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

  劉鈺來淮南不是巡查墾荒，而是來查辦私鹽案的消息，一經傳出，和墾荒公司有爭執的場商，頓時就慌了。

  因為……阜寧也在黃河南邊，距離這邊並不遠。

  他們知道劉鈺是真敢殺人的，而且會“網羅罪名”去殺人。

  雖然那些煮鹽的灶戶、灶丁還在外麵鬥爭，而這些場商卻已經準備投降了。

  隻要他們投降，剩下的事就好辦了。

  或者說，剩下的事，至少理論上可以算作“依法辦案”了。

  也就是說，隻要這些場商選擇了投降，那麽劉鈺理論上就可以出動軍隊了。

  這裏麵的糾葛，就要從大宋建炎二年扒黃河大堤開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嚴苛的灶戶製度，再到商品經濟發展這種嚴苛的人身控製製度撐不住了說起了。

  範仲淹修範公堤，不會閑著沒事幹，在距離大海百餘裏的地方修。

  黃河南遷，海岸線不斷東移，這是整個的地理大背景。

  然後還需要知道兩個背景。

  第一：淮南煮鹽，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鹽。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漲，鹽潤土地，再把土地裏的鹽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這些草蕩，不是耕地，所有灶戶都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這兩個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現幾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製力還算不錯，灶戶作為國家的“佃戶”，煮鹽。

  每個灶戶都有自己的草場——他們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和耕地不一樣，這些煮鹽地的所有權是歸屬朝廷的。

  海岸線不斷東移，能夠煮鹽的淤土也不斷東移，浸潤泥灘的海潮，在明朝開國時候使使勁兒能衝到範公堤，而現在除非有風暴潮天災，否則得多大的勁兒能衝一百多裏？

  所以，明朝的灶戶體製下，不談什麽小生產者是生產力低下之類，隻說最基本的東西。

  海岸不斷東遷，需要一個強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時間考察海岸東遷的情況，然後將灶戶也一並東遷，重新劃分煮鹽的燃料草場。

  比如說，甲這個灶戶，這幾年發現，自己場內的淤土已經沒辦法煮鹽了。而海岸不斷東遷，東邊也長出來荒草蘆葦地了。

  要注意，如果這時候，甲這個灶戶不經朝廷允許，就去東邊煮鹽，這叫“私煎”，是私鹽，是犯罪。

  那麽，這就需要一個非常強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個非常強力的基層官僚機構，通過每隔幾年一次的統計，由朝廷的核算部門重新劃定每一個鹽戶的遷徙。

  所以……所以，這一套東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這樣的行政能力，別說一個薩爾滸了，二十場薩爾滸也打得起。

  因為沒有這樣的行政能力，而鹽又是國家運轉所必須維持的。

  這種情況下，商人階層就會必然出現，由商人組織鹽的生產。

  換句話說，就是由商人的資本，消滅小鹽戶小生產製度，雖然生產力上沒有革新技術，但調整後的生產關係是可以維係鹽的產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戰勝了朝廷統計和分配的滯後性。

  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其實不合法、但實際上大家都默認其合法”的特殊群體。

  比如說，海岸東移，在朝廷鹽戶草蕩範圍之外的一些草場，這裏其實比被海岸線甩在身後的原來鹽場更適合煮鹽。

  那麽，商人出資，承包這一片草蕩，然後他們煮鹽生產。

  每隔一段時間，朝廷這邊考察鹽場，需要“升蕩”——也就是，將原本非鹽戶草蕩而無主草蕩，升格為有煮鹽價值、並且課稅價值的草蕩——的時候，鹽商會非常主動的繳稅。

  因為，如果他們不交稅，那麽他們就是搞私鹽。

  而如果他們交了稅……要搞私鹽，一定不能全搞私鹽，那是沒事找事作死。必須要有官鹽生產許可，至於私下裏搞多少私煎，這就叫摻在一起渾水摸魚，最是難查。

  這種事，其實地方官和上麵都已經默許了。

  因為小鹽戶太容易破產了，生產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還得到處找人來補。

  一方麵，是天災。

  另一方麵，是鹽引製導致鹽商對這些小戶的壓榨。

  最後就是朝廷的不作為，理論上，朝廷有義務為這些鹽戶提供生產物資、提供貸款的。但是，萬裏四十五年的鹽引製改革後，實際上連煮鹽的盤鐵，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東西，就是這樣，一旦開了口子，後續幾乎就是崩塌式的潰爛。

