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前鍋島家的十代家主齊正後來有個綽號叫“算盤大名”，綽號來源不詳，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齊正生活簡樸，對藩財務也精打細算，因此被詬病吝嗇，所以被稱作算盤大名；第二種說法是齊正精於商業運營而得此稱呼；還有一種說法是齊正對做貿易非常熱衷，有時親自出馬談合同，當時商人的地位很低，部分武士覺得他有失大名的體統，所以用算盤暗示他的商人舉止。

  但齊正對此不屑一顧，自稱“比起體麵來，實際利益更重要”。這可能與鍋島齊正的親身經曆有關。當齊正從江戶回佐賀繼承家主的時候，債主們趕來堵門要債，鬧了整整一天，最後是隨行武士大家湊了些錢才把債主哄走，之後家臣們帶著齊正連夜逃走。這件醜聞使佐賀鍋島家和齊正成了笑柄，從此齊正聽到負債兩個字就勃然變色。

  齊正能掙錢，但更會花錢，在藩內的天保改革中齊正大力投資實業、教育和西洋軍事教育。

  藩內改革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繼續限製大殿樣（隱居家主）齊直的奢侈浪費。因此以新家主齊正為首的改革派與前家主齊直為首的保守家臣團繼續對立。天保三年霜月（1832年11月）齊直要求黃金三萬三千七百兩作為自己的參覲費用，請役鍋島茂義表示財政困難隻能給予一萬五千兩，結果茂義與齊直的關係再次激化，七名重臣因此受到牽連，但家主齊正也咬牙沒有增加預算。

  二、改革藩校，加強藩士教育。

  古賀穀堂於天保二年（1831年）向家主齊正呈上了《濟急封事》，在藩學校弘道館進行改革實踐：齊正也入學並每旬巡視家臣學習情況，並下令藩內的上級家臣必須進弘道館學習，後來財政好轉入學對象擴大到全體藩士。同時頒布了嚴厲的措施，藩士如果沒有認真學習就會被罰款和減薪。

  而且教授的內容從儒學、兵法上擴展了蘭學、西洋軍製。

  天保七年長月（1836年9月），五十九歲的古賀穀堂去世，但弘道館在齊正的支持下繼續發展。

  嘉永四年（1850年）吉田鬆蔭在《西遊日記》中稱讚了佐賀藩為“文武興盛之所”，“路上走著的穿袴的少年人，大多手裏拿著各種書籍。顯示出這裏的士人是文武兼備的”。

  三、縮減財政支出，並提高藩政效率。

  通過藩學校弘道館的教育，齊正終於慢慢獲得了家臣團的認可和實行改革的人材。

  天保六年（一八三五）藩內開始廢除大殿樣（隱居家主）齊直的各種陋規，嚴格限製支出，並對編製進行“前所未聞的大淘汰”：禦側役（秘書處）與請役所（行政所）合並，共計裁員四百三十人，削減後藩官員人數為原來的三分之二。藩士的收入包括家祿、職祿、扶持米三種，被裁員的武士身份不變，但收入大大減少，在天保凶作的影響和隱居家主齊直的反麵例子下，藩士基本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結果。

  同時參勤交代的人數也減少了一百多人，旅途中早出發晚住宿，節省旅行費用。齊正的”吝嗇”體現無疑。

  在財政緊縮的情況下，藩內力求簡化行政，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年），蔵入地（藩直轄地）和大配分領（支藩和鍋島親族的領地）都已經由農政合一的請役所管理，代表藩政府治理空前強大。

  而由此湧現出的中下級青年藩士，與過去那些門閥出身的代官、莊屋表現完全不同，表現出對領民的極大同情和同理心：在處理盜賊的時候，年輕代官麵

  對盜賊訴說生活貧窮中父母、妻兒的困境時，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淚。有的代官在洪水肆虐的時候越權打開藩庫發放救濟糧，雖然初期治政有些青澀，但後來大部分都成為優秀的管理人才，領民親切地稱呼他們”虎年禦仕組“。

  四、在農村實行均田。

  沒收商人和地主出租的田地分配給缺地和無地的農民，將占藩領十分之一的田地重新分配給領民，因此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和重振了農村經濟。

  五、整頓金融秩序和地租。

  對外，為了減除藩債的壓力，佐賀藩委派須古領主鍋島茂真與債主們交涉，茂真不顧武士的體麵直接開始賴賬，“要麽在規定時間內取回一定的欠款，剩餘債務作為對佐賀藩的獻金而免除，要麽就等個若幹百年而收回全部欠款”。最後，大阪的債主同意將債務的四分之三作為獻金，而在五年內回收四分之一；江戶的債主同意免除二成到五成的欠款而在五年收回剩餘部分；長崎的債主同意佐賀藩在七十年內逐步還款。

  對內，齊正等到時機成熟後，於天保十三年葉月（1842年8月）八月發布了”加地子猶予令“、田租整理命令和”借財整理令“。

  加地子猶予令宣布免除“加地子”稅收。地子是非農田的收獲，如木柴、野生藥材、木材、漁獲、獵物及扶桑特色農家肥護根（荒草、幼苗、灌木葉子等）。加地子是地子的出產地擁有者在商業貿易之外交的稅，本來怎麽不合理，所以出產地擁有者向個體采集者或購買者攤派，增加了領民的生活成本，這個法令正式予以取消。

  另外下令規定無力繳納佃費的佃農可以申請免付部分佃費。另外允許農民用經濟作物作為年貢的一部分，如雜糧、棉花、煙草、茶等，而且允許當地代官確定不同的比例。

  “借財整理令”規定了欠款的年限和規模，超過此規模和年限的欠款都予以免除。借財整理令豁免了武士、農民和町人對藩政府、商人和地主的部分負債。

  雖然富裕地主和富裕商人拚命反對，但經過一番爭鬥，政令還是推行開來，減輕了領民的負擔，年貢開始增長，領民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

