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後金之前，對關外各個分散部族的管理，一直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製度和辦法。

  韋寶針對如何介入蒙古的問題，曾經與張美圓、吳雪霞、範曉琳、貞明公主多次討論。

  這回韋寶回到山海關，就直接去了韋家莊。

  還叫上了天地會統計署薊遼站的站長芳姐兒。

  吳雪霞、貞明公主和芳姐兒都對關外事務比較熟悉。

  範曉琳也挺熟悉的，因為她們幾個不是在總裁秘書處就是在行政總署，經常處理蒙古事務。

  韋寶特地讓張美圓一起討論，是因為張美圓經常弄出一些發散性想法，為韋爵爺提供新思路。

  韋寶越來越看重張美圓這種看事情不同的角度。

  張美圓是純粹的理論派，因為隻有張美圓不是關外的，其他幾個女人不是長期生活在遼西，就是像貞明公主這樣的，經常要與建奴和蒙古人打交道。

  “大明朝是真的沒用，強盛了那麽久，連漢唐都趕不上，漢唐時期，至少都曾經打的蒙古不敢抬頭，乖乖聽從漢人的話。”吳雪霞忍不住抱怨道。

  “這麽說不公平。”韋寶道：“漢唐趕不上大明，大明不是沒有努力，也不是軍事力量不強大，是沒把關外當回事，根本沒有把蒙古人當成附庸，更沒有想過深入了解他們。”

  漢朝對少數民族的武力壓製還保持著很高的下限，但是唐朝其實不怎麽樣。

  拿永徽那幾年跟明朝嘉靖，天啟，崇禎比照，當然是顯得明代很失敗了。

  但是除了西北以外，其他方向上的版圖和輻射麵積，明朝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裏都大於唐朝。

  除了西北和河套漠北的都護府，狼山州，在唐高宗末期，就基本被反推，後突厥一度打的唐軍在河北圍觀突厥兵搶掠男女。

  就整個北方版圖而言，東北，漢族政權東北地盤最大的非明代莫屬。

  漢代時，基本縮回遼河流域。

  唐朝時，一度占領北朝鮮和百濟地區，但是在唐高宗中後期，大同江以南就全部被新羅人搶走。

  大同江以北，遼東區域，沒多久也逐漸變成渤海國的勢力範圍。

  唐朝超過一半的時間，在東北的地盤隻有到遼寧中部，後來更是萎縮到河北外麵一點點。

  而明代大部分時間都牢牢統治著遼東地區，更通過比羈縻府州更嚴格的宣慰司，都司，輻射控製著遼寧東北部和吉林南部的女真人。

  直到快滅亡前幾十年才算是徹底失控。

  李成梁時期，明帝國一度還在遼東外圍擴張輻射範圍，同樣歲數的唐帝國，連遼中都過不去。

  明太祖和明成祖時期，明帝國對北方的作戰，除了下限不如漢帝國，以及不跟元清比較之外，比唐帝國是毫不遜色的。

  瓦剌人隻能算是蒙古的加盟商，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蒙古人，而且蒙古本部也是這樣看待他們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和東蒙本部的關係是越來越差，達延汗和俺答汗的一大軍事成就都是把瓦剌人越趕越往西。

