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乃是從創設開始就走上了歪路，失敗基本上就是無可避免的了，即使以王莽空前高漲的威望，也隻能使新朝延續了十五年。

  而王莽的本家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在宋神宗時期進行的“熙寧變法”（由王安石在在熙寧元年提出，與熙寧二年經宋神宗批準施行，故史稱“熙寧變法”，但是一般世人都稱為“王安石變法”，可見王安石在此次變法中可謂中流砥柱。），立意鮮明，綱目並舉，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可惜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變法”，旨在富國強兵，消除宋朝的三冗危機（冗員、冗兵、冗費），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內強國力，外抗敵侮。

  為此，王安石得宋神宗授權，先後頒布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等富國之法，以及保甲法、裁兵法、置將法、保馬法等強兵之法。

  除了這些富國強兵之法外，王安石還改革科舉製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意在為變法儲備一大批人才，不使變法中途廢止。

  可惜王安石不吸取曆代變法“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的教訓，還是在變法中操之過急，急功近利。

  加上王安石變法本已損及不少人的利益，朝中存在相當一部分保守派，不願意變法，樂見變法失敗甚至主動破壞變法，而王安石又用人不當，其變法派中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操守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而其中呂惠卿、曾布、蔡卞、蔡京等人都被列入《宋史·奸臣傳》中。

  故此整個變法可說是不得其人而施，逐漸出現動機與效果背離、條文與執行偏差的現象，變法派這邊的人大斂其財，保守派那邊的人絕不幹涉甚至有點放任自流和縱容的意思。

  例如青苗法本是官府在農民青黃不接之時向農民貸款，待秋收之時再讓農民向官府還款，用官府貸款代替私人高利貸，以免農民無法還款要用土地抵賬，變相促使土地兼並越演越烈，是遏製土地兼並、保護自耕農這一稅收重要組成部分的良法。

  但是在官吏執行期間，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層層分派、製訂指標，不管農民是否需要借貸，都強行要求農民借貸，又私下調整貸款利率，不斷增高，使得農民負擔不起，最後還是要變賣土地抵賬，而這些官吏又與鄉間富豪勾結，這些變賣的土地還是流進地主富豪手上。

  又如免役法，本是讓農民專心耕種自家土地，可以不參加差役，改為向官府支付免役錢，讓官府雇人承擔差役，這樣農民有更多的時間生產耕種，官府又有經濟收入不致使得差役荒廢，影響了一些國家建設。

  這樣也是兩全其美之法，但是執行此法的官吏，肆意攤派，平民百姓但凡搞一點點營生如擔水、理發、茶販之類的小買賣，都要交納免役錢，不然就不得經營，可謂民不聊生了。

  而與變法派向抗爭的保守派一方，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都是這一派的，單是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這三個人，不但是當時聲名赫赫，就算是後世也是被人稱譽有加，蘇軾更是被稱為“坡仙”，是當時及後世一段長時間中，東方文化圈內一名領軍人物，可算是與唐朝李白齊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