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抬起頭來，用一雙秀雅而疲倦的眼等著皇帝發話。

  即便朱翊鈞召見內閣輔臣的頻率和之前的萬曆皇帝別無二致，但申時行依舊從那為數不多的會麵中感受到了皇帝身上的變化。

  做皇帝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皇帝有皇帝的苦。

  但是事實情況是，皇帝一苦，難免就要其他人遷就，讓其他人比皇帝還苦。

  申時行從萬曆十年當首輔開始，就一直在耐心地遷就著皇帝。

  他已經摸索出了遷就皇帝的規律，譬如李材此事，即使皇帝堅持將李材、劉天俸逮捕下獄，還是可請三司官員一同力保，或是讓科道官極力上疏勸諫，總是能拖得來救李材一命。

  申時行在開口之前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打算用最真誠而卑微的姿態來遷就皇帝發現自己“受欺”的苦。

  不想朱翊鈞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受了苦還不用旁人來遷就，可是出乎申時行的意料之外。

  因此申時行在用眼睛等待皇帝發落的同時還捎帶上了一種審視和打量的目光。

  他想，皇帝怎麽體貼起來了，受了欺竟也不需要看旁人受苦來填補委屈了？

  朱翊鈞見申時行對自己行注目禮，心下斟酌一二，方道，

  “朕聽聞如今雲南或有州縣多植玉麥、甘薯，此二物撲地傳生，一莖蔓延至數十百莖，節節生根，一畝種數十石，勝於種穀二十倍。”

  “朕私心裏算計，倘或一畝可收十石，則數口之家，止種一畝，縱有災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終歲足食。”

  “卿等每說財匱民窮，災荒洶洶，如今或有此雜植第一品、救荒第一義，朕豈能不躍躍欲試？”

  “朕即讓李材等人留職察看，於雲南軍屯耕地中各取二十畝試驗，十畝種玉麥，十畝種甘薯。”

  “便以一年為限，夏種秋收，必教他三人親耕田間，將栽植種種如實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實稟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鈞一氣兒說完，方才從椅扶上縮回來的手在膝上團成了一個拳。

  “玉麥”即是後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後世人人稱道的“紅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鈞在這裏是動用了他一點現代知識的記憶儲存的。

  玉米和番薯均有明確的曆史記載顯示它們在萬曆十六年時已經傳入了中國。

  玉米傳入中國的路線有三條，一是由西北陸路，傳入甘陝地區；二是經西南陸路，由緬甸傳入雲南；三是由海路從南洋群島先傳入東南沿海各省，然後再傳入內地。

  西南陸路這一條是玉米最早傳入中國的路線，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誌》和萬曆四年的《雲南通誌》中，雲南、永昌、蒙化、鶴慶、姚安、景東、順寧、北勝等州府都有了關於玉米的記載。

  番薯傳入中國的路線有四條，一是分別由陳益和林懷蘭從越南傳入廣東的東莞和電白縣；二是由泉州經南澳島傳入泉州；三是由陳振龍從菲律賓攜薯種到福州；四是從印度緬甸傳入雲南。

  後世公認的、諸多番薯引進路線中影響最大的一條，其實是福建長樂陳振龍家族的那一條。

  萬曆二十一年時，陳振龍之子陳經綸為幫助家鄉度過災荒，特意將番薯種子獻給福建巡撫金學曾，在金學曾的支持下，番薯從長樂開始迅速向全國傳播。

  現在朱翊鈞試圖將番薯試驗田的時間線提前五年，將番薯的推廣從曆史上的福建轉到雲南。

  雲南引進番薯其實比福建的陳振龍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開始大航海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番薯帶到非洲沿海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島嶼群。

  最早在嘉靖年間的《大理府誌》以及萬曆四年的《雲南通誌》中，甘薯就已經被滇西的六個州府列為當地物產。

  因此朱翊鈞的講話是有據可查的，即使申時行再往下追問，他也能舉出雲南臨安、姚安、景東、順寧四府種植番薯的事跡。

  既然玉米和紅薯最先傳到的都是雲南，不妨就先從雲南試驗起來。

  關於“試驗田”，朱翊鈞也是從曆史中總結出的教訓。

  他知道按照晚明的農業條件，即使是推廣現代的雜交水稻，也絕不可能一步到位。

  朱翊鈞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他兩輩子都沒種過一次地，如果真要推廣種植番薯，一定要結合晚明實際的耕地經驗，而不是根據前世學來的知識紙上談兵。

