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政治和商業天然地那麽親近，自古以來才有這麽多的官商勾結，而這種勾結日益嚴重的話，漸漸就會官員經商，商人為官，引得吏治急速腐敗。

  因為官商不分，做官的慢慢會將為官一任作為生意來做，清朝普遍盛傳的“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說明了這個問題。

  清朝知府，大多都是行賄而得，投入了成本，自然要在任期內想盡辦法收回成本並賺取利潤了，那麽搜刮就變成本能了，最終自是貪官汙吏多，清官能吏少了。

  雖然“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用來形容官吏搜刮厲害，已經與原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說的就算為官再是清廉，來錢的地方多的是，為官三年怎麽也會有十萬兩進賬大相徑庭。

  但是也充分說明了清朝末期吏治敗壞的程度了，這種說話已經是民眾共識了，而《鐵齒鋼牙紀曉嵐》裏麵紀曉嵐與和珅的對話，紀曉嵐說代代有清官，宋有包拯、明有海瑞、康熙朝有施公，和珅可曾慚愧。

  和珅就直問紀曉嵐，既然代代有清官，那麽究竟是清官多還是貪官多，紀曉嵐如遭霜打，懨懨說道清官如鳳毛麟角，貪官如恒河沙數。

  雖則此是戲劇之言，但所謂“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戲劇裏麵一個代表清廉的正麵人物也如此說法，足以佐證清朝時候的吏治敗壞程度。

  若然說清朝官商勾結盛行，吏治敗壞引致朝局衰落，但是被官商勾結這種事情坑得最慘的卻不是清朝，而是明朝。

  明朝滅亡的最大原因就是財政不夠支出，一句話概括就是沒錢了，其根子是出在朱元璋身上，朱元璋萬般皆好，唯獨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獨斷獨行，不太聽人勸。

  朱元璋由於早年經曆，深感元朝賦稅之重，以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於是立國後大幅減少稅率，定農稅為十分之一（有些人說是三十分之一，其實是對三什稅一的理解錯誤，明朝將土地產量為十份，然後三七開，佃農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為田租，地主再向國家上交一份稅賦，即地主納稅百分之三十，土地稅率仍為十分之一。）。

  而商業稅率，由於元末百業荒廢，整個社會商業幾乎等於沒有，朱元璋為刺激商業，加上其對商業並沒什麽了解，就大筆一揮，定商業稅率為三十分之一，還定了不少免稅的條文。

  所以整個明朝都是依靠農稅維持財政收入的，後世有人研究，明朝的財政收入裏麵，農稅大概占75%，鹽稅大概占10%，剩下的皇莊收入亂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稅隻占10%左右。

  這在後世稍有知識的人眼裏，都是不可思議的，而就算如此低的商業稅率，最後也由於官商勾結，導致偷稅漏稅奇多，明朝人口過億，工商雜稅收加起來一年就征收三百多萬兩白銀，而對比宋朝，神宗熙寧年間賦稅總收入7070萬貫（一貫銅錢約值銀一兩），農業稅以外的工商市舶等雜稅為4911萬貫，占70％，明朝征的商稅可以說是約等於無了。

  後來明朝皇帝發現其中弊端，想要加征商稅，卻被早已成為各種商業幕後的掌控者——文臣們反對，言其“與民爭利”，經常是在廷議上否決皇帝加征商稅的提議。

  明朝皇帝最後實在沒有辦法，隻能繞過文臣，讓隻忠於皇室的太監們下去征稅，而文臣對皇帝委派太監的做法沒法插手，就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通過當地的讀書人煽動民眾暴力抗稅，與皇帝派下來的太監死磕。

  而這就是張溥所寫的《五人墓碑記》所處的曆史背景了，其實正是朝爭波及下來的野爭，最後關係的就是“東林黨”等君子們的錢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