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其實在第二卷第三十五章的本章說裏已經回複過一位讀者大大了。

  但是還是看到有讀者大大不斷在評論區提出這個問題，因此特意開一個單章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曆史細節完全是可以通過羅列史料考據出來的，所以我就不在收費章節裏貼史料水字數了。

  首先，我必須再次申明一個曆史事實，就是最後【直接】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的那個群體，確實就是宦官太監。

  雖然崇禎上位以後第一個鏟除的就是閹黨，但是到了崇禎十七年闖軍圍城時，崇禎皇帝已經對文官集團和勳貴集團徹底失去了信任。

  因此當時崇禎皇帝選擇將把守北京城門的大部分任務交給了親信太監，所以李自成後來攻入北京（其實當時那個情況也不算是闖軍“攻破”了城門），公公們絕對是要負首要責任的。

  這個責任全部推給文官和勳貴絕對是說不過去的。

  其次，我要說一下為甚麽擁有“明史研究生”人設的男主會傾向於是曹化淳開的門。

  曹化淳當時的境況一共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當時李自成由居庸關入迫燕京，擔任居庸關守關太監杜之秩銜李自成命令回紫禁城向曹化淳勸降，談判破裂。

  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曹化淳開彰義門（廣安門）投降，農民軍立即進占外城。

  當晚崇禎帝登煤山自縊於山腰下。

  第二種是一些讀者大大們說的，認為甲申三月時，曹化淳人根本不在京師，早在崇禎十二年二月，曹化淳就已告老還鄉，其時已鄉居六年。

  第一種說法有多種史料佐證，《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季北略》、《甲申傳信錄》等史料中，對於此事的記載都是曹化淳“開門迎賊”。

  即使對此事跡存疑的，也采取的是一種中立的說法，“時倉卒莫能明也”。

  第二種說法，我認真查找了一番資料，發現一些讀者大大們可能是將以下這兩項資料作為了信史。

  一是曹化淳自己作的辯誣詩《忽睹南來野史記內有捏誣語感懷》“報國愚衷罔顧身，無端造誣自何人？家居六載還遭謗，並信從前史不真。”

  二是《武清縣誌》“……迨懷宗（崇禎）不諱，義不辭難，親為含殮。

  上疏乞封陵安厝，誠懇悉瀝肝膈。

  世祖章皇帝監其悃忱，召侍講幄，準不受職。

  時有流言誣以廣寧、東直門者，上疏奏辨，奉旨‘化淳無端抱屈，心跡已明，不必剖陳，該部知道。欽此。’”

  這個說法是現在一部分讀者大大所認為的真相，即順治皇帝入關來到北京後，彼時尚在天津的曹化淳聽說之後，不顧個人的安危，急急忙忙趕到北京，並且上奏順治皇帝，提出了要重新修繕崇禎皇帝的墳墓的請求，並且得到了順治皇帝的允許。

  這裏我要說一下為甚麽我覺得《武清縣誌》不能作為有力的曆史證據來反駁《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季北略》、《甲申傳信錄》等一係列明末清初的史料記載。

  因為這本記載曹化淳三次上疏請求為崇禎皇帝修墓，並且在誌中登載了曹化淳奏疏全文的《武清縣誌》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編撰的。

  而其他明確記載曹化淳開門迎闖軍的史料，《明史紀事本末》是順治十五年成書（1658年）；《國榷》是順治十年開編（1653年），康熙二十二年完稿（1683年）；《明季北略》康熙九年成書(1670)；《甲申傳信錄》也是順治十年成書。

  也就是說，除了《武清縣誌》以外，絕大多數記載曹化淳開門迎闖賊的史料都是在順治十年左右開始編撰的，從時間維度上來講都要比這本乾隆七年才編撰的《武清縣誌》更可信。

  至於說明末東林黨集體陷害曹化淳，反而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為曹化淳對崇禎皇帝的忠心所感動，因此極力為曹化淳平反，這種說法我認為是極其可笑且相互矛盾的。

  首先來看《明史紀事本末》，這本史料的編撰者是順治四年的進士穀應泰，藉張岱《石匱藏書》與談遷《國榷》﹐廣稽博采，成書於《明史稿》和《明史》之前。

  這本書成書之後，順治十七年時，穀應泰因此遭到禦史黃文驥彈劾，指斥書中有違礙之處，後經朝廷查閱，書中尚無不妥之處，後選入《四庫全書》。

  再看《國榷》，它的編撰者是談遷，從天啟元年開始編著，順治四年時全稿被竊，於是又發憤重寫。

  順治十年時，談遷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然後再看《明季南略》，它的編撰者是計六奇，他家境清貧，二次鄉試不中，康熙二年後以教學為業，並開始撰寫《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書。