  而且明末主張推廣番薯種植的名人實際真不算少，除了陳振龍、金學曾外，其他譬如葉向高、何喬遠、謝肇淛、周亮工，各地關心農事的學者如徐光啟、王象晉都努力傳播過番薯種植，並著有相關文章。

  但是萬曆年間就傳入的番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終沒能在全國實現真正地普遍種植。

  朱翊鈞覺得這其中起碼有兩個原因。

  一是這兩種作物的食用口感確實不如大米和麵粉，特別是紅薯食用之後有脹氣、泛酸等不良反應，因此百姓的種植積極性不高。

  而到崇禎年間，全球進入小冰期，再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最嚴重的陝西地區推廣種植玉米和紅薯，從時間上來說已經來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為這兩種作物的經濟價值實在不高，明末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南方由開海之後帶來的商品經濟利益，大地主們普遍樂於種植經濟價值更高的茶葉、煙草，或者養殖桑蠶。

  而作為底層農民救命之物的紅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們棄如敝履，即使有所種植，也是淺嚐輒止，絕不會因為要挽救底層農民的性命而放棄經濟作物所帶來的利益。

  這一點從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啟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親自試種和在他家鄉上海普及的經驗。

  但徐光啟的努力成果範圍十分狹小，基本隻限於上海一地，江南大地主們都忙著做生意不跟進，就憑徐光啟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拯救大明蒼生。

  因此朱翊鈞說話時是十分謹慎的，徐光啟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明好地主，他怎麽能要求大明每一個地主都像徐光啟一樣好？

  所以朱翊鈞隻說“試驗”，不說“推廣”，他知道一說“推廣全國”這四個字，他讓李材等人做的“試驗”基本上也做不成了。

  申時行果然沒追問，隻是應聲道，

  “皇上既有決斷，臣每回去改票。”

  “然臣聞玉麥、番薯藏種堅難，入土則不凍而濕，不入土則不而凍，向二法令必不受濕與凍，方才故得全也。”

  “因而此二物與北地風土不宜，即便雲南一省可種，恐怕也無濟於山陝饑荒。”

  朱翊鈞點了點頭，他知道申時行是擔心李材上報情況後，自己不顧實際情況立刻下令在北方推廣。

  倘或種植不利，李材等人雖獲赦免，但也直接得罪了北方地方官，以為是他們為盡快脫罪才在皇帝麵前誇大其辭。

  因此申時行替李材等人將醜話說在前頭，倘或將來因此事有所牽連，自己也不會再怪罪李材。

  申時行的反應十分迅速，朱翊鈞也瞧不出他究竟是否為了私心才為李材打算得如此妥帖。

  當然申時行說的也不能算是假話。

  萬曆年間一般人對番薯的認知就是這樣，認為番薯屬於熱帶作物，怕濕怕凍。

  而晚明的中國北方三冬冰凍，留種困難，所以曆史上番薯在傳入中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其種植之地，隻能局限於四時無霜的交廣南方。

  這個問題在曆史上後來是徐光啟解決的。

  徐光啟認為番薯和其他穀物並無不同，京邊之地，能夠種穀，也就能夠種番薯。

  於是他受北方冬季窖藏蔬菜水果辦法的啟示，認為可以采用“窖藏法”保存番薯。

  而南方土壤過於濕潤，窖藏番薯容易腐爛，所以北方反而比江南更易藏種。

  隻是徐光啟在天啟年間受魏忠賢專權的影響，到了崇禎皇帝即位以後才奉詔回京。

  當時徐光啟回京，主要是為崇禎皇帝修定曆法，又適逢清軍進逼京畿，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沒有足夠的富餘由他在北方推廣番薯。

  所以窖藏法雖然在技術上打破了番薯北上的障礙，但還是沒能夠拯救明末的“安安餓殍”們。

  朱翊鈞想了一想，還是決定先不把話說得太滿，

  “先生說得很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一省可種，並非處處可種，朕令他三人試之，不過是為了未雨綢繆、有備無患而已。”

  申時行見皇帝的態度不算強硬，又想著此事往後或有科道官糾劾，便也稍稍放下心來，

  “近該各處災傷重大，人心嗷嗷，皇上惻然哀憐，大施恩澤，請賑則賑，議蠲則蠲，不靳庾粟帑金，以佐百姓之急，實乃天下之大幸。”

  朱翊鈞微笑道，

  “各處災傷，小民困苦，節次蠲免錢糧，賑濟銀穀，一應救荒事宜，還有勞先生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