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辜鴻銘和華東的接觸時間要比嚴複早得多，在華東剛成立上海新區的時候，華東曾組織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島訪問的活動，當時辜鴻銘也參加了這次行程，應該說在那一次行程中，華東還是給辜鴻銘留下了不錯的印像。

  不過從那以後，華東和辜鴻銘就再沒有什麽直接的接觸了，畢競華東的精力主要在發展工業化和經濟上，看重的是詹天佑這樣的技術人材，而不是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而辜鴻銘雖然也承認在華東的治理下，社會民生，精神氣貌確實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但他的骨子仍然帶中國傳統文人的清高和傲慢，華東不來相請，辜鴻銘自然也不會主動上門，而且還故意做出一付對華東也不屑一顧的樣子來。

  但辜鴻銘的大部份時間都居住在上海，也得到了許多了解華東情況的機會，而且雖然辜鴻銘在表麵上表現得對華東不屑一顧，但實際對華東的動向相當的關注，華東出版的幾份主要報紙基本都一期不落，另外對華東出版的幾本學術著作也是本本都購買，並且都進行了認真的研讀。

  應該說辜鴻銘對華東的土地製度是相當不認同的，對華東繞過士紳階層，直接麵對基層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頗有微詞，但對華東治理的效果還是有些佩服，畢竟辜鴻銘是在歐洲留學14年，並且拿到了11個博士學位，留學的經曆主要是在英國和德國，對歐洲國家的治理環境有相當的認知，而華東成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治理能力卻並不遜色於歐洲國家。

  而對華東的學術理論著作，辜鴻銘的評價也是各有高低，比如對華東的土地理論，就很是不屑，而對工業化理論也並不怎麽上心，但對華東提出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非民族國家這一概念卻有相當的認同感，因為辜鴻銘是推崇中華傳統的孔孟思想學說，這和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理論有很大的契合之處，而且這個理論也給了辜鴻銘很大的啟發，使他對中華文明優於歐洲文明的理論可以更為完善。

  還有就是華東對歐洲國家的體製，及社會製度、文明的批評，辜鴻銘則是十分讚同。和這個時代其他的中國學者普遍都推崇歐洲國家的製度、思想、文明不同，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體製，製度、文化都相當不屑。這也和辜鴻銘在海外留學長達14年的經曆有關，因為其他的中國學者如嚴複國外留學的時間也不過隻有4年，對歐洲國家的認知未免有些流於表麵化，僅僅隻看到了歐洲國家的表麵繁榮，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深層缺少實際了解。而正是有長時間的海外生活經曆，使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有更為深刻的認知，並沒有被歐洲國家的表麵繁榮、發達、科技所迷惑，同時還看到社會繁榮背後的陰暗、墜落、自私、貪婪的一麵。

  不過辜鴻銘畢競不是社會學家，雖然他看到了歐洲國家在社會製度、文化的缺點，但對造成這些缺點的根源卻缺乏足夠的認知，而且想出的解決辦法卻不是靠推動社會進步，提高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或是建立一種更高等級的社會製度，而是中國傳統孔孟學說的仁義之道，這也是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的最主要因素，甚致到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不管是精華還是糟粕，也堅決擁護的程度。

  其實這也是這一代中國學者的一個共性，隨著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的認知加深，看到歐洲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缺限後，幾乎都不約而同的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來，在舊時空裏，嚴複到了晚年時，也開始推崇中國傳統文化。

  但看了華東關於對歐洲國家的體製形成，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後，再結合自己多年歐洲生活的經曆進行印證，使辜鴻銘也頗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畢競華東關於對歐洲國家的體製、文化缺限的分析，是建立在舊時空無數學者長達百餘年的探索、研究、分柝、試驗的基礎之上，這決不是辜鴻銘區區十幾年的生活經曆所能相比的。

  雖然這並不表示辜鴻銘從此就放棄自己的思想，徹底拜倒在華東的麵前，畢競像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一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觀點，是不會輕易改變的，雖然這並不防礙他會從其他理論思想中吸取對自己的思想觀點有利，或是有補充的優秀部份。因此在辜鴻銘後來的文章、講學、交流中，也大量的引用華東的這些理論。

