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在實際獲得努爾哈赤的動靜之前，先見了一回徐泰時。

  由於見徐泰時是徐泰時自己的要求，因此朱翊鈞在見到徐泰時之前，就知道晚明的馬政已然是敗壞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條經驗也是朱翊鈞在穿越後自己總結出來的。

  他發現晚明的官員在庶務上表態得極多，能為皇帝說明一個政策來龍去脈的人卻極少。

  一般當一個機構的官員能堂而皇之地對皇帝解釋一個政策中的種種漏洞時，就說明這個政策的漏洞已然成了連皇帝都不可動搖的陋規鐵律。

  朱翊鈞雖然歸納了這條經驗，但他知道這條經驗的最終實踐其實多應驗於崇禎朝。

  當年崇禎皇帝剛登基的時候，曾經像國民黨垮台之前一般向群臣發出了“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的號召。

  當時的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就針對皇帝的這一號召上了封《勸廉懲貪疏》，在疏內給崇禎皇帝算了一筆細賬。

  他明言大明的每個官位都是明碼標價的，這不是因為大明的官太愛錢了，而是因為做了大明的官之後，如果不愛錢，他就無法在大明官場生存下去。

  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韓一良還以自己兩個月內推掉五百兩官場交際費為例，形象生動地向崇禎皇帝闡明了大明官場的已經到了如何觸目驚心的地步。

  崇禎皇帝看了這道奏疏，激動不已，以為韓一良是大明難得的忠正之官，立刻將他破格提拔為右僉都禦史。

  就在這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跳了出來，請求皇帝讓韓一良指出行賄的具體人名來。

  韓一良立刻變得含糊其辭，態度曖昧，表現出一副不願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崇禎皇帝準許他密奏。

  不想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隻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裏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皇帝不得不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當麵對質，堅持要求韓一良說出那向他行賄“書帕五百餘金”的份子究竟是誰。

  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皇帝一再發問，韓一良就扯舊事。

  君臣對峙了幾個回合之後，韓一良最後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崇禎皇帝大怒，訓斥韓一良前後矛盾，將他革職為民。

  韓一良寧可教崇禎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著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也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就是因為明末官員的已經成了連皇帝都難以遏製的普遍規律。

  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不夠花，所以官員們愛錢有理，他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

  韓一良能誠實而正直地將官員明碼標價的受賄事實有理有據地上呈給崇禎皇帝，就是因為他知道以當時的情形而言，崇禎皇帝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和手段去根除或懲治了。

  所以朱翊鈞對徐泰時主動要求向皇帝闡明馬政情由這件事表現得並不怎麽高興。

  雖然徐泰時在史書上的人設的確是“性耿介，敢直言”，但若非晚明的馬政壞到了一般境界，徐泰時是決不肯如此慷慨陳言的。

  當然朱翊鈞心裏對徐泰時的求見還是存著一點兒僥幸的。

  徐泰時是因為李太後修過慈寧宮、萬曆皇帝修過陵寢而被升擢為太仆寺少卿的，無論如何也算個辦過實事的能吏。

  再加上他是申時行的堂弟，既能甩鍋又能改革，可進可退，他代表太仆寺向皇帝秉呈現狀，未必就是一味地想墨守成規。

  朱翊鈞給自己做好了這兩種心理準備，這才在文華殿中召見了徐泰時。

  文華殿還是一如既往地華貴而清冷，金磚地襯琉璃瓦，紅梁柱配高足爐。

  徐泰時躬著腰，穿過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門，緩步走進殿中。

  朱翊鈞定睛看去，隻見他身穿大紅紵絲麒麟服，腰係茜草素金帶，胸前是一塊方方正正的雲雁補子。

  徐泰時今年才四十八歲，在晚明官場上還算年輕，他麵皮白皙，帶有風塵色，下頦有點尖，配著疏疏朗朗的胡子，顯得十分清瘦。

  徐泰時走到殿中就跪了下來，神態謙卑地向皇帝行禮問安。

  朱翊鈞雖然在穿越後象征性地出席過不少常朝，但從未如此近距離地打量過每一位官員。

  他將低頭跪地的徐泰時細細觀察過一番後，方才慣常性地垂下眼簾，道，

  “成祖皇帝嚐雲，‘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

  “如今朕欲操練親軍，下旨調馬六千五百匹，徐卿卻於此時上疏求對，不知是何原因？”

