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各省紛紛要求購買蚊子船的情況，總理衙門致信李紹泉，稱“此項船隻，無論各海口，難資分布，即咽喉要區，根本重地尚不足數，必應即時添置”，要求李紹泉負責具體經辦，盡快再增加購買一批蚊子船。

  ??除了蚊子船之外，受日本西南戰爭幾次海戰中雷擊作戰的啟發，大乾朝廷對雷擊艦也是興趣大增，在得到林逸青關於海防的巡視報告之後，敬親王專門寫信給他，詢問起他在日本搞的那幾次雷擊作戰的詳情來。

  ??對於敬親王的詢問，林逸青自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寫了一份相當詳盡的報告呈遞了上去。

  ??林逸青同樣清楚，因為乾國海軍的基礎——船政水師是完全效仿法國海軍的，敬親王有此一問，應該不僅僅是受自己在西南戰爭中的雷擊作戰戰例的啟發，還有法國海軍“綠水學派”思想的影響。

  ??法國在拿破侖三世的時代就對英國海軍的優勢地位非常惱火，實際上，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法國就向英國發起了咄咄逼人的挑戰，英國仰仗強大的工業實力把法國的勢頭強行打壓了下去，然而到70年代初，法國出現了一整套立足於新技術潛力的新理論。這是一套完全為弱勢海軍國家量身定做的戰略，即“綠水學派”。

  ??綠水學派的創立者是理查德?格裏維爾，他出了一本名叫《海洋戰爭》的書，奠定了綠水學派的基礎，但綠水學派真正的領袖人物是法國海軍少將西奧菲勒?奧貝，綠水學派的理論立足於新式武器的出現，尤其是魚雷和水雷的誕生，也預見到了潛艇的威力。他們提出：戰列艦統治海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英國人信奉的封鎖戰略也難以為繼，敵人的海上交通線也因此變得脆弱和易受攻擊。奧貝尤其指出，9056年巴黎協議中確立的戰爭法在大規模戰爭中將不具備可行性，而對敵人海上貿易的無限製攻擊將被大多數國家接受。

  ??與許多激進但並無實權的思想家不同，奧貝完全有機會把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在他的影響下，法國海軍放緩了建造鐵甲艦的速度，大量訂購魚雷艇和快速巡洋艦。在英國海軍建造“閃電”號魚雷艇並試射魚雷成功後，法國方麵就敏銳的意識到，魚雷艇明顯地具有以一次魚雷發射就能摧毀敵人大型軍艦的能力。自從拿破侖戰爭中法國艦隊遭到覆滅之後，法國一直在尋求一種足以抵消英國在海上所占壓倒優勢的武器並為此而不懈努力。在魚雷艇方麵，法國這一次超過了英國，早在9075年，法國就訂購了它的第一艘魚雷艇，但該艇直到英國的“閃電”號服役一年後才服役。隨後，法國又訂購了6艘魚雷艇。到9080年，法國已建成了30艘魚雷艇，另有30艘在建。英國海軍對此則不以為然，似乎樂於讓自己的魚雷艇緩慢地發展，因而無論是魚雷艇還是它所用的魚雷，仍處於最初的發展階段。但法國繼續建造魚雷艇，到今年年初，法國海軍又訂購了44艘魚雷艇，使法國的魚雷艇總數達到104艘。在法國的影響下，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奧地利、智利、希臘、德國、意大利、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等國的海軍都擁有了魚雷艇。麵對如此風潮，大乾帝國盡管保守，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而剛剛接手船政不久的何儒章，對朝廷關於海軍的發展政策的搖擺不定，顯得有些無所適從。

  ??“隻怕那赫德言過其實。”何儒章拿起《外國師船圖表》信手翻了翻，說道，“我於西洋船學炮說所知有限，這小船架上如此巨炮，行駛既緩，風浪宜避，隻能在海口及沿岸淺水處馳逐接戰，似不宜於大洋……若恃為洋麵製敵之具，未必確有把握。而現下‘揚武’、‘超勇’二艦已然完工，再建之艦，應該較‘揚武’更大更新才是，而朝廷卻命仿造蚊子船魚雷艇，真是……”

  ??“確如子巍所言，蚊子船隻宜守口，出海接戰，非其所能，朝廷如此，乃是因餉絀之故，欲以小船應一時之急，將來還是要建造鐵甲艦的。”林逸青說道，“依我看，船政此時建造這些小船，花費不多，正可將主要力量用於船廠擴建，為日後建造鐵甲艦預做準備。”

