慮，才準許漕軍私貨貿易。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種私貨貿易可以算得上是大運河對百姓的唯一一項好處。

  因為漕軍攜帶的私貨相當於變相的免稅商品，朝廷對這部分交易幾乎不收商稅，運河沿岸的城市便隨之出現了集市和商貿中心。

  萬曆年間的戶部給漕軍的定額是每船隻能附帶六十石私貨，按照晚明一萬二千隻的漕船數目來算，那麽運河沿岸的城鎮每年起碼能流通七十二萬石的免稅商品。

  利潤如此可觀，也難怪漕丁們不肯放棄漕運這項苦差了。

  張誠又道，

  “皇爺，漕運乃百萬漕工衣食所係，並非虛言。”

  “漕丁於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倉接收漕糧，次年四、五月份啟運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運任務。”

  “除了在運糧之時沿途貿易私貨，他們再無其他辦法補貼家用，倘或皇爺改了海運，這些漕丁漕工雖然沒了負擔，但同時也沒了生計。”

  朱翊鈞道，

  “你說得這些朕都知道，聽說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還結成了‘漕幫’，本事也不比那八省的大小官吏小。”

  張誠道，

  “他們結成‘漕幫’，其實是為了應付運河沿途盤驗的官吏，這船上的貨帶得多了，運來的糧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軍違規載物，則就地沒收貨物並加以處罰。

  “而這運河一路，大小官吏可謂不可勝數，總兵官、巡按禦史、督押禦史、巡鹽禦史、巡河禦史、沿河各兵備、各府州的管糧官員、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連工部抽分廠管事和洪閘主事都有盤查貨物、扣押糧船的權力，再加上分程稽查，難免矯枉過正。”

  朱翊鈞道，

  “也就是說，朕想要為百姓免除漕運賦役，百姓卻反倒不答應？”

  張誠笑道，

  “皇爺，百姓從來不是一個整體，這南方納糧的百姓、中途運糧的百姓、攜私貨沿途做生意的百姓、和京師吃糧的百姓，全然不是一撥人。”

  “皇爺想改海運的心是仁善的，可是百姓見識短淺，隻顧眼前蠅頭小利，恐怕隻會記得失去的利益，而不會念著皇爺您對他們的體恤。”

  朱翊鈞這下算是體會到當年張居正的苦處了，

  “可朕就是想體恤他們，他們還能抗旨不從不成？”

  朱翊鈞笑道，

  “膠萊河雖是為海運而設，但橫跨山東省內，沿岸設閘口、集市亦是情理之中。”

  “既然漕幫和官吏們這麽喜歡盤驗、買賣，朕不妨就效仿宋人買撲，將膠萊河工程拿去南北二直隸招投標。”

  “誰要是能出錢替朕開鑿膠萊河，朕就把膠萊河沿岸的關閘送歸此人管轄。”

  張誠想了一想，出言提醒道，

  “即便江南豪商財大氣粗，但也恐怕無一人敢同時開罪八省官員，萬一到時無人投標……”

  朱翊鈞笑著接口道，

  “不會，有錢自然有的是人想掙，何況膠萊河是朕欽定的項目，即便沒人明著出錢，隻要有人肯帶頭，暗著出錢的人定然有的是。”

  “再說了，漕運一個規矩，海運又是一個規矩，漕運的運糧官場能帶免稅私貨沿岸販賣，海運亦然。”

  “長江出海口四通八達，海運的官船出了海，是不是往山東走，除了膠萊河閘口的管閘人，連京師都不知道。”

  “朕隻管到京的那四百萬石漕米，至於這四百萬石米是怎麽運來的，用了多少海船運來的，用了多少人力運來的，中間又漂沒了多少、壞損了多少，朕一概不管。”

  “倘或朕不管海運，山東地方也不管膠萊河，張誠，你猜閩浙粵有多少海商想占得長江出海口的先機？”

  “又有多少人搶著想把在漳州、泉州、廣州、澳門受市舶提舉司管轄的私人海船變成為朕效力的免稅運糧官船？”

  “有這樣賺錢的機會，那區區漕幫又算得了甚麽？漕軍既然負債累累，不是正好需要海商出錢要他們去替朕鑿河？”

  “百姓當然不是一個整體，但是隻要有利可圖，他們抱起團來，可是連朕都無可奈何的。”

  張誠聽了這番“不但讓海商掏錢為皇帝開鑿海運河道，同時還讓他們乖乖向朝廷登記自家海貿商船”的宏圖偉業，心中不禁一陣歎服，

  “皇爺聖明，隻是奴婢仍有一事不明。”

  “既然這出頭投標之人能掌膠萊河閘口，又能使閩浙粵海商信賴有加、趨之若鶩。”

  “那此人必定不但要家財萬貫，還要能對朝中大小官員無有畏懼，同時還要對皇爺忠心耿耿，甘願為皇爺行這冒險之事。”

  “這朝野上下，究竟有誰能同時滿足皇爺的這些條件呢？”

  朱翊鈞微微一笑，道，

  “鄭國泰父子如何？”

  張誠倏然一驚，脫口即道，

  “貴妃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