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死了，他的墳被刨了，他的兒子被餓死，全國上下被改革迫害的地主階級放心了，可是國家存在的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朝廷每年還是收入銳減，福建的鹽稅在萬曆四十年竟然隻收上來四兩銀子。

  這種窘境朝中一些有識之士也知道，從擅長和稀泥的首輔申時行退休後，曆代首輔都在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些首輔都是土地兼並政策的受益人，自己的刀根本削不了自己的把，所以每次嚐試都不了了之，大明王朝還是不緊不慢的往哪個深淵滑去。

  當然，這些首輔著急，還有一個更著急，這就是萬曆皇帝朱翊鈞。國家碰到這個難題，偏偏他統治的這四十多年事情特多，除了三大征用了無數錢以外，全國上下到處都是饑荒與流民，這些問題萬曆皇帝都是知道的。

  這時候如果給萬曆皇帝一副後悔藥的話，他肯定選擇回到張居正死後，絕對不會擅自改變張居正的新法。但這時候說什麽都晚了，張居正死了，他的新法也廢了，萬曆皇帝還要錢解決國家麵對的問題。那些文官陽奉陰違，就算重開新法也推行不下去。

  既然文官不可信，那就用自己的親信宦官，既然文官收不上來稅，那就用宦官下去收。就這樣全國各地充斥的無數的宦官，他們打著皇帝的名義，到處收刮地皮，填滿皇帝的內帑時，也將自己的小金庫填滿。

  遍布全國各地的稅關、稅監、礦監、市舶司，這些稅收機關因為不是朝廷所立，所以根本不遵守法律，各個管事太監擅立稅率，今天可能十五稅一，明天就能變成十稅一。這樣下來皇帝的內帑沒收多少錢，可民間的積怨卻不少，全國上下不管文人商人農民，都對這幫沒卵子的宦官恨得要死。

  畢自嚴這人是明末著名的理財專家，後來崇禎能折騰十七年才上吊，大半的功勞都是這個畢自嚴，他東挪西借，勉力維持大明朝這個破敗的屋子。可是崇禎十一年畢自嚴死後，在無人能打理戶部，大明朝也在六年後滅亡了。

  萬曆四十四年的畢自嚴，還不是後來那個累吐血的戶部尚書，這時他隻有四十七歲，還是一個年富力強的高級官員。

  楊漣與畢自嚴性子相近，所以關係一直不錯。所以楊漣在聽到趙和歪理邪說後，將這些都寫信告訴了畢自嚴。趙和這些話就像黑暗中的明燈，讓畢自嚴看到解決大明問題的一絲可能。

  正因為如此，畢自嚴才給楊漣寫信，想要見一見這個年輕人，問問他對朝政稅收到底有什麽看法。

  “穀豐，這是你老師為你取的字吧？穀豐穀豐，五穀豐登！今天你就從糧農談起，和本官說一說你對朝廷稅收的看法！”

  趙和聽畢自嚴這麽說，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當年自己碩士論文答辯的勁頭，開始站在畢自嚴麵前侃侃而談，將當時望海樓上的言論又說了一遍。

  畢自嚴聽趙和說完，皺眉問道：“按照你這麽說，是不是完全放棄田賦，轉而收你說的商稅？”

  趙和搖頭道：“部堂大人，小人並不是這個意思！俗話說得好，無農不穩、無商不富！農業因為要解決天下百姓溫飽問題，一定是重中之重！隻是現在大量土地集中在某些人手中，朝廷又內憂外患，根本不可能也不敢打這些土地的主意，所以小人認為應該先收取商稅解決目前的實際問題，等內外問題基本解決，在回頭解決土地問題！”

  趙和知道麵前這個畢自嚴就是大地主，家中雖然沒有自己老師土地多，但在老家淄川也有近萬畝土地，所以趙和才沒說土地集中在士人手中，而是用某人代替。

  趙和的小動作那裏能瞞得了畢自嚴？老畢到今年當了二十四年的官，什麽人沒見過？什麽事沒幹過？趙和這些小手段可瞞不過老畢。

  不過畢自嚴並不準備斥責趙和，反而感覺趙和說的很對，無農不穩、無商不富，真是名言啊！

  畢自嚴拍了拍手，外麵有仆人進來奉上茶水，然後畢自嚴指了指麵前的椅子，示意趙和坐下說話。

  能在高官高官麵前得到一個座位，趙和心中高興，趕緊坐了下來，然後說道：“部堂大人，小人在這次常熟推行收費製度，還是碰到了一些阻力，經過小人研究，如果想要拔更多的鵝毛而鵝不叫，隻能在源頭征稅！”

  趙和在這句話中知識點很多，第一個就是後世稅務製度中的本質，“拔更多的鵝毛而鵝不叫！”。畢自嚴雖然聽得新鮮，但這句話的基本意思就是當年管仲提出來的“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

  但第二句話源頭征稅可是開創了中國稅收製度的先河，因為在中國賦稅曆史上都是末端征稅，也就是商品生產出來不征稅，最後到了市場交換時才征收不等的賦稅。

  末端征稅就是後世歐美國家常使用的征稅製度，這種製度好處很多，稅製透明、不易產生腐敗等等，但是這種征稅製度有一個大弊端，那就是完全是自覺為主、國家稽查為輔。如果放在古代這種教育環境下，國家要想征收上來足夠的稅收，就要使用極多的稅收人員，極大增加了征稅的成本。

  為了解決這種矛盾，中國古代與歐洲一樣，同時使用了包稅製，這種稅收製度和後世承包製差不多，年初給你定一個限額，年底稅收多了歸你，少了你自己填補。這種包稅製雖然能降低征稅成本，但地方稅吏為了自己撈好處，必定要利用國家權力壓榨農戶商戶。這樣稅收製度的完美境界，“拔更多的鵝毛而鵝不叫！”根本不會達到，同時國家也承受了所有征稅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元末就是碰到了這個難題，在國家出現各種天災人禍後，國家需要錢解決問題，可是蒙古人偏偏采用了民怨極大的包稅製，同時蒙古人對各地的漢族官員疏於管理，根本沒有什麽監管製度，所以國家廢了半天勁，收上來的大部分稅款都進了各級官員的腰包，朝廷隻得到了很少一部分，卻承接了所有的民間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