  為了編寫明朝遺史，計六奇曾先後前往江陰、蘇州、揚州、、鎮江、通州、桐城等地實地考察。

  二書資料來源廣泛，單是標明出處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記》、《遺聞》、《國難錄》、《史略》、《甲乙史》、《幸存錄》、《無錫記》、《無錫實錄》、《江陰野史》、《閩事紀略》、《安龍紀事》、《粵事記》等七十餘種。

  最後是《甲申傳信錄》，編撰者是錢士馨，因為他晚年在北京，親眼目睹李自成進京，所以記載的都是他本人親見的，抑或是作者聽相關事件的親曆者講述的史實。

  那麽問題來了。

  我想問一問讀者大大們，他曹化淳一個前朝的太監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能讓順治進士穀應泰、江左遺民談遷、教書先生計六奇，和闖軍進城親曆者錢士馨，

  分別在順治十五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九年和順治十年不約而同地一起汙蔑他呢？

  而且穀應泰的那本《明史紀事本末》後來是被編進《四庫全書》的。

  倘或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當真像表麵上一麵為曹化淳一而再、再而三地平反，一麵屢次給曹家後人皇恩殊榮。

  那為甚麽在“文字獄”最厲害的康雍乾三朝，都沒有一位皇帝下令銷毀明末清初史料中關於曹化淳開門迎闖軍的“不實之詞”呢？

  再說回《武清縣誌》，我認為乾隆七年編撰的這本縣誌如此美化曹化淳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特有的宗族製度，會讓一些地方在文字記錄上特別優待美化一些名人。

  包括現在的一些網頁地方誌也會有這種現象，在寫到自己家鄉的名人的時候，即使這個名人在正史裏麵是一位名聲不大好的奸臣，但是地方誌依然會挑這個人好的一麵寫。

  二是因為曹化淳雖然是個太監，但是他那個曹氏家族在清朝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優待。

  比如曹化淳的次兄，曹化雨的後人曹傳，就與康熙皇帝關係匪淺，甚至康熙出行到了武清地界時，也會與曹傳見麵。

  曹傳的兒子翰林院編修曹涵也受了康熙皇帝的重用，後來雍正元年還當上了《大清一統誌》的纂修官。

  而且康熙皇帝還曾經親筆題匾贈予曹家，被曹家奉若傳家之寶，懸掛在了曹家祖墳前院的大門口，以此來彰顯曹家的聖寵。

  由於那塊匾額是康熙皇帝所賜，其權威性在清朝無與倫比，許多官員途經武清縣時，都要下馬拜匾。

  後來曹涵當上了清朝的官之後，還重新選址，在武清縣東馬圈鎮附近占了一片約一千畝土地，作為曹家墳瑩，當地稱之為“曹墳”。

  而且曹氏家族不但兒子在清朝都有出息，女兒也都嫁得很好。

  曹化淳的侄孫女後來嫁了滄州張氏，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長大之後嫁給了河間紀家，又生了《四庫全書》的主編者之一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裏提到曹化淳也是堂堂正正，絲毫不像是有甚麽“文字獄”的樣子“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帶殉。越數年，墓前恒見一白蛇。墓為水齧，棺壞朽，改葬之日，他珍物俱在，視玉帶則亡矣。”

  如果“曹化淳開門迎闖軍是東林黨汙蔑”這一說法成立的話，在清朝就變成了——

  乾隆朝那個大名鼎鼎的紀曉嵐在喊曹化淳侄孫女為外祖母，又在有滿朝上下經曆嚴酷“文字獄”的情況下，

  不顧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對曹氏家族的殊恩與重用，

  非要附和前朝的東林黨人，在修撰《四庫全書》時往對崇禎皇帝忠心耿耿的太監曹化淳身上潑髒水。

  而且不僅是他紀曉嵐一個人潑，是清朝三百六十多位編撰《四庫全書》的高官學者集體附和晚明東林黨，一齊往在康熙元年去世的曹化淳身上潑髒水。

  曹化淳運氣也是真的好。

  清朝前期文字獄嚴查明史私史時，竟然還能順利地讓後代傳抄《被誣遺囑》及《感懷詩》，極力為自己辯誣，家人該做官的做官，該嫁人的嫁人，該生紀曉嵐就生紀曉嵐，一丁點兒影響都沒有。

  後來大清亡了之後，隔了四百多年，還能在各種明末小說中充當效忠於崇禎皇帝的正麵人物，拳打東林腳踢勳貴，一個為崇禎皇帝修墓的請求能吃了四百多年福利還沒吃盡，果然不愧為崇禎皇帝當年最寵信的司禮監秉筆。

  “曹化淳開京城城門迎闖王”的問題就解釋到這裏，接下去男主依然會覺得是曹化淳開門迎的闖王。

  我想說的重點是，以男主的視角來看，公公們開門迎闖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宦官這個群體在封建社會中也是被皇權壓迫的一環，就像男主在第二卷第三十七章裏認為的一樣，

  曹化淳開門迎闖王不是背叛了大明，而是他當時已然決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