  由於朱翊鈞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因此他此刻的問話語氣十分和藹，聽起來毫無詰問斥責之意。

  徐泰時回道，

  “寺庫缺乏，胡馬不堪寄養，邊鎮馬政廢弛，臣等無才，皇上今所需之內軍馬匹，太仆寺實在難以調撥。”

  “還請皇上遣使南京太仆寺，或下旨兵部，如今一切軍需，皆從本兵征調，王一鄂曾巡撫宣府又總督遼薊，於兵事而言，臣遠不及王尚書矣。”

  “本兵”是明朝兵部尚書的別稱，在這裏指代的是萬曆十六年的兵部尚書王一鄂。

  朱翊鈞一聽就知道徐泰時這是在把責任推卸給兵部，不過他可不上當。

  明朝馬政的基本製度是“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前者實行於西北和遼東，由苑馬寺和行太仆寺負責供應戍邊部隊所需馬匹。

  後者實行於南、北兩直隸和山東、河南的部分地區，由南、北太仆寺掌管，其所得馬匹主要供給京營騎操。

  因此太仆寺雖然隸屬兵部，但是民牧馬匹的具體事務從明初開始就一直由太仆寺打理。

  按照晚明的情形來看，皇帝若想給自己的禁軍裝備戰馬，一般隻能寄希望於太仆寺。

  倘或去下旨垂問兵部，兵部大概率也是再下一道指令反問太仆寺。

  九邊的馬匹數額原本就入不出敷，除了太仆寺，兵部尚書就是再能幹，也不可能比皇帝還要多一條調馬的路子。

  而且雖然兩京太仆寺格局相似，但南太仆寺隻管理南直隸地區，北太仆寺卻管理著北直隸、山東三府及河南的三府一縣。

  自正統十四年後，北太仆寺所督理的民間孳牧，除了原有的種馬外，還多了寄養馬。

  因此於民牧而言，無論是範圍還是深度上，北太仆寺都遠遠勝過南太仆寺。

  朱翊鈞心裏清楚，馬政一旦潰爛，那麽南太仆寺一定比北太仆寺的情形還要糟糕許多。

  “朕記得徐卿先前為朕建造壽宮，親自相土以定高下，又精心核算，為朝廷省錢數十萬緡。”

  朱翊鈞一麵慢條斯理地說著，一麵將視線定格在自己腰間的玉帶上。

  他當了快一年的皇帝，還是很怕看到別人朝他磕頭，

  “如何一去了太仆寺，便連調撥馬匹都束手無策了？”

  徐泰時叩頭道，

  “馬政乃曆朝痼疾，儉省僅堪為一時之策。”

  “臣觀前朝史書，見蒙元起於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取天下，古或未之有，其起沙漠萬裏，牧養蕃息，太仆之馬，殆不可以數計。”

  “蒙元之牧地，東越耽羅，北越火裏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周回萬裏。”

  “然至我太祖高皇帝起兵之時，蒙元已是馬匱牧散，乃至元順帝用軍之際，竟以到了以‘括馬’之名四處征掠地步。”

  “彼時江南已不產馬，百姓因戰馬而橫遭征括之累，又懍於蒙元峻嚴之苛法，以致視養馬為畏途，更視蒙元為仇寇。”

  “昔年蒙元之牧場遍布四海，元帝尚受乏馬之困，何況如今我大明草場匱缺，孳牧艱難。”

  “太仆寺之設，原理馬政，而自種馬賣而俵馬行，於是始有本色與折色，隨宜派征，而馬價、草料等銀，歲征大約四十餘萬，以待買馬之需。”

  “自後各邊請發，始而借支，繼而年例，如今一切軍餉取足兵部，兵部則必取諸於寺庫，於是支發若流，積貯不支。”

  “馬價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寺庫實際所存者，不過子粒、樁棚等銀十餘萬而已。”

  “雖有舊庫一區，嘉、隆以來封識惟謹，即使春運盡完，不過十餘萬金，僅供年例而已。”

  “臣私以為，兵多不若兵精，目前太仆寺已見匱竭，日久則必不能支，實恐錙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涓滴收之而尾閭泄之矣。”

  “皇上明旨恒稱內庫缺乏，然臣等不言，皇上豈亦安知寺庫缺乏如斯……”

