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一直靜靜的聽著淩誌蘇遠承二人的言論，眼眸卻是越發深邃。

  神宗作為天下主宰，一直以來皇城司監控天下，他真的不知道此間種種弊端嗎？

  趙煦一直以來都相當清楚新法的弊端，但他畢竟隻是個快五歲的孩子而已，又如何跟神宗談神宗最重視的新法？而且，趙煦莫名的有種感覺，神宗或許早已經對新法弊端了然於心。

  趙煦清楚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相當多的弊端和問題，也正是因為這些弊端及問題才使得新法一直遭到保守派的抨擊。更重要的是這些弊端和問題容易使新法失去廣大的群眾基礎，如果一直這樣任由事態發展，新法的失敗就真的可想而知了。

  同時，一直以來改革派的內部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熟知曆史的趙煦更加明白，改革派的內部問題愈演愈烈激化了新法本身已存在的弊端，這必然會加速變法運動失敗的過程。

  熙寧年間，在改革派內部，如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等人在宋神宗的領導下，開始的時候還是可以團結一致推行新法的。但到後來隨著變法的深入，他們卻因為在具體操作上的分歧而產生了種種矛盾，直接瓦解了改革派集團的力量。

  之後，對變法影響最大也是最表麵化的是王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分裂。最初，呂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但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兩人就逐漸走向分裂。

  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呂惠卿實行了一些王安石在位時不曾有的新法，如手實法和給田募役法。王安石複相後對兩法均不讚同。

  後來，呂、王又因為汴河水漲的問題發生了爭執。

  用人方麵，兩人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如呂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則厭惡之而不予任用。

  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的矛盾因為纂修《三經新義》而激化並爆發了正麵的衝突。纂修新義的工作原由王安石主持，在他罷知江寧府後，呂惠卿接替他主持纂修工作。呂對王安石之子王雱所纂修的《詩義》進行了刪改，引起了王氏父子的不滿。

  熙寧八年六月，新義修成，宋神宗對王安石父子、呂氏兄弟（呂惠卿的弟弟名升卿）俱加官以示獎勵。

  王安石奏說：“雱以疾病隨臣，不複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獎。”以王雱有疾故堅辭給其子的加官，呂惠卿以為雱引疾避寵，勸說說服宋神宗答應取消對王雱的加官，呂、王之怨由此益深。

  最終，王雱指使禦使中丞鄧綰彈劾呂惠卿，呂惠卿、王安石的矛盾遂由政見上和學術上的分歧而變成刑事訴訟。直到王安石二次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兩人的分爭才宣告結束。

  呂惠卿、王安石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改革派集團的力量，使改革派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其次是呂惠卿和曾布之間的矛盾。曾布也是改革派集團的核心成員之一，但其為人反複，見風使舵，在反對派攻擊市易法時竟上書說市易法不合時宜。這是改革派內部對新法的嚴重詆毀。

  王安石對曾布的行為深惡痛絕，上書神宗不要輕信曾布所言。但宋神宗還是下詔書令曾布與呂惠卿共同根究市易務的不便之事，詣實以聞。在根究市易法的過程中，呂惠卿是堅持維護新法的，與曾布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終於說服了宋神宗，使新法化險為夷。

  而到了元豐年間，王安石罷相出判江寧府，神宗更是由幕後走上台前親自主持新法。神宗為了推動新法的繼續進行，更是以強硬的手段強行實施新法。

  按傳統觀點，王安石、呂惠卿、曾布是改革派的主要主持者，是改革派的核心成員，而往往忽視了最重要的一個人——宋神宗的存在。

  史載宋神宗“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幸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宋史》卷十六），是一位想大有作為的皇帝。

  後來，宋神宗幾見王安石而委以變法重任，從而掀起了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是以，宋神宗理所當然地應該歸入改革派。但就是在改革派之間，或人存在缺點，或相互之間存在分歧，從內部破壞著變法運動，而變法竟然一直都在進行著。

  想想，改革派內部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問題，變法都一直能正常進行下去。趙煦覺得，作為幕後操縱者的神宗在其中絕對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的。

  同樣作為改革派一員也是改革派最大主持者的宋神宗，對新法實施的方略也與呂惠卿、曾布等人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神宗畢竟是皇帝，在他的強硬要求下，改革派官員隻能按照神宗的指示去實施計劃。因為神宗同王安石一樣，一直堅持改革隻能聽從一個聲音。

  朝野上下都認為是因為宋神宗對變法的執著以及在變法上始終堅持自己的想法，導致了宋神宗很難聽進別人提出的對變法的不同意見。但作為神宗兒子的趙煦卻是相當清楚，事實並非如此。

  現如今，在以一己之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心中，他不能有哪怕一點的讓步。因為他知道，對於已經實施的新法，隻要稍加改動，就是承認新法的弊端，對皇權乃至整個大宋朝廷的形象都會產生負麵影響。

  另外，隻要他對外表現出一絲絲的鬆動，承認新法有弊端，變法可能就真的失敗了。朝野上下隻要看出他態度的鬆動，反對新法的奏章及動議一夜之間就可以堆滿整個勤政殿吧！新法又如何能繼續實施下去？

  那樣的後果是沒有人能承受的了的。所以，哪怕是知道蘇遠承淩誌二人說的有道理，神宗也不可能直接有所動作。

  對於改善新法而言，該何時操作如何操作確實都是巨大的難題。這涉及到如何把握好這個“度”的問題，要在不影響變法的大前提下承認新法有弊端而進行改良，這何其艱難？

  除了神宗周圍幾人，又有誰能真正知道神宗麵臨的兩難處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