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代將明清“開海”作為政治正確的觀點之一，被劃為“禁海派”的朱紈在後世的評價並不算高。

  但從皇帝的角度來看，朱紈確實是嘉靖朝一名清正肯幹的賢臣。

  在隆慶開海前，閩、浙兩省由於長期海禁，民間海外貿易作為違法行為，一直處於偷偷摸摸、暗地裏發展的尷尬境地。

  而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各個階層，無論窮富和職業，皆與海上對外貿易利益相關。

  在此情況下，不少沿海商民隻有公然違抗法令，私自出海貿易，有些甚至不惜勾結“夷人”和“倭寇”，並訴諸武力，引發了著名的“嘉靖倭亂”。

  嘉靖二十六年，一夥三百四十多人的福清私商泛海通番，明廷諭查劾海道官員，朱紈便因此被任命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並提督軍務。

  朱紈到任後，發現海防鬆弛，不堪入目，昔日戰艦十不存一，兵額嚴重不足，漳州、泉州那麽大一片海域，從前舊額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僅剩一半都不到，且多為老弱殘兵。

  於是他著力整頓海防官軍、厲行海禁、拆毀違式大船，革絕渡船，嚴格保甲，搜捕奸民。

  同時又派遣都指揮盧鏜領兵，一舉搗毀雙嶼島的走私貿易巢穴，盧鏜率福清兵奮勇殺敵，很快就討平了盤踞於覆鼎已一帶的倭寇，並在九山洋水戰中打敗王直。

  接著，明軍在雙嶼築置堡壘，擒斬真假倭寇不少，連大盜李光頭也落網被殺。

  當時整個帝國都知道，所謂的“倭亂”，絕大多數是亦商亦盜、以海外貿易為生的浙閩兩省人，隻有極少數的日本浪人參與其中，而且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於中國大海商。

  而朱紈在給朝廷報捷的奏疏中，公然指責浙閩兩省的世家大族與“倭寇”有勾結，並在疏中憤然明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這項指控，相當於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強家族中扔下一顆巨型炸彈。

  由於福建、浙江兩省的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兩省的豪門大族，立刻動用家族中所有的官場資源，對朱紈展開了強烈反擊。

  浙閩籍的朝廷言官紛紛彈劾朱紈，一方麵說被俘的海盜都是良民，不是賊黨，更不是倭寇，要求從輕發落。

  另一方麵說朱紈汙蔑浙閩士人，惑亂視聽，並上奏說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防的職權過於繁重，請求明世宗改巡撫為巡視，從而削減了朱紈的權力。

  之後又有禦史陳九德彈劾朱紈，認為他在福建走馬溪之役中擒獲海賊李光頭等人後，就地斬首的行為是為“擅殺”。

  在明朝，生殺大權必須掌握在皇帝手裏，朱紈擅自殺伐，給了言官彈劾他謊報軍功、僭越權力的理由。

  結果明世宗因此便革了朱紈的職，還派人去軍中審問調查。

  在朝廷派出的審訊官到來之前，朱紈已看出閩浙官員必得加罪於他，因而悲憤道，“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

  隨即，朱紈便仰藥自盡。

  自此明廷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再言海禁之事，從此海防廢弛，海寇、豪民彈冠相慶。

  朱紈死後不到五年，葡萄牙人便通過行賄進入了澳門，並成功取得了居住權。

  朱紈死後十七年，隆慶帝即位改元，解除了一直以來禁止百姓“販夷”的律法，允許福建漳州、泉州百姓“準販東西二洋”，打破了自朱元璋時期就確立的民間私人海上對外貿易的禁令。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朱紈的犧牲無疑是一種“落後”的犧牲。

  嘉靖年間，世界已進入“大航海”時代，明廷已經放棄了原來作為法定貨幣的大明寶鈔，轉而使用具有硬通貨性質的白銀來重新構建帝國的貨幣體係。

  閩浙人順應了曆史潮流，用茶葉、瓷器、絲綢、棉布、藥材等“中國製造”來換取世界白銀。

  這個時候帝國怎麽會需要一個厲行海禁的賢臣呢？再賢的賢臣也抵不過曆史大勢，那些“海寇”在後人眼裏才是生錯了時代。

  朱紈為了他的政策付出了生命，可這付出了的生命在朱翊鈞眼裏卻顯得多麽多餘。

  現在朱翊鏐卻拿這一條多餘的性命來反駁自己了。

  朱翊鈞知道，朱翊鏐他其實不是在可惜朱紈。

  對於朝臣們的遭遇，親王宗室們永遠是局外的。

  藩王們早在明成祖朱棣登基的那一刻就開始逐步失去太祖皇帝曾經賜予他們的權利，到了萬曆十五年，參政議政、為國征戰都早已與他們無關。

  朱翊鏐是在用朱紈向皇帝昭示一種關於“多餘”的鄙薄，這種鄙薄隻有朱翊鈞這種支持“開海”的現代人才能聽懂。

  朱翊鏐是在說，閩浙兩省從海貿中獲利甚巨，從大海商、大海盜、地方豪強富戶，到朝中士大夫、官員，早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共同體。

  莫說臣這種早就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藩王，就是朱紈現在活過來，還是會白白地再搭上一條命。

  朱紈是忠誠，是肯幹，可他多愚蠢啊，臣才不想像朱紈一樣愚蠢地送命。

  這幾句話朱翊鏐沒有說出口，但他用他的表情告訴了朱翊鈞。

  朱翊鏐提到朱紈時，語氣雖是驚悚而後怕的，可他的臉上卻沒有一點兒憐惜。

  朱翊鈞當然沒有辦法讓朱翊鏐憐惜朱紈，他自己都覺得朱紈的犧牲多餘，他怎麽能口是心非地讓朱翊鏐向往這種違背人性的忠誠？

  因此朱翊鈞也沒打感情牌，他發現這個屋裏最會打感情牌的人是李太後，帝王講感情能講過後宮的女人嗎？

  所以朱翊鈞揚長避短，直截了當地道，

  “朕也不是隻為四弟你賺錢，大明一天不亡，一天便短不了你一家吃的，朕能為少付你一家的爵祿就這般為難你嗎？你快起來罷！”

