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凡·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音樂家、藝術家，是曆史人物，也是文化符號。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澎湃新聞（thepaper.）將陸續推出紀念文章，通過文字、影音和圖像重新審視貝多芬的藝術成就、精神遺產與當下意義，力圖呈現豐富多彩的曆史細節，提供中國知識人獨有的觀察視角，嚐試與讀者一起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質。

  在第一篇文章中，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係副教授劉小龍將呈現關於貝多芬的時代、生平與創作的全景式回顧，並提出有別於傳統視角的評價和思考。

  貝多芬《E大調鋼琴奏鳴曲》（Op.109)第三樂章

  貝多芬雕像

  2020年，全世界的愛樂者們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氛圍中迎來了貝多芬誕辰250周年的紀念年。這場橫掃全球的疫情迫使所有針對貝多芬的紀念音樂會和學術活動取消或推遲，給熱愛音樂的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沮喪和挫折感。那些活躍於舞台上的表演家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演出置於互聯網上，盡管他們多麽渴望同觀眾麵對麵交流，將最美好的音樂獻給大眾，還有貝多芬。然而，在這樣艱難的時日裏，貝多芬和他的音樂卻再次成為焦點。這不僅因為周年紀念的緣故，還因為他的音樂對於今日人們麵對的險境，有著特殊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意義。它促使我們將目光重新聚焦於貝多芬及其作品，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回顧這位德國作曲家的藝術人生。

  貝多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源於他從18世紀的文化運動中繼承來的思想觀念，以及古典主義音樂傳統對他的耳濡目染。啟蒙運動高揚的理性主義與本質探索，在思想和現實的雙重層麵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這本身就似一種預設的目標，激起人們接近並實現它的巨大熱情。它成為貝多芬一生創作活動的思想底本和潛在動因，驅使他通過音樂不斷追尋本質、展現人類的終極理想。在過去的200多年裏，人們普遍將貝多芬視為古典音樂的魁首，把他的藝術在較為單一的思維層麵神聖化。這種傾向根源於作曲家所表現出的理想主義特征，卻又將貝多芬的形象予以簡化，甚至曲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諸多顯赫的貝多芬傳記不斷提示人們，如果我們在忽視貝多芬人生中存在的諸多矛盾而去標榜他的藝術與社會理想時，就會使後者淪為一種片麵的教條，更無法洞悉他所懷有的理想的價值所在。本文力圖呈現貝多芬人生中那些被忽視的矛盾，或許對他所執著的理想能夠提供深層的注解。

  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

  貝多芬自幼成長於一個音樂家庭。他的祖父老路德維希是波恩選侯宮廷的樂長，長子約翰則是宮廷中的歌手兼小提琴手。盡管如此，貝多芬在其幼年並未表現出如同莫紮特那樣的音樂天賦，卻在父親的要求下展開專業學習。

  他最初學習鍵盤演奏，後來又加入小提琴。父親約翰對孩子的教育和管束相當嚴厲，使小貝多芬過早感受到恐懼和壓迫。根據貝多芬發小弗朗茲·魏格勒的回憶，貝多芬經常遭受體罰，並且被迫在深夜練習演奏。此類事件在貝多芬心中造成陰影，也影響了他對父親這一角色的理解。它增加了一個幼兒仇恨音樂和這種職業的風險，更何況他所身處的音樂家庭本身就會帶來無形壓力。真正扭轉這一局麵的首個契機來自貝多芬的首位作曲老師，克裏斯蒂安·格特勞勃·尼夫。此人於1779年來到波恩定居，並且很快將貝多芬收為學生。尼夫對文學、戲劇的鍾愛，以及他充滿新思想的音樂教學，使得貝多芬重拾對音樂的興趣，並且領悟到音樂並非一種生存手藝的意義。他開始更加主動地學習音樂，逐步樹立起成為一位音樂家的追求。

  少年貝多芬畫像

  然而，貝多芬身處的波恩並非藝術成長的理想之地，盡管波恩宮廷在當時的文藝活躍度堪比帝國首都。1787年春天，貝多芬首次前往維也納，希望在那裏獲得更好的音樂教育和發展機會。母親瑪格達雷娜卻在不久病重，迫使他匆匆返回波恩。母親於7月中旬去世，迫使16歲的貝多芬必須肩負起養家糊口的重擔。父親酗酒的惡習日漸加深，年幼的弟弟們要人照顧，凡此種種令這位年輕人不堪重負，又必須咬牙支撐。他懇請選侯將父親工資的一半發給他，以此填補父親被開缺降職的風險，而他的音樂學習和遠大誌向則變得虛無縹緲、無從談起。拯救貝多芬的另一個契機來自魏格勒向他引薦的布魯寧一家。這個家庭出身貴族，當時由海倫娜·馮·布魯寧夫人和四個孩子組成。貝多芬從那裏獲得了久違的家庭溫暖和厚愛，並且成為同齡孩子們的音樂教師。不僅如此，布魯寧一家的知識氛圍影響著貝多芬，培養起他的閱讀與思考興趣。正是從這裏開始，貝多芬才真正意識到學識與修養對於個人成長的意義。1790年，順道造訪波恩的約瑟夫·海頓首次見到貝多芬，並且答應將他收為徒弟在維也納學習。1792年11月，貝多芬在波恩選侯的資助下前往維也納，從此展開他真正的藝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