  再比如土木堡事變的真正肇因，是朱棣去世之後，鴿派分子和明宣宗放縱堖羅斯部的結果。

  而不是朱棣沒有把瓦剌打的七零八落。

  實際上，瓦剌本身在永樂末期已經被一分為三，而韃靼本部和兀良哈都被打的奄奄一息，韃靼本部能稍有掌握的地盤基本隻剩下呼倫貝爾區域。

  兀良哈在鬆嫩平原西部的根據地被掃蕩，損失慘重。

  兀良哈南下內附時，朱棣已經完成對蒙古地區的大戰略安排，以奴兒幹都司和兀良哈內附以及明朝自己的軍隊為包圍圈，迫使韃靼本部龜縮在呼倫貝爾區域，隨時受到打擊。

  瓦剌中最好戰的堖羅斯脫歡所部被太平和把禿孛羅隔離在最西北，同時南麵和西麵都是明廷盟友。

  別失八裏以及帖木兒汗國兩個巨大的環形包圍圈，是朱棣的戰略安排。

  後世有人詬病朱元璋和朱棣不知道政治戰略，在大明最強盛的時候沒有完成對蒙古的控製。

  其實實在可笑是朱瞻基，裁撤鬆花江造船廠，停止東北內河巡航，縮減奴兒幹都司經費，同時對脫歡暗殺太平與把禿孛羅視而不見，放縱脫歡攻擊阿魯台，才導致瓦剌做大。

  瓦剌做大絕對不是朱棣沒有長遠規劃的原因，終朱棣一生都在防止蒙古各部勢力融合，小心維持平衡並持續蠶食東蒙。

  朱瞻基的黑鍋，朱棣可不背，朱棣唯一的過錯就是選錯了太子。

  實際上，唐與東突厥，薛延陀的決定性戰役都是在漠南打的，而不是漠北地區。

  唐初並無國力支撐大軍深入漠北，不像漢武時期和明洪武永樂時期那樣能夠越過漠南進擊。

  在漠北，更多是依靠各個部族群起圍攻唐的敵人。

  唐朝和明朝都在北方有過輝煌的勝利，也有過恥辱的失利。

  唐能夠有效羈縻漠北的時間隻有唐帝國壽命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時也曾經捕獲過蒙古大汗級別的人物。

  但是明廷也並非沒有，朱棣首次北伐，本雅失裏大汗逃亡瓦剌就被擒殺，人頭送到大明朝。

  征瓦剌之戰，明軍，韃靼軍先後襲擊瓦剌，瓦剌擁立的答裏巴大汗也身死，馬哈木也死了。

  除此之外，還有明太祖的捕魚兒海大捷。

  洪永熙宣之後，又一個大規模進攻蒙古人的皇帝，是成化帝朱見深。

  不論是在漠南還是漠北，明軍的作戰次數和作戰規模都不亞於唐軍。

  雖然中後期沒有再像二祖一樣十幾二十幾萬人出擊到漠北，但是幾萬人馬襲擊漠南的戰役相當多。

  其中威寧海子大捷，鹹寧海子大捷，火燒豐州灘，都是其中出塞作戰獲成功的戰例。

  而且斬殺大汗級別人物的成就，在洪武永樂之後仍有一次，那就是威寧海子大捷擊斃蒙古史上第一女英雄滿都海。

  成化帝明憲宗就是個不折不扣的鷹派皇帝，他在位期間，對蒙古和女真都采取了血腥手段。

  宋朝也並非後世很多人印象中那麽無能，宋軍攻滅青唐吐蕃政權不僅血腥，而且有屠城擄掠等諸多行為。

  再說俺答封貢，俺答封貢絕對不是靠鴕鳥政策換來的。

  鹹寧海子大捷和火燒豐州灘，就是對俺答汗的猛烈進攻，俺答汗的孫子扯力克想挑唆套部蒙古和青海蒙古反明，又引發了萬曆中期對青海蒙古和套部蒙古問題長達五年的戰爭。

  等到湟中三捷打完，扯力克被迫返回歸化城。

  漠南蒙古在大明整個時期，基本上都是臣服的。

  這跟強漢盛唐時期相比，當然不算什麽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打殘了蒙古左右翼，使得漠南基本臣服於大明而已。

  大明王朝長期羈縻控製遼東外圍一圈，女真包括駐軍，派長官，屠殺，鎮壓，分派世襲官職，封貢，幹涉女真封建主的耕種收割，調節糾紛等等。

  明代雖然用了很多措施，但完全沒有做到羈縻蒙古。

  明朝對蒙古和女真，以及二者對待明朝的態度。實際上在宣宗、英宗的實錄中，就出現了女真不服，或者被當地軍衛所欺負而奮起報複的事情。

  有時候明軍於女真，就等於蒙古軍於明軍一樣，打砸搶和被打砸搶的角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大明朝於正統十四年後，徹底轉變了國家戰略，由攻轉受的方式已經成為定局。

  這種定局一成型，就意味著北邊防禦也慢慢的，從原來稍有的彈性變成了變動。

  而所謂的羈縻，對於明和蒙古來說，是沒有存在過多久甚至就沒有存在過的。

  甚至，在某些時期，在雙方衝突中的傷亡比迷之尷尬的時候，可以看做是蒙古羈縻了南邊。

  雖然蒙古人入主中原近百年，但在中華帝國的分布並不廣泛，除卻一些貴族在全國主要重要城市因作戰、住守防禦或任官、分封等南遷外，大部分人仍然主要生活在北方。

  明朝乍興，蒙古貴族是威脅明帝國最大的力量，所以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加強對蒙古族的打擊力度，不惜一切代價削弱其統治力量。

  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遷徙蒙古人入內地，安置於諸衛所，凡歸附韃靼官軍皆令入居內地，仍隸各衛所編伍，每丁男月給米一石。

  這樣既便於加強對其監控，又可以實行“以夷製夷”和實行“民族同化”政策。

  並非全部歸附的北方少數民族盡入衛所軍伍，早期通行做法是“以少壯者隸各衛為軍，俾之屯守；老弱隸北平為民，從之。

  屬民者也基本上是衛所代管民籍，而遷居中原及南方內地衛所者則基本上都是衛所軍籍。

  明政府針對蒙古貴族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處理措施，有的就地安置，有的移居京師，還有一些則在隨軍征討過程中遷徙分布於全國各地。

