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四強藩“薩長土肥”的四大藩主沒一個是順利接班的，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時代悲劇。

  薩摩的二十八代家主島津齊彬，和爺爺島津重豪關係親密而且興趣相投，而他的老爹島津齊興被老爹奢侈無度搞的焦頭爛額、成天不要不要的，所以對齊彬非常不滿，天天琢磨廢掉齊彬的繼承權。

  長州的家主毛利敬親，老爹毛利齊元同樣奢侈無度，本來家業這個爛攤子是由老爹的養子齊廣繼承，沒想到齊廣繼承家主的當年就死了，敬親毫無準備的由打醬油的變成了主役（主角）。

  土佐藩的家主山內豐信和毛利敬親類似，過繼給藩主山內豐資做養子的血親哥哥山內豐熙接任藩主後不久急病身故，土佐山內家家主由豐熙之子豐惇繼任，然而不久豐惇也身故。本來容堂過著“沒有什麽事情是一瓶酒解決不了的，不行就再來一瓶”的幸福生活，有麻煩請找上級，然後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土佐藩最大的上級，開頭好像是爽文主役，之後幕末各種風暴，最後發現自己是虐主劇情擔當。

  最後是佐賀的家主鍋島直正，原本是萌萌噠的小正太，是老爹鍋島齊直第十七個兒子，但因為前麵兩個哥哥不幸病逝，自己變成了嫡長子，老媽是正室而且娘家還給力，所以未來接班是妥妥沒問題的。結果自己的堂哥鍋島茂義發動文久七年之變（1824年），逼迫老爹立自己為世子（接班人），當時直正九歲一臉懵逼，估計當時的想法是“我是誰？我在哪？你不是逗我吧？”。

  天保四年到十年（1833年至1839年)發生了“天保凶作”，因連年歉收而形成的全扶桑的大饑饉導致各地町民和農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時也使很多藩陷於財政破產的危機。但佐賀藩不一樣，因為在天保凶作之前佐賀藩已經財政破產了，這就是文久七年之變發生的起因。

  文化二年（1805年），鍋島齊直就任佐賀鍋島家九代家主，之前佐賀藩就已經財政窘迫、領民生活困苦，但齊直上任後，佐賀藩猶如窮鬼附身，財政徹底垮台、藩政也完全衰敗了。

  佐賀鍋島家是扶桑九州島西北部的諸侯，慶長十二年（1607年）因宗家龍造寺本家血脈斷絕而被幕府任命繼承了龍造寺家的領地三十五萬七千石。

  佐賀藩的領地包含了整個令製國肥前國，所以正式的官方稱謂是肥前鍋島家。又因為治所是佐賀城，所以也可以被稱為佐賀鍋島家。

  肥沃的佐賀平原出產卻不“肥沃”。

  佐賀藩位於九州島西北部沿海地區，藩內地形多變，有易於耕種的衝積平原佐賀平野（平原），也有相對陡峭的山地脊振山。境內有四條河築後川、加瀨川、鬆浦川和六角川和無數小河流。相對於其他藩國來說，佐賀藩在灌溉上有優勢，但佐賀的土地相比其他藩來說更容易受自然災害影響。洪水和台風常年困擾佐賀藩的耕作，例如文政十一年（1828年）“子年之大風”一次就導致上萬人因各種原因死亡，又例如在江戶時代四大凶作的享保凶作中，佐

  賀藩內餓死大約八萬人。較大的自然災害還有寶曆十三年的風暴（台風）、明和二年的洪水、風暴、明和八年的洪水、安永元年的風暴等等。愛奇文學on號戰艦武力闖入長崎港提出接管出島蘭國商館的要求，這就是“法厄同號事件”。

  長崎奉行向當年的“長崎禦番”佐賀藩要求武力支持，然而佐賀藩兵一直沒有出現，任由英吉利人在長崎港內搶劫蔬菜、強買漁獲、搶奪補給和財物，直到法厄同號離去後，佐賀藩兵才出現在長崎港，原來因為蘭國商船來航季已過，大部分佐賀藩兵已回到佐賀，再加上常年平穩無事使佐賀藩放鬆警惕，緊急召集藩兵的效率很差。

