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不得不承認，漕運改海運的這個開場局麵是他沒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鈞原來的計劃，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隻要他這個皇帝暗中一呼籲，海商、浙商、晉商、徽商、官僚、宗親、勳戚便會紛紛一哄而起，爭先恐後地投奔開海遠航的美好未來。

  然而現實是胞弟潞王愛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親，惹禍上身；勳戚誠惶誠恐，畢恭畢敬，毫無藉此爭利之心；眾商態度消極，避之不及，竟無一人躍躍欲試，與朝廷合作投資。

  這種情況實在是出乎於朱翊鈞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覺得晚明開海的實際難點在於海貿大開發之後的利益分配不均，沒想到現實是壓根兒就沒人願意——或者說根本沒有人相信朝廷會與他們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鈞這時便領會到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果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和溥儀遜位前的滿清之間的距離那麽大。

  朱翊鈞這時就有一點能理解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開海的麻煩是這樣得多，禁海的壞處又是那樣得少，且這些麻煩和壞處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諭旨就輕易避免的，在這種情形下，又有哪一個皇帝能單純為了百姓的利益和國家的發展去盡力打開國門呢？

  好在朱翊鈞他本人並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還是一個曆史經驗相當豐富的普通人，因此他並不像曆史上的真皇帝那樣怕麻煩。

  隻是平心而論，朱翊鈞對如今眾人的這般並不反感，本來一項改革就是在各個階層的利弊權衡之下逐漸完成的。

  他朱翊鈞是穿越者可以做到背叛階級，但他不能指望大明的所有階層都一反常態地背叛自己的利益，否則他這個穿越者就太沒有“拯救蒼生”的道理了。

  而且從曆史經驗來看，民間商人對官辦營生的發展前景一向都不太看好。

  當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各國通過與清廷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中國沿海和內河龐大的水運利權，本土傳統航運難以匹敵，迅速潰敗。

  慈禧太後擔心清國航運業會完全落入外國公司手中，以致漕糧運輸受製於人，因此李鴻章便向慈禧諫言，成立輪船招商局承運漕糧與洋商分利。

  依照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晚清當時所麵臨的危局比朱翊鈞所在的萬曆朝絕對要緊迫得多。

  但是由於清廷決定將輪運辦成一樁官辦事業，即隻允許民間資本入股，適當分取紅利，經營權與人事權全在官方，導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之後，商人們的反應十分冷淡。

  哪怕李鴻章自掏腰包，帶頭拿出五萬兩家財入股，響應者依舊寥寥無幾，最後李鴻章隻好請各省督撫襄助，又從各省財政中籌到一百多萬兩銀子，這才勉強讓輪船招商局開了張。

  結果正是由於官僚化管理，導致輪船招商局運費高、服務差，內部貪汙、人浮於事層出不窮，實際根本無法與當時已經進入現代文明的西方商業公司競爭，開張不過半年就虧了三十多萬兩。

  因此朱翊鈞一點兒都不怪晚明海商退避三舍，隻是他自己一開始將晚明的情況估計得太過樂觀，覺得明朝商人的處境總比清朝的好上一些，然而現實說明事實並非如此。

  雖然晚明不像晚清有西方公司在中國公司占盡優勢，但是如果一樁官辦的生意，教商人們隻有出錢的義務，卻沒有經營的權力，那商人們又哪裏肯承擔這“虧了本卻找不到人理論”的風險呢？

  所以要想讓商人們心甘情願地出錢，首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把控私商的同時，去掉生意中的那一個“官”字。

  於是朱翊鈞吸取教訓，一見申時行先不提海運之事，反卻道，

  “先生每知，頃年韃虜猖獗於北，番戎蠢動於西，緬夷侵擾於南，未經大創，以致島夷生心。”

  文華殿的燭火一律通明，楊梅酸澀的滋味依舊縈繞齒間，紅唇一張再一合，上輩子讀過的曆史文獻便成了這一時空的範禮安佐證，

  “朕近得西人傳教士之言，倭人關白秀吉已吞日本國六十餘州，並有‘號令唐國’之張狂之語，日本國坊間竟亦有聞知關白秀吉將入高麗、南蠻、印度之宏大之企圖，可見其誌絕不在日本一國中也。”