  就近安置是朱元璋首先考慮的，西北陝西都司及行都司，山西都司及行都司、大寧都司、萬全都司和遼東都司都是達官的聚居區。

  在遼東，洪武二十年六月，納哈出率其部下二十餘萬人歸附明朝後，朱元璋決定“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

  如北平、潮河川、大寧、全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沈陽崖頭閭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以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

  這批歸附的少數民族將領後來遷播分布非常廣泛，南方諸省皆有分布，但大部分仍在北方。

  洪武二十二年，“置泰、朶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

  稍後的永樂元年，“三衛來朝益求內附，因改封寧王於南昌，移行都司於保定，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

  由於明代整個東北地區是沒有行政機構的，那時居民，主要是蒙古人、女真人和漢族人，自然就成為衛所係統所轄的一部分了。

  在西北陝甘寧地區，廢原來的地方編製，建立土衛所的情況比較多。

  原來的官員被任命為衛所官員，稱“土達官”，原來的士兵則被稱為“土達”，如元萬戶把丹據平涼，洪武初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

  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仍號土達。

  據《皇明九邊考》，“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這裏成為達官軍居住聚居區，定州衛的達旗軍餘達1897名。

  隆慶二年，保定衛將各處達官軍合為忠順營，以加強對他們的管理。

  南北直隸是蒙古族官軍遷入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地區。

  明代九邊各鎮蓄養蒙古夷丁是個傳統，大致從嘉靖年間明軍將領廣泛開始蓄養家丁起，邊境將領就開始有利用蒙古人收為己用的現象。

  蒙古夷丁擅長弓馬騎射，是非常優秀的兵源，配以明朝的武裝和訓練，組織起來就是一支精騎。

  萬曆遼東名將李成梁的手下就擁有蒙古人充當家丁，不僅如此，就連努爾哈赤也有一些史料說他曾作為質子充當過李成梁的家丁。

  一般來說夷丁主要來源是內附蒙古人，如遼東天啟年間內附的桑昂部就被編成了降夷左右營，一直活躍到鬆錦大戰，當然也有被明軍俘虜後收編的蒙古人。

  這些夷丁往往會由各鎮各營將領親自帶領，作為戰場中的精銳騎兵使用。

  如萬曆總兵麻貴帶200夷丁入朝，打的日軍連鳥銃都不及放就嚇得逃跑。

  宣府總兵侯世祿帶夷丁援京，祖大壽每戰必帶降夷，明亡前夕，吳三桂也有戰力超群的數千夷丁，被崇禎群臣一度當做救命稻草。

  崇禎時期，蒙古夷丁在農民起義戰爭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如從山海關調入內地打農民軍的祖寬祖大樂所部即“養曳落河為摧鋒”，祖寬本人就是蒙古人，其作戰能力被盧象升稱讚不已。

  楊嗣昌本人任山永巡撫和宣大總督時也招募過很多蒙古夷丁，僅山海關一鎮即達萬人。

  另一方麵，隨著明末九邊的失控，大量原九邊明軍中的夷丁也隨投降明軍進入了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的隊伍，加強了李自成的實力。

  蒙古人在明末不僅僅加入了明軍和農民軍，更多的則直接成為了清軍八旗的力量。

  天聰年間，隨著皇太極對蒙古的征服，蒙八旗隨清軍征戰事實上與漢八旗一起已經成為了清軍的主力。

  每次作戰，漢八旗使用火器以步戰為主作為前鋒，蒙八旗以騎兵為主立於漢八旗身後兩翼衝突，滿人往往躲在最後並不主動出動。

  在明末的各方混戰中，蒙古人因為各種原因，分別隸屬不同的勢力充當了作戰力量，被利用自相殘殺。

  17世紀之後，不僅僅是蒙古人，全世界的遊牧民族都一蹶不振，這不是偶然。

  因為自17世紀之後，西歐人的發明和思想，開始在距離西歐最遙遠的東亞傳播，換而言之，已經在全世界推廣開了。

  西歐人的發明中至少有兩樣東西，永久性的改變東亞曆史。

  新式火器火槍火炮的成熟，使得農耕區的主體民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鬥力，周邊蠻族的時代一去不複返。

