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夕陽將殿內分割為光明與晦暗的兩界。

  皇帝的臉就恰好埋在這陰陽兩界的交界處，看上去一片昏黃一片慘淡。

  張誠知道皇帝是被馬政的敗壞程度氣著了。

  其實馬政究竟壞到怎樣一種程度倒不要緊，要緊的是皇帝已然知道馬政是這樣的壞，壞得皇帝不得不下令采取一些製裁手段。

  這時候張誠心裏還沒有把朱翊鈞的話當成一件大事去理解，他將皇帝生氣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少了馬就練不成禁軍了”，

  “皇爺莫要動氣，近兩年水旱災患不斷，朝廷屢次蠲賑，六部入不敷出，都去找太仆寺拆借，太仆寺夾在中間也是左右為難。”

  張誠將手中的奏疏輕輕地擱在禦案上，小心地向朱翊鈞出著主意，

  “皇爺要好馬，底下人哪裏會有不應的？大不了奴婢再讓張鯨去一趟山西，晉商裏頭會養蒙古馬的可不少。”

  “至於京畿的馬販，那更是容易，隻要皇爺一聲令下，廠衛自能為皇爺解憂……”

  朱翊鈞打斷道，

  “這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法子。”

  朱翊鈞對於此處的“標”和“本”分辨得是很清楚的。

  這些倚靠著太仆寺和“勢要之家”大發百姓橫財的京畿馬販在現代有一個更立體化的別稱，即“臨時工”，一個官僚衙門的“編外人員”。

  從剛才與徐泰時的對話就可以看出，一個衙門接納“臨時工”是很合算的。

  官員的俸祿由朝廷決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

  徐泰時能那麽坦然地向皇帝道盡馬政利弊，就是因為他作為正式官員，在這種體製內幾乎立於不敗之地。

  朱翊鈞現在可用的幾個最為簡單快速的處理方法，恰恰是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首先一個法子便是像張誠說的這樣捕殺京畿馬販，引進晉商胡馬。

  但是這定然不能長久。

  太仆寺有的種種貓膩，司禮監和東廠未必就沒有。

  即使司禮監和東廠從生理上提高了“成為宦官”的準入門檻，但是“臨時工”這一群體本身就是一個不需要任何準入門檻的存在。

  到頭來，最有可能的一個結果，就是那些盤剝百姓的馬販的後台倚仗從太仆寺變成了司禮監。

  原來馬販要交給太仆寺的好處費，變成了司禮監和東廠一項灰色收入。

  或者更糟，司禮監和東廠多了一項收入，太仆寺的好處也沒少。

  反正晉商比解俵的百姓有錢，一樣是待宰的牛羊，養馬晉商這批牛羊比解俵百姓還要肥上一層，足夠供兩個衙門的官僚吃飽喝足了。

  到時買馬的錢花下去了，馬卻還是沒買來，太仆寺和司禮監互相推卸責任，他朱翊鈞難道要拿養馬晉商開刀嗎？

  因此朱翊鈞不得不對張誠存著點兒疑心。

  即使要改買晉商胡馬，這買馬的錢也大抵都是百姓繳納上來的折色俵銀。

  萬一太監們和太仆寺相互勾結，哄著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全部改征折色，那不就等於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項負擔、多賦予了官僚一樣斂財名目？

  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將京畿馬販全部捕殺殆盡，不代表這一“馬政臨時工”群體改日就不會卷土重來了。

  依照朱翊鈞在現代的經驗推斷，這些京畿馬販為了獲得能征斂百姓的機會，一開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編官員付出過一筆“保護費”的。

  太仆寺官員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為了收取手中權力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同時又不願受到上邊的怪罪，便發展出了這樣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

  他們將征斂的特權外包給臨時工，收取一筆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完成了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後，便將皇帝追責的責任也同時轉移到了這些臨時工身上。

  當然，朱翊鈞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調換官員。

  但是這個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

  倘或教人以為徐泰時是因為向皇帝說了實話才被調離太仆寺的，那往後還有誰敢向皇帝說實話呢？

  曆史上崇禎皇帝吃了革職韓一良的啞巴虧，使得崇禎皇帝後來變相地成了一個“聾子”，朱翊鈞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轍。

  徐泰時敢對皇帝說實話，就說明他已經算準了皇帝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去徹底根除“馬政臨時工”的尋租空間。

  即便朱翊鈞手中有帝王專屬的無限特權，可以沒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殺馬販、調換官員，但是打殺了、調換了之後呢？

  隻要百姓、商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詐的牛羊，隻要俵馬一事上能有官員的尋租特權，那麽無論皇帝用甚麽機構去取代太仆寺，也永遠會有下一批“臨時工”的誕生。

  即使朱翊鈞采用第三種退而求其次的辦法，選擇相信徐泰時，讓徐泰時去清理裁撤那批臨時工，得到的也定是一樣的、無能為力的回答。

  因為如果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增添臨時工有利，削減臨時工有害。

  那些京畿馬販為了謀求這些美差，不知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去上下打點、疏通關係。

  這是人家一生事業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難道還能憑他徐泰時一個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說兩句話就不算了？

  這就相當於沒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沒收，那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千萬別指望某個階級或某個利益集團會束手就擒，平白讓另一個階級消滅掉。

  晉商狡詐如斯都沒有鬥過京畿馬販，官僚集團未必就能比晉商高明多少。

  朱翊鈞到底是現代人，比崇禎皇帝覺悟高，知道要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待問題。

  因此也明白除了想橫插一杠撈好處的宦官太監，官僚集團是絕不會為皇帝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