  申時行還是一如既往地溫和而得體，仿佛全不懷疑皇帝單獨宣他一人召對的目的，

  “是，臣即著兵部申飭沿海各省守備堤防。”

  朱翊鈞微微搖了下頭，道，

  “倭人為中國之患已久矣，朕潛心想來，顧今之倭人關白非昔日之倭寇，則今之海備亦不當僅同於昔日之海備。”

  “先年倭患多在東南，如永樂有望海堝之役，正統有桃渚、大嵩之犯，嘉靖有浙直閩廣之擾。”

  “彼其所欲，不過子女玉帛，其人不過鼠竊狗偷，我大明第以一二嚴邑委之，然後邀其捆載，擊其墮歸，則往往得誌。”

  “然今倭人關白欲以與朝鮮往來，其舍東南不犯，直趨西北，斡旋國交，正所謂舍肢體而攻腹心，此其心則足可畏也。”

  朱翊鈞滔滔不絕地說了一通，見申時行嘿然不語，便自己接下去說道，

  “南北災傷，國庫空虛，這些朕都知道，可國家諸費皆可省，唯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不可省。”

  “船政之議，當為國家籌遠久之計，朕殊以為，欲守備則必先造船，欲造船則必先裕餉，欲裕餉則必先浚源，欲浚源則莫如振興商務。”

  “朕近觀《成祖文皇帝寶訓》，但聞兵艘、商船並造，則采商之租、償兵之費，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先生每道江南五府白糧額負過重，故而朕欲於南直隸之下設一‘輪船招商局’，專以承運江南漕糧，並兼攬客貨，改內河漕道為長江海道，榷其之餘利以養船練兵，開掘山東膠萊海道，以成富國強兵之計，先生以為如何？”

  申時行的麵上終於露出了一點兒訝異的神情。

  漕運改海運的話題在隆慶年間早有幾番爭論，如今再次被皇帝提起倒不算是別出心裁。

  可這“輪船招商局”卻是聞所未聞，早前也沒聽司禮監露出過半點兒口風，難道是皇帝心血來潮？

  “臣以為，河道乃國家命脈所關，海運不過河運之間道，輕重緩急，甚為較然。”

  申時行謹慎而又不失風度地開口道，

  “河漕之策，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海運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複轉海濱亡命以應役。”

  “內河縱決溢梗運不過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又有潘季馴興修漕道，曷若乘此機會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幹資河工，以若幹賑饑荒，再存留若幹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幹以蘇息窮民，則燕都、吳郡皆無後顧之憂矣。”

  朱翊鈞笑了一笑，道，

  “先生果然心係家鄉。”

  皇帝低沉而緩慢的嗓音一點一滴地氤氳在文華殿金碧輝煌的閣殿中，像是黑夜中細密的雨淅瀝無聲地落在深沉的海中，

  “不過此次在南直隸開辦輪船招商局——朕可以向先生保證，絕不會因此船政之議再度加重江南五府百姓的負擔，變革河漕既然是朕的主張，便應由朝廷出錢。”

  “先前王宗沐、梁夢龍主持海漕之時，蓋因海運所需之五百多艘海船要在湖廣、儀真兩地設廠打造，湖廣因是產木之地，故須承擔打造一半之數，因此當年張居正為使鄉梓免於承擔繁重的海運料派而讚成中止了海運。”

  朱翊鈞說到這裏，心中不禁為明清兩朝所麵臨困境的極其相似之處而感到唏噓，

  “江南百姓實在沒有出了錢還要多交稅的道理，既然福建、廣東兩省的市舶提舉司已被民間稱為‘天子南庫’，那這南直隸的輪船招商局，就不必再從司禮監派人去督點了。”

  “朕都想好了，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運官物應需輪船裝運者，均可統歸輪船招商局照章承運，招商局局中由海漕漕官總提大綱、察其利弊，並召集江南海商自立條議。”

  “招商局中設官方本金以作借貸之費，民間海商若有需要，即可借款，其款經由海貿利潤逐年償還，無須分紅，隻需利息，招商局經營諸事皆由民商自主，其餘無幹官員一律不得插手。”