  這種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鹽引製出現的翻版：

  原來的運輸模式，是朝廷——一個個小鹽商。原來的生產模式，是朝廷——一個個小鹽戶。

  而伴隨著鹽引製出現的，是朝廷——壟斷特權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產模式，是朝廷——鹽業運輸銷售承包商——生產商——生產商下轄的雇工或者依附他們的原鹽戶小生產者。

  可以理解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嚴重退化，也可以理解為朝廷的基層控製力在逐漸瓦解。

  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工商業的發展。

  比如，現在正在和墾荒公司對抗的那些女人、灶戶後麵的真正組織者，現在已經怕劉鈺殺人而準備投降的這個場主，就非常典型。

  豪商。有錢。

  朝廷升蕩，招不到鹽戶，他主動包場，納稅，產鹽。

  如果，按照大明和大順的正規法度，這是違法的，是不允許的。

  但是，又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原本的灶戶模式已經崩了，所以這是上下默許的。

  地方官已經無法管控了。

  不準商人入場，鹽直接崩掉，可能退化成萬曆四十五年時候，有引無鹽的情況。

  準許商人入場，誰都知道，下一步必然是兼並草蕩，放貸灶戶，製造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

  其實，早在劉鈺動鹽政之前，朝廷內部因為鹽業生產的問題，已經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嚴禁商人入場派、準許商人入場派，天天吵、日日吵，也不是啥新聞。

  劉鈺是大力飛磚的技術碾壓派，因為他就知道，隻要生產力還是淋鹵煮鹽這一套，那爭吵就是扯王八犢子，毫無意義。

  大型曬鹽法是降維打擊。

  而在這個降維打擊之前，官員是以淮南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在論事，不管是商人入場派、還是商人不得入場派，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

  後世最像這事的，就是俄國的1861農奴改革。

  民粹派、傳統派反對改革，因為【村社的土地所有權被破壞，個人的自私自利因素占了首要地位，私有和土地買賣之下，地主開始兼並土地，富農形式的粗暴利己主義興盛起來】。

  【農民獲得了土地買賣的人身自由，成為了‘自由人’，但是土地使用權沒了，淪為佃戶、赤貧雇工了……】

  這種反動思潮的生命力之頑強，直到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都還在堅持這一套，並且上書蘇共，希望放棄工業發展，恢複村社田園鄉村之仁美，找回真正的俄羅斯，村社配聖君，保持傳統。

  這邊類似的思潮，也差毬不多，生命力極其頑強。

  而就具體的鹽政問題，僅從經濟上來講，是很類似的，隻是因為這是副業不是農本，少了點井田聖王的幻想。

  僅從經濟上講，和俄國農奴解放的情況有點類似，草蕩，鹽戶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所以不存在被兼並的可能，理論上兼並是不合法的。

  鹽戶其實就是大明的國家農奴。前期也是由朝廷劃定草蕩，發給生產工具，鹽戶不能遷徙，要在領取生產工具後履行在規定場地賣鹽的義務且不得外出私賣。

  大順這邊放鬆了人身控製之後，也是一樣的狀態：鹽戶有自由了，但是他媽的草蕩沒了。

  這戶典型的場商，入場之後就是老三樣。

  鹽戶撐不住的時候，他放貸，然後鹽戶還不起錢了，他把鹽戶的草蕩收了：稅我出，你依附於我，你生產的鹽把租子交給我。

  鹽戶不想繼續幹這一行了，就逃亡、脫籍，去那些無主荒地割草，賣給場商煮鹽。

  顯然，按照朝廷的計劃，是一戶鹽戶配幾百畝的草蕩，每年煮多少鹽都是有數的可以控製的，那麽這些無主荒地的草割來賣給場商，是煮計劃外的私鹽的。商人是樂於買草煮私鹽的。

  理論上，僅僅是理論上，這些草蕩，鹽戶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是無法出售的，也沒資格出售的。