  朱翊鏐吸了吸鼻子，轉頭看了李太後一眼，見李太後微微點了點頭，這才慢慢地站了起來，坐回了原位，

  “那皇上是想幹甚麽？”

  朱翊鈞這回有經驗了，他不提要節省宗室祿米，不提澳門這個海貿樞紐的地位，也沒提往建州女真販賣鴉片的事，隻是言簡意賅地道，

  “朕想派你去沿海，替朕從那些商人手上，把洋人應該輸給朝廷的白銀給搶回來。”

  朱翊鏐皺了下眉，又偷偷地去看李太後。

  李太後道，

  “皇上要銀子還需要搶嗎？直接加商稅不就得了？”

  朱翊鈞笑了笑，道，

  “再加商稅，申時行又要跟朕念叨了，四弟不是說他是‘江南王’嗎？朕不想看這個‘江南王’的臉色了，直接把海貿通商的渠道搶回來就得了。”

  “再說了，朕的商稅攤派下去，未必就加在那些豪商頭上，到頭來都是小民吃虧。”

  “閩浙的豪商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都是靠海船糊口的普通老百姓，非要把人家逼得去‘通倭’，還嫌嘉靖年間浙江死的人不夠多嗎？”

  李太後一聽這話就歎氣，

  “私營變官營，那要折騰的勁兒可大著呢。”

  朱翊鈞道，

  “不折騰不行，非得折騰不可，大明現在用的銀子都是外邊來的，沒洋人同咱們做生意，那朝廷就沒銀子使。”

  “老娘娘且想，自古哪朝哪代，是朝廷要靠商人才能賺進錢來花的？這才叫亂了套呢。”

  朱翊鈞說的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由於中國自產白銀十分有限，在白銀取代大明寶鈔成為國家的主要貨幣之後，明廷就等於直接喪失了國家壟斷鑄幣權和發行權，國家的權力也因此被大為削弱。

  政府手裏沒有白銀貨幣，大量的進口白銀貨幣由外貿巨商掌握，這就相當於把國家的金融命脈委之於商人。

  隆慶帝雖然及時開放了“海禁”，但是由於商人操控了進口貨幣，明廷不得不向其一步步妥協，製定了一係列脫離社會發展狀況的重商主義政策，以致於明朝不自覺地卷入了當時的世界經濟體係中，與寰球共冷暖。

  對於中國這種以農業為主的封建國家來說，過早地實現經濟全球化絕不是一個好主意。

  到了崇禎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西班牙等國家開始采取措施遏製白銀外流，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印度果阿港與中國的貿易線也被全部切斷。

  海外貿易的急劇萎縮，導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極速下降，明廷就此徹底喪失了國家的貨幣控製權。

  再加上國家常年對後金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崇禎帝不得不用不斷加稅的方式來彌補朝廷財政的巨額虧損。

  而加稅觸發的，卻是更為激烈的民變和反抗，與此同時，貪官和巨賈們為了自保，紛紛將白銀藏入窖中，進一步地造成了更加嚴重的“銀荒”。

  所以明朝的滅亡和崇禎帝的自盡並非全然是因為官吏的貪婪，朱翊鈞就頂頂看不起李自成在攻入北京後大肆抄家的模樣。

  農民軍就是免不得要小人得誌，好像不那麽小人得誌一下就顯示不出自己作為“大明受害者”而反抗的正當性。

  朱翊鈞當了兩輩子的體麵人，他就算不為了拯救大明，不為了抵抗後金，單是想想闖軍攻入北京城之後那小人得誌的張狂模樣，就足以讓他下定決心，必須要把白銀的貨幣控製權從商人那裏轉移回朝廷手上。

  還好，他穿越到的這一年是萬曆十五年，一切都還有時間。

  朱翊鏐開口道，

  “那皇上該派巡撫……”

  話沒說完，朱翊鏐又想起朱紈當年的悲劇，忙中途改口道，

  “怎麽不派司禮監去啊？臣看張誠、張鯨對皇上就挺忠心的，在同洋人打交道這事兒上，肯定比臣能幹多了。”

  朱翊鈞道，

  “內官再好，總與外頭人隔著一層——別說外頭人了，一樣是為朕效力，你看哪個錦衣衛會和宦官勾肩搭背？”

  朱翊鏐回道，

  “那錦衣衛也不會和臣勾肩搭背啊。”

  朱翊鈞笑道，

  “那可不一定，世宗皇帝不就跟陸炳挺要好的嗎？從王府到皇宮，五十一年相伴左右，寒暑風雪，片刻不歇。”

  “再者說，宦官也就是在宮裏、在朕麵前算是端正勤懇，一出了宮門，他們可風光了，底下人巴結他們，也由得他們作威作福。”

  “宦官求財，求得可比那那些商人要厲害多了，朕既然要錢，怎麽能派一個一心求財的人呢？”

  “思來想去，還是四弟你最合適，你是天潢貴胄，榮華富貴已是世代享用不盡。”

  “大明有錢，你就跟著有錢，你的錢都是大明給的，哪裏還會想不開去貪墨大明的錢呢？朕就是看中了你這一點。”

  朱翊鏐張了張口，似乎是被朱翊鈞的邏輯給說服了。

  李太後接道，

  “皇上思慮得倒算周全，可那些商人也不會憑空就把吃飯的家夥交給你四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