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有一個問題弄不明白，漢朝初期，漢文帝，漢景帝和漢武帝都稱得上是一代雄主，千古一帝。而墨家的主張又這麽的先進,這麽的科學，為什麽他們不用墨家的主張，反而要支持獨尊儒術，讓孔孟之道，還有他們所謂的仁義禮智信遺害中國幾千年呢？”

  自從有了上次在龍蒼溝遇險的經曆以後，李子木求知的態度也是更加地端正，對待知識的態度也是非常的嚴謹。他不管遇到有什麽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的問題，他都會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絕對不會不懂裝懂，也不會弄個一知半解，這都是因為他身邊有教授這樣一個最好的老師。而這一點恰恰是教授最喜歡，也是最看重他的地方。

  其實在諸子百家裏麵，最有影響力的無非是，儒、墨、法、道四家，據自己以前的了解，這四大家各有所長，也各有所依。

  儒家開口閉口就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的思想核心重於“修行”，也就是注重個人言行的規範和品行的端正，從而造就了千千萬萬的偽君子，真小人。

  道家提倡無為而治，他們的思想核心是“修性”，也就是是希望教化每一個人清心寡欲，與世無爭，上善若水就是這個道理的核心體現。

  而法家主張的是依法治國，他們追求的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他們的思想核心是“修正”，也就是希望社會要絕對的公正，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是他的思想核心的體現，所以法家的主張，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也隻是在特殊時期才受到重用。

  墨家則是平等博愛，科學發展……他們的思想核心是“修真”，也就是說墨家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是大自然和社會發展的真理，是廣大老百姓想要得到的真像。而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強權和專製，一味地欺騙和愚弄老百姓，是不可取的，這樣下去自己終將自取滅亡。

  他們四家的世界觀、人生觀都不一樣，而且還針鋒相對，互相抵觸。後世將儒、法、道三家的思想通過不同的形勢，都係統地傳承了下來了，成為華夏文化的核心內容，唯獨隻有墨家這個學派思想在官方的層麵是斷絕了。

  但墨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主張卻以另外的形式保存了下來，特別是在民間，還有廣闊的市場，很受民間百姓的歡迎和擁戴，這究竟怎麽回事呢？

  “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分析。第一、我們要看黑家的主張和思想核心是什麽？這一點，剛才小李基本已經說清楚了，我們就不再累述了；第二、我們要看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什麽；第三、我們要看墨家與儒家的區別；第四、我們要看墨家的組織形式，和對社會的影響力；第五、我們要看墨家的這些思想和主張，損害了什麽人的利益，對哪些階層產生威脅；隻要搞清楚了這幾個問題，我們就會得到滿意的答案。我隻提示這些，具體內容你們可以自己去探索。”教授思維清晰、條理清楚，說的話也是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很有針對性，也很有啟發性，李子木等人聽得如癡如醉。

  眾所周知，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文化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那個時候，文化氛圍十分濃烈，各個學派之間的競爭也是十分得激烈。對於一些問題，各個學派都有自己堅持的看法和自己的主張。那個時候，很多理論沒有唯一的標準和答案，誰的追隨者比較多，誰就是問題的解決者，所以墨家的主張和思想在那個時期是如魚得

  水，社會的認可度和接愛度都比較高，這也真正體現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

  接下來，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製度日趨完善，封建社會走向繁榮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漢朝更是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強權的朝代。天子代天巡狩，君權至上的理論在這個時期已經是深入人心，達到顛峰，封建思想也被人們廣泛接受和認同，統治階級的所有封建理論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各階層的思想觀念也十分固化。因此如何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神聖的皇權統製，便成了皇家和士大夫集團，這些既得利益群體最為關心的問題，以及他們最熱衷的想法。

  漢武帝推崇的儒術，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精華，比如說推崇君權神授，君權至上、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倫理道德，等級觀念和禮樂等，這些思想都非常符合統製階級的胃口，有利於維護他們的封建統製，所以儒術便會占得先機，成為正統。

  而墨家所講的“兼愛”，說白了其核心就是渴望“平等”。這種觀點，可以理解為:弱勢群體向貴族階級“要權利”，“求共享”。很顯然，這種想法太天真，太幼稚。貴族和既得利益集團是不可能主動放棄或者分享自己已有的權利的。

  儒家學說之所以成為正統，不光是因為他的學派文化有多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統治者的推崇。在先秦時代，墨家和法家都是大學派，甚至墨家比法家還要強大一點，那為什麽會讓儒家會一支獨大了呢？這要從他們的學派理念和組織形式說起。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一直都在想與當權者合作，實現自己的主張和抱負。他是願意當官的，而且想當大官，但是官運一直不怎麽好；而墨子則一生都是布衣，他不屑於和當權者合作，而是自己另起爐灶，在信徒中間建立起踐行自己主張的社會組織。