  朱翊鈞頓了一頓，直覺這裏有些許不對，但轉念一想，矯枉必須過正，如果當年李鴻章一開始就放手讓民商自負盈虧，也不至於剛開張就虧了三十多萬兩銀子。

  皇帝那殘缺的右足在禦桌下微微一動，剛要開口再提幾條綱領，就聽申時行開口問道，

  “請問皇上，這海漕漕官可已有人選？”

  朱翊鈞回道，

  “永年伯、定國公、鄭國泰三人就很合適。”

  申時行顯是為難地猶豫了一下，終是忍不住道，

  “皇上明鑒，皇祖世宗皇帝贈官勳戚不過太保及太子太保，壽寧侯張巒故事不可為訓……”

  朱翊鈞忙解釋道，

  “這是科道官說過的話，朕一一都是記得，隻是這輪船招商局主以‘官督商辦’，此‘官’無品無級，亦無升遷，實非科考遴選之正身僚官。”

  “再者，招商局之本金均由勳戚出資所設，河南巡撫說建造潞王府又餘出了三十萬兩，朕也撥到這招商局中，勳戚們就替朕管招商局這一路的賬目，江南五府其他的稅收、白糧同他們都不相幹。”

  朱翊鈞自覺已將話說到了十二分得明白，又有李鴻章的曆史經驗在前，無論如何也不該將此事辦砸，

  “如今官商情誼不相聯屬，朕以為，公廉明幹之員不必處以官位，繩以官法，隻要能做到有言必信，有利必讓，使民商曉然朝廷必不欺於他，則大事可成也。”

  申時行還是有些不放心，

  “臣唯恐商人辦事不能經久，這漕米國儲，官帑撥借，樣樣須得由戶部經手，萬一事權相錯……”

  朱翊鈞笑道，

  “朕不是沒想過全責官辦，可既是肆厘之才，則無不為利所獲，物必見腐而蟲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則雖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時行卻道，

  “官有權而民無權，官有勢而民無勢，以無權者而與有權者競，則有權者必勝，以無勢者而與有勢者爭，則無勢者必失。”

  “皇上雖有‘官督商辦’之說，可天下諸事，無事不由官總其成，官有權，商無權，勢不致本集自商，利散於官不止。”

  “臣自愚見，倘或商局得利，則其利必先致官而後達民，倘或商局生害，則其害必先致民而後達官，如此則究之經理歸官，利又無幾，於商情終形隔膜，如何不會物腐蟲生？”

  其實申時行說的道理朱翊鈞都懂，也無法否認。

  國情就是這樣一種國情，即使朱翊鈞當了皇帝，也沒辦法突然就把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形成的國情給全部扭轉過來。

  朱翊鈞要有這樣的本事，他在現代也不會隻是一個區區曆史研究生了。

  朱翊鈞的想法是先通過勳戚名義上實行“官督商辦”，然後等那批民間海商壯成了聲勢，形成了像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樣，海商們由利益驅動，自行在海外開拓殖民地的局麵，再自然將輪船招商局從“國有”變為“私有”。

  這個想法當然是斷斷不能提前就跟大臣們說明的。

  晚明的風氣再如何開放，畢竟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將國有產業私有歸商”這個念頭實在太驚悚了。

  何況這個念頭若是出自自己這個萬歲天子口中，驚悚的效果怕是也要被相應地放大一萬倍。

  因此朱翊鈞並不同申時行解釋自己的實際想法，一是因為挑戰古人心理底線的時機還不成熟，二是申時行現在還有許多用處，

  “先生所言甚是，既如此，朕便在任命勳戚之餘，將這輪船招商局撥由內閣名下統領，永年伯同定國公若有不周到的，先生自可與他們商議。”

  申時行見皇帝隻提及王偉和徐文壁，全然不說鄭國泰如何，於是道，

  “勳戚貴重，皇上遲遲不立儲君，臣……”

  朱翊鈞揮手打斷道，

  “先生位至今日，已是一品六年考滿，朕賜先生內大紅織金鬥牛一表裏，再加左柱國，仍兼支尚書俸，給與應得誥命，賜宴禮部，如此上比三公，下兼五品，又何須懼以勳戚之重？”

  曆史上申時行在萬曆十六年確實就獲得了這般殊榮，朱翊鈞既不多給也不少給，隻是他料想這回申時行大約不會在皇帝下旨之後，再三次呈疏推辭封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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