  但，這就和後世農村基層土地確權時候的問題一樣。之前土地也不讓賣呢，但私下裏賣的可多了去了，在給農業補貼之後，每年去圍各地基層政府討說法的人有的是。

  之前不是沒有地方官、鹽政官，尤其是反對商人入場派的鹽政官希望解決此事。

  但怎麽解決？

  所有契約，一概不認，暴力機器迫使場商把兼並的草蕩退還？

  劉鈺或許敢這麽玩，是因為他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而且皇帝是支持的。小小地方官敢這麽玩，敢直接不認契約，這不是作死嗎？

  再說，小鹽戶那一套，朝廷根本玩不轉，鹽業不想崩，就隻能默許商人入場。

  這戶典型的場商，在入場後，通過放貸、行賄等等方式，拿到了大量的“不合法”但朝廷承認的草蕩。

  但是，鹽戶和場商又不是純粹的雇傭關係，甚至也不完全是租佃關係。

  這就又有點像是英國圈地運動的一種特殊形態：地主把地租給開價更高的資本家，佃戶咋辦？

  英國那邊，是資本家開高價地租，地主主動賣地。

  這邊是場商辦私鹽，墾荒公司開不起價，人家一年辦私鹽賺多少錢？你得開出多高的價，才肯把地賣出去？況且，墾荒公司圈占的無主地，就是在斷他們煎私鹽的根本，這個價，是無論如何開不起的。

  劉鈺則是魔法對魔法，你不是不賣嗎？好，咱不談契約問題，咱談私鹽問題。你既知我名頭，亦當知我最善於網羅罪名，你覺得你之前辦私鹽的事，我能給你定個多大的罪？你認識地方官？你覺得地方官是向著你還是向著我？

  理論上，其實根本不用這麽麻煩。

  草蕩地法理上所有權在朝廷，鹽戶從來都是隻有使用權，甚至私下賣草蕩都是違法的。

  這也是為什麽會有官員反對商人入場，會提出讓場商退還鹽戶草蕩的法理。

  理論上，這也算是土地國有化，真要能依法辦事，那倒簡單了：依法辦事，拍賣土地使用權，墾荒公司拿到。鹽戶的鍋碗瓢盆、鹽坑房屋、再按照每年納稅的稅額反推煎鹽數給補償，滾蛋。

  但，這隻能是理論上。

  劉鈺這個國公，也不敢這麽玩，也完全不敢不認這些契約。

  所以，場商怕了，隻要把契約交出來，那麽劉鈺理論上就可以直接動暴力手段了。

  契約是堵天下悠悠之口的。或者說，是給皇帝留麵子的，找台階的。不然，從地方官到節度使再到劉鈺再到皇帝，是要被人噴死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小農小生產時代的道德、是非標準，以及空想的製民恒產，是無法兼容工業時代的，哪怕剛起步的這幾步，都是此時道德下的罪惡髒髒且吃人的惡行。

  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圈地不圈地，而是淮北大鹽場生產模式和淮南小生產模式的鬥爭。

  劉鈺不圈地，這些鹽戶也得失業，隻要淮北大鹽場模式不被拆掉。

  圈地，隻是這種鬥爭的附屬品，區別隻在於劉鈺要搶時間，等不及這些鹽戶自己破產的過程。

  因為劉鈺可以明確的說，淮北鹽加上稅，也能把淮南鹽逼死，那麽這些小鹽戶的命運在海州鹽場建起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

  這些小鹽戶、小資產者的鬥爭方向都搞錯了。

  他們不應該在這邊和圈地的鬧，而是應該直接武裝起義，衝向海州，搗毀蒸汽機、毀滅大鹽場。

  這也是除了自然條件、雨熱條件、海水濃度條件、煤產區條件之外，劉鈺堅決反對把大鹽場建在淮南的原因之一。

  他怕，這些小生產者，真的找對了最符合他們利益的鬥爭方向，去拆機器、砸煙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