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章

  閑話少敘，此詞一出，驚倒眾人。夏禹商湯、周武王秦始皇不是聖賢君主，就是開國帝王。謝瑍將他們一個稍遜一個略疏以論，而項王和漢高祖兩位雄傑，楚漢相爭之結果，即使勝者劉邦還不是至死難消白登之恨？所有的一切都過去了，要說真正的風流人物，還要看現在的人。

  這樣的詞作，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很危險俺的。雖然評論的是過去的帝王，任誰聽了也難免和現在的帝王相比，而且沒有哪個帝王敢拿自己和那幾位相提並論。可眼前之謝瑍連這樣的開國帝王都又不放在眼中的味道，難道他想自己當皇帝不成？帝王之位，誰能拒絕？帝王之心呢？

  有這樣的感覺很正常，正像當時□□此詩發表以後，很多人才知道毛擅詩詞，別有用心之人就說毛有帝王思想。而作者在自注中說：“雪，反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一個反動側麵。文采，風騷，大雕，隻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說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

  古人有你看見什麽想到什麽，你就是什麽之說，這話是很有道理的。這才是眾人驚倒的主要原因。而事實上，謝瑍此刻本無什麽帝王之念，他就是想避免後世中華民族的那些數不清的災難。所以，他現在想做的就是收服或者消滅那些將來可能成為威脅的人和事，擴大疆土，將後世那些可能的領土紛爭統統消除；逐步完善政體國體，發展科技，富民強國，讓中華民族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麵。

  謝瑍看到眾人的表情，笑道：“這是作詩填詞，你們怕甚？”

  “將軍高峻無匹，我等仰止。”眾人方回神道。

  其實，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追隨之人有一天能成為一統天下的一代君王。所謂水漲船高，大家猶有列土分疆之機。可惜謝瑍是不會列土分疆的，更不會搞什麽帝王將相世襲公侯之類，他的新政主旨乃是以國土等主要生產資料國有為主體的。謝瑍自然知道，在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之下，隻有靠人海戰術，集中天下之力方可能完成諸如水利灌溉、水庫、橋梁、馳道等全國性的大型工程。所以，公有製為基礎是必須的，而且要堅持下去。

  這裏，我們須對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的特質做一個闡述。

  為什麽呢？

  原始社會因為生產力低下，是最原始的公有製。那個時候私有製度還未出現，一個人的生產，不是為著自己而生產，而是為全社會而生產；一個人的消費，也不必自己設法，社會總會分配一份給他。也就是說，當時的農工商等並非為自己謀生才做事，是社會需要經營某種事業而分配的。所以，勞動者不是根據個人的需求擇業經營的。就是當時不能工作的人，也會分配一份生活資料的。

  《王製》上說：“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無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這個“餼”的本意就是贈送的食物。就是說那些鰥寡孤獨都有一份贈送的食物。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記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夢想之大同理想。到了春秋戰國，諸侯征戰，家國天下，所以孔子才說“天下無道久矣”，而老子之言“大道廢有仁義”也是這個意思。就是說，自從有了私字，就喪失了聖賢大道，然後才出現所謂的仁德教化。大道尚在之時，根本不用什麽教化。這就是老子道德經裏所說的：“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但是後來這種分配方式被破壞，原因是出現了貴族和平民，也就是階級出現了。貴族階級開始侵奪平民階級。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原始部落開始有了結餘，那麽為了互通有無，部落之間就出現了交易。交易漸盛，生產方法進步，過去汲汲乎自給自足就不必了，缺什麽可以通過交換取得。於是個人漸可以自由擇業，於是私有製產生了。

  所以原始公有組織的崩壞，第一件便是井田製度的破壞，《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說的相當清楚，就是貴族侵奪平民的結果。朱子《開阡陌辨》（《文獻統考》卷一）中說的更加詳細，此不多做引用，尤其說的清楚，井田製度完全由於貴族之侵占自私而破壞。而井田製乃古代共產社會之根本，此法一破，共產社會之組織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這樣一來，農民的日子就苦了，因為地少人多物寡，食不果腹。

  還有商業的大力發展。古時農為本，因為首先要活下去，沒吃的不行。階級製度全盛時代，一切都是有“規矩”的，就是說應用之物要與“身份相稱”。下層社會的人，有了錢也沒用（《白虎通·五刑篇》：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所以商業不能盛行，加上古代生產力低下，平民也實在沒幾個寬裕之人。到後來，階級製度漸次破壞，隻要有錢，憑你如何使用，沒人管你。所以，商業得以大行。

  《漢書·貨殖傳》說：“昔先王之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誌定……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史記·貨殖列傳》直接就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說：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大規模的競爭儼然矣。

  不但如此，除了井田破壞，那些名山大澤本為公有，也逐漸給私人占去。於是農民益苦，營畜牧、樹藝等卻大富。大地主、大商人、擅山澤之力的，都是富者階級，於是拜金主義大行其道，“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烏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善丹穴之利，“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而窮人則“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厭糟糠”，“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相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而受生計所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則：“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史記·貨殖列傳》）將社會之形形色色，一切歸於經濟。因為這個經濟無序了，就是說沒有計劃性，人人爭利而行違法之事，不但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還造成社會治安混亂，黎民惶恐（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不過如此）。為什麽會有經濟危機，一言以蔽之：逐利使然。