  如果蠻族用冷兵器對抗，則不是火器的對手。

  如果蠻族也用火器，則戰爭演變為排隊槍斃，比拚的是人口和資源，勝負不言而喻。

  所以17世紀之後，全世界的遊牧民族都一蹶不振。

  高產作物高產作物包括但不限於來自美洲的玉米、土豆、向日葵、番薯等物。

  這些作物未必真的高產，但是適應性強卻是肯定的。

  這些作物的傳入，使得農耕民族在草原、高山、荒島等周邊偏僻地區的耕種和生活成為可能，農耕民族開始進一步擠壓周邊蠻族的生存空間，周邊蠻族失去了既往的獨立性，紛紛開始被主體民族同化。

  韋家莊和遼南從去年開始就大麵積種植了這些高產作物，否則韋寶養不活六七百萬人口。

  事實上，滿清所謂十全武功，不是滿清獨有，而是由於時代的進步，整個亞洲都在做。

  也正因為如此，滿清在麵對準格爾、蒙古這些遊牧民族的時候，能用火器擊敗他們。

  韋寶一直認為清朝對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有個人的奮鬥，但更重要的，是曆史的近程。以及，更要承認這背後的代價，和早已暗中標注的命運的價格。

  滿清對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是出於滿蒙同盟的考量，是超越經濟價值的政治利益，其本身也是少數民族的身份，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的。

  但韋寶不覺得這是什麽大問題，因為韋寶肯花時間研究蒙古的局勢，不像大明之前，不願意對蒙古深入了解。

  韋寶認為搞定蒙古人，最可以借鑒的肯定是建奴的管理思路。

  建奴管理蒙古人的決心和動力，也不是漢人王朝能比的。

  因為漢人王朝沒有“滿蒙同盟”這種關鍵性的政策。

  強大如大明，完全看不上關外這些勢力。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

  異族統治給華夏帶來好處不少，帶來壞處，其實也很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自17世紀以來的停滯，皆源於此。

  康熙打到乾隆，清廷在關外的問題才算是真正搞定，打了好幾代人。

  況且清朝比較按套路出牌，之前漢唐也是一樣，對付漠北從來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和親什麽的很多時候隻是緩兵之計，分化之後逐個擊破，長時間弱化才是真正的高明。

  明朝那種一股腦的全算蠻子，在韋寶看來，這真的不是聰明的做法。

  明朝這個套路的結果就是鼎盛時期追著遊牧打，稍微一衰落了就被遊牧堵在關裏出不來。這裏拿另一個例子，同樣是東北部落起家的遼和金，對漠北遊牧的態度，遼就是比較溫和的態度。

  大棒加蘿卜，統治的同時也給與一定幫助，遼被滅，被擊敗的耶律大石在蒙古人那裏依然能獲得尊重和饋贈。

  而後起的金則完全大棒政策，對漠北遊牧減丁計，定期屠殺，最終什麽結果呢？金衰落，蒙古崛起後對女真進行了徹底的屠殺。

  清朝對蒙古其實也不能說沒有耗費大量精力，至於為什麽效果比明朝政府為好，韋寶總結一下，大約有幾個方麵原因。

  清朝是繼承明朝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而建立起來的，這份政治遺產中就包括了一個被明政府搞得殘破衰敗的蒙古。

  有明一代，蒙古經過長年累月的內部爭鬥以及與明王朝的一係列戰爭，在明朝末年已經構不成對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脅了。

  清朝入關前，努爾哈赤、皇太極就極為重視對漠南蒙古諸部落的征服控製，滿清在那個時候就不斷對漠南蒙古用兵，打垮了林丹汗等蒙古敵對勢力，威懾蒙古諸部；又通過聯姻、建設蒙古八旗的懷柔手段，與蒙古諸部建立利益同盟。

  可以說，早在清朝入關前，滿情就通過剿撫並用的手段，就此控製了漠南蒙古。

  清朝入關以後，摒棄了前朝對蒙古諸部的羈糜朝貢政策，而是將漠南蒙古像中原各省一樣，直接置於中央政府的管理統轄之下，使得中央對蒙古諸部的控製得到強化，同時也加強了蒙古諸部落尤其是漠南蒙古與中原王朝的經濟、文化、人口交流。

  這使得蒙古諸部陷入各自為政的狀態，對於中原王朝的經濟、政治依賴加深。

  火器的發展和普及導致了以騎兵見長的蒙古部落軍事力量的嚴重衰退。

  依靠野戰、騎射起家的草原民族已經無法用騎兵優勢動搖中原王朝的統治，這一點在清王朝對漠北蒙古的征服中表現的十分明顯。

  康雍乾時期對於開疆拓土的執著，對於準噶爾等漠北蒙古的侵擾，並沒采取消極防禦策略，而是主動出擊，組織軍隊對青海、新疆等地區的蒙古部落進行遠征，防患於未然，有效阻止了準噶爾等蒙古部落的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