  ??“那樣的話，隻怕要另選廠址，再開新廠了。”何儒章沉思道。

  ??“船政總理天下造船事務，本就不是僅建一廠便完事了。”林逸青提醒何儒章道，“船政設廠本非一廠，而現在之馬尾廠選址本為不當，不能建造五千噸以上之船，莫不如趁此機會，再設一廠以造巨艦。”

  ??“那這新廠廠址，設在哪裏為好？”何儒章問道。

  ??“我此番巡視海防，便已暗中留心，”林逸青道，“在旅順青泥窪口設廠，最為適宜。”

  ??“在北方青泥窪口設廠？”聽到林逸青的建議，何儒章吃了一驚。

  ??“船政設廠，本不必拘泥南北畛域，要不然，這‘總理船政’四字，便白叫了。”林逸青微微一笑，“而且，這船政的關防，也該換一換了。”

  ??“是啊！我以前還不知道，這船政的關防，竟然是木印，還是自己刻的。”何儒章有些奇怪的說道，“既然是總理船政事務，當是禮部頒印，印文也當是‘總理船政事務衙門關防’，怎麽能光刻‘總理船政關防’六字？”

  ??關防，是印信的別稱，在大乾朝，特指非經製的臨時或新設機構的印信，其印麵呈長方形，以區別於正方形的大印。在現在這個時代，不特指地域範圍，而直接綴以“總理”名義的新設機構為數並不多，除了總理船政之外，較具代表性的新設機構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與總理船政一樣，都是乾國政府中樞批準特設的專管某一領域具體事務的機構。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細微差別在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雖然同樣也是使用關防印信，但是這兩個機構的關防均由禮部鑄造頒發，即在禮部注冊備案，而且材質均為銀質，印文內容上也顯得等級極高，與正式機構的大印一樣，除了中原文篆書的機構名稱外，同時還有渤文篆書印文。相比之下，現在船政用的由船政自製、材料為木質、印文中隻有中原文的船政關防則顯得等級相差不少，更不用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總理大臣都是由親王級的王大臣出任，而船政大臣的級別雖也很高，但畢竟隻是巡撫一級的官員。

  ??船政創立之始，沈佑鄲的正式官職便是“總理船政事務大臣”，有專折上奏之權，從此“總理船政”成為一個特定的職位和機構名詞，在總理船政管理下的整個設廠、造船等一係列機構和事務，也都由此統稱為“船政”，船政也從一個普通的詞語變成了特指一個機構的名詞。至於總理船政這一機構的長官，也被習慣的稱為“總理船政大臣”或“船政大臣”。

  ??不過，顯得有所保留的是，朝廷在同意沈佑鄲總理船政的同時，並沒有按照以往的常規，由禮部鑄造關防大印授予沈佑鄲，而是命令“先刻木質關防”，有意無意的對船政進行了矮化，其中防範地方疆臣坐大的意思不言自明。

  ??而林逸青已然深悉其中的奧妙，是以在妻兄何儒章從駐日本公使離任，以護理福建巡撫的身份出任船政大臣後，決心將林義哲留下的這一重要遺產擴大升級，是以決定首先從這關防大印入手。

  ??換掉關防大印，看似是一個不起眼的事，其當中的寓意卻是很大的！

  ??林逸青深深的了解，總理船政雖然是朝廷正式批準的名分，但如其關防所顯示的臨時性質那樣，這一名分的本身仍然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朝廷並沒有特別申明出任總理船政大臣的人選必須具備的官階級別（一旦未來的船政大臣的級別低於巡撫級別，那這一機構能否保持不被地方大員矮化，則是很大的問題），也並沒有特別申明總理船政機構除了自己的設廠造船之外，還有何等的權限。船政的未來發展能達到何種程度，能否確保其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船政大臣是否能夠在政場上自己去努力爭取和維護。

  ??船政的舉步維艱，究其原因似乎是決策隨意、政治鬥爭和財政支持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並不是某些人的阻撓和漠視那麽簡單，所謂沒有脫離時代大背景的個人行為的存在，因而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國所處的社會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國雖然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自古以來從骨子裏認為自己是個大陸國家，農耕文化和小農經濟意識根深蒂固，農耕文明的民族很難自發的去探索海洋，農民關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漁民雖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絕不會冒險離開海岸線去遠海捕魚，因為在“沒良心網”不那麽流行的時候，近海的漁業資源還是足夠其捕撈的；商人畏懼於海洋的波濤洶湧以及巨大的運輸成本（在沒有GPS定位導航和全程海軍護航體製的時代，商船和水手的損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寧願出錢雇傭外國商船為其冒險運貨而自己隻需要等在港口。總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國使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族對大海更多的是一種敬畏而不是依賴。農耕經濟的完善令統治者內心裏最關心的是如何提高單位土地的產量、盡力減小荒年對收成的影響以及保持對農產品運輸至關重要的漕運的暢通無阻，海外貿易實在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再說大乾帝國向來沒有什麽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運輸線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國家那樣性命攸關。因此，這個古老的民族，從內心裏缺乏海洋意識，也就不會存在多少發展近代海軍的土壤。