  六、成立“懸硯方”和“山方”進行殖產興業。

  天保九年（1838年），鍋島齊正成立了藩主私庫“懸硯方”，通過經濟作物的專賣和商稅收攏資金。在藩財庫“藏方“與掌管藩財政支出的”目安方”管理之外，懸硯方投資國產（土特產）如蠟、陶瓷器、石炭（煤）、漁業等產業開發，鼓勵經濟農作物的種植，投資西洋軍工研究和生產。

  繼而成立了“山方”（藩專賣品管理機構），專營的產品中著名的有陶瓷器有田燒、高島煤炭、天建寺砂糖、佐賀白蠟。

  到了江戶時代末期，佐賀藩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貿易稅和國產專賣。

  七、學習西洋技術改革藩軍

  天保二年（1831年），請役鍋島茂義在自己領地武雄開始西洋化軍事改革，足輕們穿新式軍服、武器從火繩槍換成了燧石銃（燧發槍），在私下聘任的蘭國軍官幫助下，訓練出扶桑第一支西洋式的火槍部隊。

  天保十二年（1841年）老中水野忠邦讚賞了高島秋帆的西洋式軍演，解除了鍋島直正的顧慮。而這時財政也有所好轉，齊正開始準備推行武雄流火炮術，下令所有家臣都必須學習西洋軍事，同時開始全麵改組藩兵。

  八、鼓勵蘭醫和蘭學發展。

  首先將蘭學列入藩學校弘道館課程。之後再天保五年（1834年），齊正聽取古賀穀堂的建議在城下八幡小路設立了“醫學館”，受藩校弘道館管轄，同時在醫學館下設”蘭學寮”進行蘭學研究。

  翌年成立了“火術方”進行西洋槍炮研究，後來火術方變成了西式步槍武器研發和製造的機構。

  未來的嘉永四年（1850年）成立“大銃製造方”和下屬的“鑄立場”，研究和製造西洋的鋼鐵火炮。

  未來的嘉永六年（1852年）成立“精煉方”，隸屬於國產方。原計劃是製造化學藥品作為新特產貿易，但不太順利，後來逐步轉變成西洋機器研究和製造的機構。

  種種努力下，西洋學術在佐賀藩取得了大成功。天保六年（1835年）成功鑄成了兩門合格的青銅臼炮，這是扶桑首次成功製作了鎖國後的新式西洋式火炮。

  按曆史軌跡，嘉永六年（1852年）經過多次失敗後終於建立起一座合格的反射爐，標準著扶桑進入鋼的時代。

  同年，佐賀藩成功鑄造出四門合格的鐵製36磅炮，扶桑第一次有了本土產的西洋式鐵炮。後來佐賀藩又製造出第一艘合格的小型蒸汽船（薩摩藩先造出一艘小型蒸汽船，但質量不行，速度極慢）、第一台扶桑電信機。

  因為強大的實力，在幕末紛爭中，佐賀藩在朝廷、幕府、公武合體派和倒幕各藩之間周旋，因對各方態度曖昧，誰也搞不清楚佐賀藩的真實立場，後人稱鍋島齊正為“肥前的妖怪”——扶桑大妖怪的特點就是善惡不定而且實力強大。

  幕末到維新政府初期佐賀藩的政治名人有佐賀八賢人（教育家枝吉神楊、扶桑近代法律奠基人江藤新平、教育家首任文部卿大木喬任、外交家外務卿副島種臣、蝦夷地開拓之父島義勇、扶桑紅十字會創始人佐野長民、兩任首相大隈重信和鍋島齊正）。

  同一時期的佐賀名人很多，例如伊東玄樸（幕末三大蘭方醫之一）、本島藤太夫（幕末最優秀的鐵工技術者和兵器製造家）、天野為之（經濟學者，《東洋經濟新聞》創始人）、石井亮一（日本第一位殘疾人教育家）、久米邦武（《米歐回覽實記》的作者，日本近代史學奠基人）、黑田千佳（日本首位女理科博士）、誌田林三郎（日本電力學的奠基人）、杉穀雍助（佐賀蘭學六傑之一，佐賀藩鐵反射爐的首席工程師）、豐曾一女（日本近代著名女子教育家）、中野初子（發明家，日本第一個製造電燈者）、納富介次郎（日本近代最偉大的工藝教育家。創立了多所工藝學校）、真崎照鄉（發明家，自動麵條製作機的發明人）、石黑寬次（佐賀蘭學六傑之一，精煉方首腦，日本首個蒸汽機車模型製作者）、中村奇輔（佐賀蘭學六傑之一，精煉方首腦）、石田英一（日本近代金石學大師）、岡田三郎助（畫家，首位日本文化勳章的受勳者）、蒲原有明（詩人，日本象征派大師）、曾禰達藏（日本近代建築藝術家，日本建築家學會發起人之一）、辰野金吾（日本近代建築藝術家，東京車站的設計者）、中林悟竹（日本近代書法家，明治三筆之一）、百武兼行（畫家，日本西式畫法的先驅）等等等等。

  佐賀對西洋科學的研究和仿製，為扶桑開啟了近代化的大門，而鍋島齊正的原話“外國人能有，我們也能有。錢並不可惜，隻要努力反複研究，就一定能成功”（外國人にできて、われわれにできないはずはない。金は惜しくない。研究を重ねて必ず成功させよ），是每個後發國家國民的共同心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