  不過辜鴻銘對華東的態度並沒有什麽改變，依舊是不屑，並且不時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調侃、或抓苦、或指責華東的一些行為或者是一些特定人物。當然喜歡懟人，是辜鴻銘的一大特點，他到也不是專門針對華東，對清廷、對其他國家，對清廷的官員、外國政要，以及其他學者、社會名流、都是照懟不誤，簡單來說就是看誰不順眼，看什麽事情不順眼，都會開懟，並極盡嘲笑、挖苦之能。

  華東控製上海之後，報紙當然不敢發表反對華東的文章，辜鴻銘懟華東通常是在宴會、學術交流的場合，不過辜鴻章到也不是亂懟華東，並且相當注意分寸，往往就是打打擦邊球，更多的還是調侃性質，而且除了懟華東之外，辜鴻銘也依照是見人懟人，見事懟事，行就如故。因此上海也並沒有太在意，對他依然是敬而遠之，但並沒有阻止辜鴻銘在上海著書、教學、發表演說等等，隻要是不要過線就行了。

  其實雖然在舊時空裏，辜鴻銘是以敢說、敢罵、敢懟而著稱，但並非是真的憤世嫉俗，不通世故，其實相當注意分寸尺度，知道什麽人可以罵，可以在什麽時候罵，可以罵到什麽程度，並且保證自己的絕對安全，因此盡管在辜鴻銘生命的最後10餘年間，盡管政局迭蕩起伏，更迭如家常便飯，不少學者都因站錯了隊、說錯了話而吃過大虧，但辜鴻銘卻始終屹立不倒，無論是誰當政對他都敬若上賓，而且辜鴻銘還是照樣罵人、懟人。

  秦錚其實一直都在關注嚴複、辜鴻銘等學者的行動，對他們的一些改變都了如指掌，隨著華東的國力日益強大，由其是在取得了遠戰爭的勝利之後，這些學者們都明顯在向華東這邊靠隴，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因為清廷的表現實在太爛，根本就是爛泥扶不上牆，僅僅隻是占著一個正統的大義明份，而當華東表現出了足以徹底壓倒清廷的能力，改朝換代己不可避免時，自然有不少學者會改弦易轍，站到未來的勝利者一方。

  而且這次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導的文化交流活動，代表的整個中華文明，無論是誰能夠參與其中，都是足以留名青史的至高榮譽，對於學者來說，榮譽比經濟利益更為重要。因此秦錚才認為可以邀請嚴複、辜鴻銘做為華東的代表。

  經過行政院的討論之後，最終還是同意了秦錚的建議，當然首先還要看嚴複、辜鴻銘的態度，如果他們不願代表華東去德國，那就沒有辦法了。而邀請嚴複、辜鴻銘的任務，自然就落到李鬆晨的身上。

  其實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真不算小，雖然辦不成也不會對李鬆晨的前途造成什麽影響，畢競如果嚴複、辜鴻銘真的不想去，總不能將兩人架去吧！但如果辦成了，無疑是對李鬆晨還是有加分的。

  當然李鬆晨也知道，這種學術大師都不是好請的，因為一個個都自視甚高，自比孔明，雖然心裏千願萬意，但還要故作姿態，左推右托，最後仿佛千不甘萬不願的才出頭。因此李鬆晨經過認真思考之後，首先向辜鴻銘發出了相約見麵的請求，辜鴻銘果然在一番“我很忙、沒時間”的托辭之下，最終將會麵的時間推到三天之後。而李鬆晨馬上又去約見嚴複，這次到是順利得多，會麵的時間定在第二天。

  這樣的邀請先後安排，當然是有意而為的，因為嚴複是軍人出身，本身性格比較豁達大變，涵養也好，另外他對華東的認同感也更強一些，畢競在遠東戰爭中，華東也算是為北洋水師報了甲午的一箭之仇，而嚴複也是北洋水師的創辦者之一，不能不有所觸動；而辜鴻銘身上的文人氣更重，雖然不能算是心胸狹窄，但他的性格畢竟偏於過激，因此如果先邀請嚴複，可能會讓辜鴻銘有所不快，認為華東更看重嚴複，說不定在一氣之下，就拒絕了邀請，而先邀請辜鴻銘，但卻是由於辜鴻銘自己故作姿態，定下在三天之後會麵，那麽華東先和嚴複見麵，辜鴻銘也就沒話可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