  墨家跟儒家其實有共享的價值觀，都對殘酷的現實不滿，要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出來，墨家也講仁、義，他們對儒家的批評就是指責儒家還不夠仁、義，墨家是激進主義的儒家，儒家隻是反抗“暴力即權力”的“殘酷現實”，而墨家則要反抗“權力”、反抗“現實”本身，是激進主義的理想主義者。

  儒家反對統治者以暴力建立權力秩序，主張權力的正當性是仁義，權力秩序的維持應依靠以仁義為本的“禮”來施行，而儒家把上一個時代的權力秩序周禮進行了改造，注入了仁義的本質，這也是儒家溫和的理想主義的特點，他不激進，不是把現存的東西一切推倒重來，而墨家則從根本上反對“權力秩序”，儒家想用仁來改造“權力”的暴力本性，但還是承認權力秩序的合理性，把現實的權力秩序的等級結構與仁結合，所以儒家的仁是有差別的，

  墨家卻講“兼愛”，就是反對愛有差別，本質上就是不承認權力秩序結構本身的合理性。既然權力秩序本身沒有存在的價值，那麽維持權力秩序就沒有必要，所以墨家反對“禮”，因為維持權力秩序的“禮”，要消耗社會財富。所以盡管墨家不反對孝，但反對儒家為了建立“孝”的秩序而大搞喪禮，厚葬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利於社會財富的擴大再生產，相反，墨家提倡節用，推崇苦行。

  儒家反對現實中那些“殘酷”的東西，所以麵對戰國時代充滿戰爭的現實，儒家並不反對“戰爭”本身，而是反對“不義之戰”，而墨家則從根本上反對“戰爭行為”

  本身，所以墨家講“非攻”，反對一切的戰爭。

  激進主義的理想主義墨家，從根本上否定現存的一切的合理性，所以墨家不願意與當權者合作，也無法得到當權者的任用，同時也就失去了施展自己主張和思想的舞台，也沒有了伸張自己主張的喉舌。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儒家是“毛”，隻有附著在“皮”上才能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儒家需要平台才能展示能力。而墨家，則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墨家的弟子們隻聽命於墨家的最高首領——巨子。也就是說，墨家本身就是一個平台。簡單地說儒家是找一個平台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墨家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搭建一個平台。

  因此，統治者們都會把墨家視為威脅，尤其是統一王朝的統治者們。因為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出現兩套領導班子。這就是墨家為什麽能在烽煙四起的戰國時期遍布全國，而在統一的秦漢時期就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墨家在國家政權之外有自己的紀律嚴格的民間團體，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黑社會，或者說是某些邪教組織和非法組織，墨家的領袖巨子，其實就是這個組織的老大。他們有自己的組織係統，且內部分工明確，能人輩出，涉及社會得個階層，各個領略。就像是獨立於統治者以外的另一個王國，在巨子的領導下，開辟屬於自己的盛世長歌。

  針對這種情況，統治者肯定是不願意看到的，這冒犯了他們的威嚴，威脅到他們政權的安全。就像是現在社會，我們的統治階級可以容忍黑社會或邪教和非法組織的存在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它們一定會成會統治階級不遺餘力打擊的對象

  儒家增養出來的是“士”，而墨家培養來出的是“俠”。“士”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俠”則以懲強扶弱，扶危濟困為己任。“士”需要統治者們提供平台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俠”則可以在自己的規則內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這就是“士”和“俠”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是需要一個能給自己辦事的機構，還是需要一個可能成為敵人的組織呢？答案就再明顯不過了吧！

  通過以上闡述證明，封建社會的統製者，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都是不可能選擇墨家的思想和主張的，而選擇儒家、道家和法家的結合體是必然的。

  如果說一定要選擇墨家的思想和主張的話，那就可能一個天下就會有兩個皇帝，一個是皇帝本身，另一個是墨家的巨子。前麵說過，墨家組織的人都要尊崇巨子的號令，如果朝堂之上用的都是墨家的學者，那是不是就意味著墨家巨子掌控了朝廷，這不就架空了皇帝本人了嗎。

  這是極其危險的信號，而墨家巨子既是大家的精神領袖，又是具體的發號施令者，那樣的話皇帝們的位置就十分尷尬了。這樣國家就有可能像是中東某些政教合一的國家一樣，或者成為和近代西藏一樣的情形，古代的帝王們，能容忍這樣的情況出現嗎？

  綜上所述，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雖然都稱得上是千古一帝，但他們也有局限性，他們就是一個封建帝王，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首先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其次才會考慮社會發展和民生。而當時的老百姓思想守舊，行為固化，他們也不可能廣泛地接受墨家這樣的思想主張，隻有極小一部分社會的精英群體，或者先知先覺者，才能接受墨的主張，所以墨家消亡也就在所難免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