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恭維中的幾人都沒注意到一旁的陳光悄悄的出了文德殿，低聲跟殿外的內侍黃門吩咐了幾句後又悄悄回到神宗邊上。

  “兩位大人提出的有關青苗法的建議我們都知道了，現在我更好奇的是兩位大人對其他新法的想法。”趙煦見神宗一直不說話，便打斷淩誌蘇遠承的言語，將談話引回正題。

  “那臣繼續說一下免役法。免役法是對以前差役法的改革，由原來按戶等高低輪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改為由政府出錢雇人應役。”淩誌接過趙煦的話頭，語氣鏗鏘的說道。

  王安石提出免役法的意圖是要“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使“農時不奪而民力均”，並在災害之年可以“募人興修水利，即既足以賑救食力之民，又可興陂塘溝之費”

  在趙煦的記憶中，此法也的確產生了一些積極的作用，減輕了農民的差役負擔，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比如，免役法規定“當役戶”和“不當役”的下等戶均需交納“助役錢”，前者因為免去了以前必須負擔的各色差役，納“助役錢”理所當然，但後者本來不應役，現在出錢就不合理了，成為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筆沉重的賦稅負擔。

  至於征收二分的“免役寬省錢”，名曰二分，實際征收卻超過一倍或一倍有餘。《文獻通考.職役》中就說:免役寬省錢，“統計天下乃十四五”，無疑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也正如趙煦所想的那樣，隻聽淩誌繼續說道：“免役法規定當役戶和不當役的下等戶均需交納助役錢，前者因為免去了以前必須負擔的各色差役，納助役錢理所當然。但臣認為後者本來不應役，出助役錢就不合理了，此法必然招致百姓不滿。”

  “另外，免役寬省錢的征收標準亦不明確，地方執行同樣也存在巨大的問題，臣曾統計過，二分的免役寬省錢最高都已經收到六分七分。請陛下明察！”淩誌越說越是激動，對新法的這些弊病真的是深惡痛絕。

  “朕看你等二人對此已經準備許久了，朕準許你們將其他幾項新法也說一下。”神宗表情不變，掃視了一遍在場眾人，而後緩緩說道。

  “謝陛下，那臣等就直說了。”淩誌蘇遠承二人躬身一禮後便輪番開始了他們的表演。

  市易法，“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貸，以田宅或金帛為抵押，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百分之二”。其法是由政府出資一百萬貫，先後在開封成都廣州揚州等城市設立“市易務”，平價收購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

  同時，商販隻要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就可以批賒官庫裏的某些貨物到各地出售。年出息二分，過期不還，每月罰款百分之二。王安石因以為“市易之法成，則貨賂通而國用饒矣”。

  但在此法實行的二年，政府收息錢九十六萬緡，從中獲得了大量的利潤，而私營的大小商販則不是無利可圖就是賠本，甚至負債累累，紛紛破產。甚至還出現了“市易務於禦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監賣，分取牙利”的狀況，直接插手商業，壟斷商業活動，這隻會抑製剛剛興起的商品經濟的發展。

  均輸法，《宋史》載均輸法“以發運之職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以王安石之說此法貸款宜改變“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的局麵，“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於公上”（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七O)。但實際是由政府直接控製東南六路的財賦，與商人爭利。

  保甲法與保馬法，保甲法是將民戶按十五編成保甲，“保甲立，則亦所以使民不散，則奸宄固宜少”，可以維護社會治安，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基礎。

  但王安石還有一個目的，即使之成為由雇傭兵製向征兵製過渡的一個橋梁。這樣就使廣大的農民參與軍事，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因為雇傭兵製使大量職業兵興起，而廣大農民則免受征伐和屯戍之苦。保甲法就變相地恢複了差役，而且農閑時的“習學武藝”“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餘弓箭並許從便自置”（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六），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保甲法還規定“同保內有犯強竊盜、殺人、放火、強奸、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並依從保伍法科罪”，又“及居停強盜三人以上，經三日，同保內鄰人雖不知情，亦科不覺察之罪”（徐鬆輯《宋會要輯稿》《兵》二之五六），實際上恢複了殘酷的什伍連坐法，使農民深受其害。

  保馬法則將國家飼養不善的軍馬推給農民，無疑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特別是軍馬死了要賠償，使許多民戶因馬死而搞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以上，是臣等對於部分新法存在弊端的愚見。臣以為，種種弊病我大宋朝廷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將影響降到最低，讓更多人接受新法。”淩誌最後總結道。

  “臣還想補充一點，新法致使官僚機構重疊。王相公為了將變法運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先後建立了許多機構來推行新法，如製置三司條例司、“疏浚黃河司”、都提舉市易司等等機構。這必定使本來已經被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困擾的朝廷更加力不從心。”蘇遠承緊接著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