  朱翊鈞淡聲開口道，

  “好了，朕不過是問了一句，還沒出言斥責，倒引出徐卿的許多抱怨來了。”

  朱翊鈞略一掀眼皮，見徐泰時仍額頭貼地地跪伏在地，頓了一頓，又垂下了眼簾，

  “古之太仆雖職主內廄，然昔年周穆王命伯囧以繩衍糾繆，漢之石慶策馬之對貢禹，唐之張萬歲、王毛仲以蕃馬而得收一縑易一馬之效。”

  “此則上而官同職異，下而官同道異之理也，徐卿論元史，便是要朕以史為鏡，朕論先賢，也是要徐卿以人為鏡。”

  徐泰時忙磕頭道，

  “得失輕重，固在其間，臣實不敢對皇上有所欺蔽。”

  朱翊鈞頓時沉默了下來，徐泰時的這個反應很明顯對應的是自己的第一種心理準備。

  他的確是預備來向皇帝說實話的，但是他也知道“實話”已然對挽救馬政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朱翊鈞對這個結果當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心裏總有一些隱約的失望。

  他覺得萬曆十六年的馬政情形理應比崇禎年間要好上一些，沒想到徐泰時一進文華殿就像韓一良一樣給了皇帝一個看起來誠實積極實則代表否定的表態。

  朱翊鈞輕輕地吸了一口氣，在心裏告訴自己千萬別著急。

  現在李自成還沒出生，解決李自成父親的生計問題，總比直接麵對李自成的生存問題的餘地要大上一些。

  李自成父親也是李自成決心造反的一大原因。

  李自成的父親李守忠當年被僉派為“馬戶”，因養馬而賠累破產，後又因轉行買賣瓷器而不幸失足身亡，導致李自成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外出謀生，應募到銀川驛當上了馬夫郵遞員。

  從這個角度來說，後來發生在李自成人生裏的那一連串連鎖反應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並不是崇禎皇帝決定裁革驛站，而是明廷極其不合理的馬政製度。

  如果不徹底改革馬政，那麽即便自己現在立刻傳旨陝西米脂縣去捉拿李守忠，也無法真正防止另一個“李自成”的誕生。

  李自成隻是明末種種製度下因時機巧合而偶然形成的一個“農民領袖式”的人物，他本人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這個能隨機滋生李自成的社會體製。

  “古人雲，‘人主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徐卿既不敢欺蔽，朕自理應聽言受事。”

  朱翊鈞認真發問道，

  “太仆寺寺庫何至於匱乏至此，馬政又是如何一步步敗壞到今日這般田地，其中情由，徐卿可願向朕一一道來？”

  恰如朱翊鈞先前所料，徐泰時聞言便道，

  “事關國家，臣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朱翊鈞終於抬起眼來，叫起了徐泰時，又給他賜了座。

  這時朱翊鈞已然調整好了心態，他決定還是把自己當一個客觀公正的明史研究生，而非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

  晚明的製度問題是不能用“帝王思維”去解決的。

  就像崇禎皇帝當年堅持要向韓一良追問那五百兩書帕金的來曆，就顯得很不通情理。

  韓一良公開向皇帝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這就意味著在滿朝文武眼中，俸祿外的灰色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而那套名義上的、官員低薪的正式製度已經名存實亡。

  現代人朱翊鈞當然要比崇禎皇帝要通情達理。

  這不是因為他默認了皇帝要向官僚集團的潛規則投降，而是他能從人性角度去體諒那套晚明正式製度下“作為清官”的艱難。

  帝國製度一向善於把常人難免的弱點和毛病培育為全國性的災難。

  無論官僚集團如何揮舞道德大旗，但道德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對於這一點，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朱翊鈞是普通人，因此他並不像崇禎皇帝那樣要求朝中人人都用道德的力量去抵禦人性的貪婪。

  他接見徐泰時，隻是想從人性角度出發，挖透晚明馬政潛規則的深根，早早地將“闖王李自成的產生”扼殺在他家道中落之前，將吳三桂的假降製止於遼東徹底變成一個無銀無馬的爛攤子之前。

  因此當徐泰時落座之後，朱翊鈞看向他的目光竟然意外的平和，他是拿做學術的態度去麵對徐泰時對馬政潰爛的誠實的，

  “民牧種馬之僉派，無非是計戶、計丁、計地之三策，如今徐卿言道庫匱馬乏，莫非是此三策皆不能奏效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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