  裁了臨時工，百姓減輕了負擔，皇帝獲得了賢名，主張裁撤的官員卻有可能因此斷了仕途。

  即使言官秉承上意不出麵幹涉，但萬曆朝常見的鬥爭手段是寫匿名揭帖張貼大字報。

  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幹淨得可以經住這種匿名大字報的瘋狂攻擊？

  海瑞當年一分錢不貪，都有人另辟蹊徑，把海瑞家宅內部的妻妾爭端翻出來，抖落到皇上跟前去。

  如今的滿朝文武之中，又有幾個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過海瑞的清官呢？

  朱翊鈞心裏清楚，“幹淨得無可挑剔”，就相當於一道限製官僚裁員資格的高門檻。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團中，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再說徐泰時又不是沒有退路。

  倘或朱翊鈞現在一下旨，徐泰時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攤子，回蘇州老家繼續建他徐家的園林去。

  人家的主業是晚明有名的建築家兼園林設計師，當不當官都不影響他成為蘇州名園的建造者。

  說不定當了官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難伸呢。

  因此朱翊鈞當然不會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時身上。

  “本”不是徐泰時，治了徐泰時也對馬政無益，還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氣。

  按照崇禎皇帝的經曆來看，官僚集團是有反彈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頒布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被官僚集團成功反擊回來，最終受害者不是轉嫁給朝廷，就是轉移到百姓頭上。

  所以李自成後來造反的時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評價崇禎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實並沒有多壞，卻總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們蒙蔽著，因此天下百姓才以為皇上像隋煬帝與漢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鈞雖然沒有乾綱獨斷的性子，但也並不想當一個時刻被反賊深深同情著的皇帝，

  “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過是少了幾匹馬，百姓卻是有傾家蕩產、賣兒鬻女之憂。”

  “既然太仆寺的運轉用的是百姓上繳的俵銀，那理應由百姓來監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

  太陽漸漸沉了下去，殿內的光線也一點一點地黯淡了下來。

  皇帝的臉從昏黃慘淡的陰陽交界處擺脫出來，變成一種肅穆得近似於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當年頒布的《大誥》中，不就有一條‘民拿害民官吏’例嗎？”

  以明朝曆代帝王的經曆來看，和朱翊鈞一樣當過“老百姓”及“普通人”的隻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於某種程度上和朱翊鈞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認為真正能阻擋官僚逐利洪流的隻有老百姓，因為官僚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所以隻要民眾能保護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團便無處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國之處就頒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遠重於《大明律》的《大誥》。

  其中特別針對害民酷吏設置了許多“群眾監督政策”，規定百姓有權力將害民的基層官吏綁縛進京，交予皇帝處置。

  換句話說，“群眾監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項朱元璋當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製”。

  現代老百姓朱翊鈞為了發布自己構想中的“群眾監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眾監督政策”作投路石。

  張誠回道，

  “太祖爺用心當真艱深。”

  張誠隻說了那麽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這個話題上多張嘴了，

  “皇爺若是舉棋不定，不如先將馬政的事放一放，這遼東呈來的奏疏……”

  朱翊鈞卻不肯放過他，

  “朕是想恢複太祖皇帝定下的祖製，如何在你看來便是舉棋不定？”

  張誠張了張口，道，

  “太祖爺雖有祖訓，但《大誥》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時就被廢除了。”

  “後來成祖爺為維護祖訓起兵，即使恢複了《大誥》，但在永樂十九年時也下旨說要一律依《大明律》擬罪，不許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仁宗爺即位後更是以軍民動輒綁縛淩辱文武官為有傷大體，下令隻許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陳告，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

  張誠羅列完朱元璋之後三位大明天子對《大誥》的實際態度就不吭聲了。

  事實上他也不需要吭聲了，事實勝於雄辯，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寵愛的兩個嫡親孫子在即位之後均不約而同地第一時間廢除了《大誥》，足可見《大誥》在統治集團內部並不受待見。

  張誠雖然不敢把話說得太直白，但他的邏輯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別賦予了百姓群眾監督的權利，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還專門寫了《皇明祖訓》來預防，卻不想後頭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兜了一個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紅巾軍起義前的曆史起點。

  反正遵守祖訓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廢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從明孝陵裏爬出來教訓他們。

  但是換個角度講，能讓子孫後代昧著良心也要廢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來也不大甚高。

  倘或撇去因“靖難”旗號而不得不將“祖製”奉為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選擇為官僚集團撐腰，想來也是為了維護帝王之尊，而非是想為虎作倀。

  帝國體製下，官僚集團總喜歡將皇帝的個人利益與自身的集團利益相綁架，以致於皇帝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有時候並不能完全一致，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

  “難怪海瑞生前提及恢複祖製時，眾臣議論紛紛，太祖皇帝仁德愛民，後世卻反道其殘暴酷虐，想來這也是大臣們的說法。”

  朱翊鈞開口道，

  “他們汙蔑太祖皇帝，實際就是不願見到百姓能有權利去監督他們，這和他們後來對付海瑞是一樣的道理。”

  張誠道，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時，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長，借機橫吃橫喝，敲詐勒索，甚至在拿獲貪官汙吏後私作交易。”

  朱翊鈞回道，

  “官吏才要分清官和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壞？”

  “世上之人無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個國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那這個國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惡政’。”

  皇帝說著，一麵拿起張誠方才擱在禦桌上的奏疏，一麵認真道，

  “要百姓監督，隻靠邸報讓百姓知曉衙門的收支明細是不行的，必須得要讓百姓有權投票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