  ??農耕文明狀態下的大乾帝國也並不是沒有重視海洋的時候，不過，海軍艦隊更多體現的是個人的意誌而不是全民的意識，一旦主事者“換屆”，新上來的不具備這種意誌，那麽對海洋的重視甚至是興趣也會戛然而止。

  ??長年農耕文明的天然限製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古訓使得大乾帝國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過在7000萬兩白銀上下浮動，貿然加賦是要冒著天下造反的危險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結餘也就這麽點兒，而海軍是公認的“貴族軍種”和“吞金巨獸”，大乾朝廷每年結餘的數百萬兩就算全都投入進去也無異於杯水車薪。

  ??錢不夠用的時候能用的方法無非隻有兩種：開源和節流，但是作為一個農耕意識濃厚的民族對於加賦是極其反感的，加賦就意味著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賦的話，“開源”基本就沒有可行性。

  ??那“節流”是不是行呢？當然不行，因為財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項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牽涉到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八部子弟和內務府的那一份是萬萬動不得的，這一動他們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軍餉也是別想的，雖然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鬧事的本事還是有的；長江、黃河流域的百姓盼著治河經費；災民指望著賑災款；官員們的俸祿、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種種開支。在這些傳統部門麵前，像福州船政、江南製造局這樣的洋務部門就形同“想要分財產的後娘養的”，自發形成了一種本能的敵視心態，所以一有機會就群起而攻之。

  ??自從洋務運動展開的那一天起，各方麵對洋務派的攻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攻擊並不能簡單的歸結於“洋務派妥協賣國”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舊”。而是包括手裏掌握著輿論權柄的士大夫階級在內的全體大乾帝國人不明白海軍是用來幹什麽的。

  ??既然不明白創辦船廠、建立海軍是幹什麽的，同時這些又牽涉到諸多油水頗多的“配套設施”，比如煤炭、鋼鐵、電報、鐵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撈，自然會遭致各界的懷疑和非議，尤其是以“罵人”為本職工作且掌握輿論話語權的言官禦史。

  ??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在於：洋務派不容於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從事洋務者往往被認為是“事鬼之徒”（等同於賣國賊）。這種觀點貫穿洋務運動的始終，海軍可以說是全社會的眼中釘和肉中刺，每當國家“銀根緊縮”，節流經費的“快刀”第一個砍向的就是“花錢大戶”海軍和其有直接聯係的造船機構，與戶部和地方爭奪經費成了北洋水師締造者李紹泉、曆任船政大臣和江南製造局總辦任內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費在這種毫無意義的扯皮之中。進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軍、造船工業乃至整個洋務運動之上。

  ??大乾帝國造船工業遭到的漠視本質上是因為整個民族沉醉於過去曾經擁有的輝煌和驕傲、對新生事物的漠視以及農耕民族對海洋固有的畏懼心理作祟、海洋意識缺失的必然結果。在這種大環境的限製下，大乾帝國造船工業乃至洋務運動的進程的舉步維艱也就不難理解了。

  ??林義哲很早的便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一直試圖從中央層麵來推動改革，但卻因為行事過於操切，激起了強烈的反彈，雖然有兩宮皇太後和敬親王撐腰，也是難以招架，而在他英年早逝之後，海軍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放緩並趨於停頓了。

  ??而林逸青通過一年的巡視海防和同北京城裏的權貴接觸，深刻的了解了這一點，決心吸取林義哲的教訓，用另外的“曲線救國”的法子，來達到推動改革，加速海軍建設乃至洋務運動的目的！

  ??這第一步，就從換掉船政關防，利誘一位郡王來船政當招牌入手！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把既得利益階層拉進改革者的隊伍當中，將他們的切身利益和改革捆綁在一起的話，反對的聲浪，無疑便會大大的減少！

  ??“可要換關防的話，這船政大臣的位子，我是不是也得讓賢了？”何儒章失笑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都是親王出任總理大臣，咱們船政就打矮他們一點，好歹也得個郡王來坐鎮才好啊！”林逸青笑了笑，從懷中取出了一張紙，交給了何儒章。

  ??何儒章接過紙看了一會兒，眼中漸漸的放出光來。

  ??“這辦法好！瀚鵬，真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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