  法厄同號離開的當夜長崎奉行鬆平康英切腹自盡謝罪，但死前在留下的遺書中對佐賀藩提出不滿和抗議。消息傳到江戶後，幕府將軍震怒，外來軍艦居然可以悠然自得的進入扶桑港口內為惡然後再輕輕鬆鬆的離開，這是德川家開幕以來最大的恥辱。長崎奉行已經刨腹謝罪，作為直接責任人的佐賀藩遭到極其嚴厲的責難，佐賀兩番頭切腹自盡謝罪，主要的藩政官員離職隱居。

  除此之外，佐賀藩不得不承諾進行改進，並保證不再發生這種事情。佐賀藩的承諾導致長崎的警備費用猛漲，本來就已經窘迫的藩財政不堪重負，實際已呈破產狀態。

  麵對如此糟糕的局麵，三年後鍋島家家主齊直被迫進行改革。作為不稱職的家主，不作為的話藩政還能苟且，一開始作為藩政就徹底不行了。

  齊直啟動的改革完全是掠奪和榨取。

  比如齊直下令發行一種叫做“米筈”的藩劄，還在藩內成立獻金役所，強迫領民獻金獻米。米筈按規定可以按照麵額兌換稻米，但由於藩財政垮台根本沒能力兌換和回收，所以米筈就是廢紙。

  而齊直堅定地繼續揮霍、繼續濫發米筈。到文政五年（1822年），米

  筈的發行量達到四十五萬兩黃金，因此領地內物價沸騰、武士和領民的生活都困苦不堪。

  而齊直變本加厲，一方麵增加各種新的雜稅和向普通領民攤派參勤交代的費用——參勤交代的費用各藩都是由藩財政提供的，另一方麵對武士階層動手，竟悍然取消了支藩“鹿島藩”以增加直接收入，還向其它支藩進行新增的財政攤派，最瘋狂的是設立機關統管藩士們的俸祿，所有藩士一律隻發給僅供糊口的俸祿米，多出來的部分充公。

  齊直這樣瘋狂的行為卻沒有使財政根本好轉。

  最後一根稻草終於到來，文久六年（1823年）齊直勒令藩士奉獻價值三千兩的黃金和米以作為下任家主鍋島直正的結婚費用。消息傳來之後，藩內輿論徹底沸騰，四十五萬兩黃金的米筈都忍了，誰都沒想到僅僅三千兩卻達到了領民的忍受極限。

  齊直終於做成了一件前任家主都沒做到的事“下至百姓、商人，上到武士、支藩藩主，所有人都決心團結一致反抗家主”。

  文久七年之變（1824年）終於發生了，以鍋島茂義為首的反對者逮捕了齊直委任的藩政改革主持者有田權之充和納富十右衛門。經過交涉，齊直被迫同意啟用武雄領主鍋島茂義為藩政重要官員，並向幕府申請立鍋島直正為世子。鍋島茂義上台後啟用著名的學者古賀殻堂為顧問，兩人開始協手改革藩政。

  在天保元年（1830年）鍋島直正就任家主前，鍋島茂義和古賀殻堂的改革成就在於限製了家主齊直的任性妄為和鞏固了廣大藩士的改革共識。

  終於，齊直在壓力下隱居，將家主之位傳給了十五歲的鍋島直正，就任家主時直正從幕府將軍德川家齊處領受偏諱改名為齊正，從此佐賀藩終於時來運轉，開始一步步走向幕末強藩。

  天保元年彌生（1830年3月），新任家主鍋島齊正從江戶返回。作為慣例，齊正當月前往長崎，向長崎奉行進行新任的問候儀式並視察在長崎港的佐賀藩警備情況。齊正發現炮台上的大炮鏽跡斑斑已經不能用了，而此時距法厄同號事件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年。

  因為參覲交代，齊正一直待在江戶。此時猛醒佐賀藩政並沒有根本的改觀，如果再發生一次法厄同號事件，鍋島家肯定會除國，到時就會輪到自己切腹謝罪，由此堅定了改革的決心。直正從長崎返回佐賀城後頻頻以鷹狩為名出巡，逐漸了解到藩政的實際情況和領民的切身困難。

  皐月（五月），在家主就任的慶祝會上，齊正任命鍋島茂義為藩內主管人事的請役，任命古賀殻堂為身邊的禦年寄相談役（顧問），重整了藩內的人事體製，由此也開啟了佐賀藩的天保改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