  縱觀曆史，原始社會大概經曆了170萬年，直到大禹家國天下，夏朝建立（即進入奴隸社會，公元前21世紀前後）才告消亡；奴隸社會自夏朝建立至秦皇嬴政統一中國（即進入封建社會，公元前221年。），宣告奴隸社會滅亡，這期間經曆了夏商周（含春秋戰國）三朝五個時期，共約1900年；而封建社會自公元前221年至八國聯軍1900年進入中國，即名存實亡，期間共經曆了秦漢魏晉十六國隋唐五代十國及宋元明清十數個主要朝代，曆經2100餘年左右。每個朝代的時間長短不一，最長的不過400餘年，最短的不過幾十年。可見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比之奴隸社會的階級矛盾更容易暴露和加劇，當然這也與民眾的覺醒程度有關。隻有公有製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相對的平等和貧富相近。雖然原始社會的生產力低下是公有製得以實行的一個原因，但人君為公，黎民為公，財產公有，才是原始社會得以存在長久的根源所在。

  那麽如何避免這種危機呢，這就需要國家有一個強大的運轉機構，計劃經濟占絕對的主導。不是你想做什麽就做什麽，而是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有步驟的去實施經濟發展戰略。做不到這一步，那麽危機的出現就是必然。

  所以，土地公有，抑製吞並，天下為公成為首要的一環。有人說，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從一個側麵說明，私有製的強大。它的強大在於他無限放大了人的私欲，當人的欲望隻有私利之時，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會淪為唯金錢論，什麽道德，什麽倫理，什麽操守，什麽正義，統統被摒棄於九霄之外。

  謝瑍所處的社會，還沒有後世那樣的傳統道德淪喪殆盡，一切隻向錢看那麽嚴酷，魏晉風骨尚在，這是他的優勢所在。謝瑍相信，經過循序漸進地耳濡目染，特別是教育的普及，寒門士子的比例會上升，豪門世家獨霸朝政的情形會逐步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新的豪門代替舊的豪門，必須摒除新豪門的滋生土壤，所以監督監察部門就顯得異常重要。

  對於賦詩填詞，這種文化現象，不能簡單地歸類於閑情逸致、附庸風雅或者憤世嫉俗。嚴格地說，這是中華漢字特有的。古往今來的詩詞，多有慷慨奔放之作，那是一種豪情的宣泄，讀之讓人向上、激動、奮發。謝瑍想的很多，他希望通過文化，首先激勵和喚醒一部分人。這部分人就是略有些知識，又有上進之心，卻報國無門的。當然，對於豪門之優秀人才也不拒絕，關鍵是一個公平。

  而說到公平，就不得不說《論語·季氏》第十六篇：“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意思是，我（孔丘）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擔心貧窮，而擔心財富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做到這樣了，以前那些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文德（仁義禮樂等）招徠他們；已經來了的，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這裏因為曆史的局限，孔子說的是國（諸侯）家（大夫）的分配問題。其實完全可以推而廣之到全社會，不患寡，寡為少；不患貧，貧為乏。分的少可以，切莫不均；資財貧乏不要緊，但社會要安定。當代的社會也是如此，貧富差距太大，就有人生仇富之心，有劫掠之意，以身試法，社會就會失去安定，就會分崩離析。那些搶劫者，殺人者，拐賣兒童者，都是為利益驅動，生不勞而獲之心所為。

  為何如此呢？除了貧富兩極分化（不均）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失於教化，道德淪喪。這在後世是一切向錢看造成的，在古代，特別是隋唐以前，廣殖貨物和不重名節乃同義詞，為世人所不齒。士農工商，商居最後，可見其地位。那個時候的士族也好，平民也罷，風骨尚在。譬如嵇康不畏權貴，刑前談笑自若，惟歎廣陵散失傳；陶潛辭官不為五鬥米折腰的事千古相聞，其實那個時候，聽到朝廷招募入仕就躲避逃走的很多，像陶淵明幹了一段時間才感覺不好，都落下風了。哪裏像現在，擠破了頭的去考公務員。

  這說明什麽呢？說明公務員有利可圖（政府官員就更不必說了），也就是有不勞而獲或者少勞多得之嫌。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抱負有才之人，要麽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要麽著書立說以言天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也。最難者立德，“創製垂法，博施濟眾”，恪守道德規範，偱乎自然之道；其次立功，躋身官場，且“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為國家民族和黎民做有益之事；再次立言，“言得其要，理足可傳”，把真知灼見形諸語言文字，著書立說，傳於後世。

  當然，無論“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旨俱在追求某種“身後不朽”之名。這種追求，正是古聖先賢超越個體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質欲求而追求精神滿足的獨特形式。這也是民族傳承不衰的根由。決不能將此種名和爭名奪利的名混為一談。如國人能有此一名，何如今之舉國昏昏焉？

  謝瑍的思緒如脫韁之野馬，自古至今乃至後世種種，紛至遝來，不由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果然任重而道遠啊。

  這正是：大雪封幽州，深思作良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