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集團就是對國家政策無感、麻木，一旦國家真的動了真格，這個全國聞名的財富帝國頓時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困境，眼看是沒有拯救的方法了。

  而另外一個財富帝國大盜集團，其當家人退居二線後，仿似有點上頭了一樣屢次發出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論，引起了社會上許多的質疑。

  不過大盜集團能從一間默默無聞、工資都發不出的公司，一路高歌，成為一間業務覆蓋亞洲、歐洲、美洲等世界發達地區，市值達到數萬億規模的跨國大集團，旗下肯定網羅了一大群高智慧的人，就算是其利益關聯者也大有能人異士了。

  於是大盜集團在一群人的努力之下，其當家人也相當配合，不再爆出什麽不當的言論，慢慢這事就淡化了，也沒有引起社會人群的繼續議論，一件事不再發酵自然就會慢慢消失了。

  加上大盜集團在未極度膨脹起來之前，也實在是發展了不少公益項目，例如扶貧基金、螞蟻森林等，亦是幫助了不少人。

  後來大盜集團緊隨國家政策搞了助力鄉村振興的“熱土計劃”，將原來的扶貧基金升級為鄉村振興基金，而原來的螞蟻金融服務也確實是幫助了不少小微企業，於是大盜集團當家人不小心泛起的一連串漣漪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大盜集團的當家人雖然有段時間頗為不合主流價值觀，但是畢竟還是聽勸的，後來也是緊跟國家政策辦事了。

  所以大盜集團才沒有落得永恒集團一樣的下場，從萬丈高樓崩塌為萬丈深淵，可見任何的商業行為，如果違背了國家意誌的話，最後隻能落個灰灰的下場，這是古往今來眾多的曆史可以明證的。

  故此俗語才有“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的說法，因為商業這東西，雖然是社會的潤滑劑，沒有它很多事都辦不成，但是如果商業妄圖脫離政府的掌握，甚至挑釁政府的話，政府再是不舍，也隻能是壯士斷腕，將作這些行為的商業主體徹底消除。

  是故古往今來凡是成功的商人，都是取得了政府明麵或隱性的支持，千方百計取得政府或某些官員的支持，成為了曆來所有商人的共識。

  而這種行為，在華夏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就發展到登峰造極，晚清四大“紅頂商人”唐廷樞、徐潤、胡雪岩、盛宣懷的種種傳聞和記載，就很是說明這個問題了。

  所謂的“紅頂商人”，就是戴著官帽經商的人，這些人一般都是經商有成，通過捐官、幫助達官貴人立功等手段，成為了官員。

  這就不是爭取政府支持這麽簡單了，直接是成為了政府裏麵的一員，如此政府托其辦事就方便多了，而其借著政府的旗幟經商也是獲利無數。

  但是這種官商合一的問題，最後都會出現一個現象，那就是公私不分，大抵這種“紅頂商人”的下場，不外乎兩種，要不就是政府或是代表政府的官員需索無度，逼得“紅頂商人”破產，無法維持其商業項目。

  要不就是“紅頂商人”上下其手，侵吞大量的公共資源，最後不是東窗事發被明正典刑，就是被對手利用被逼上絕路。

  晚清時期的這種“紅頂商人”特色，其中之人真的是鮮有好下場，就連清朝最出名的四大“紅頂商人”裏麵，胡雪岩、盛宣懷都是落得破產抄家的收場。

  而香港翡翠台經典劇集《巾幗梟雄》裏麵“慶豐年”米業老板蔣喬的一生起起落落，最後憂憤而亡的經曆中，就可以看個明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