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來到內閣的是丁紹軾。

  丁紹軾看見韋寶這麽早來，有些意外，“韋爵爺，今日要麵聖嗎？”

  韋寶點了點頭：“本來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

  “嗯，不過不知道陛下今天會不會上朝。”丁紹軾道：“要不然你問一下管事太監，看看陛下會不會招你去宮內相見。”

  “不問了，能見著就好，不能見著便隨緣。”韋寶笑道：“是陛下招我入京，也不是我自己要來的。”

  “嗬嗬，韋爵爺倒是挺有道家風範，可惜現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爺那兒會了，否則你肯定更加受重用。”丁紹軾微笑道：“走，上我值房喝口茶吧。”

  “好啊。”韋寶想都沒想便答應了。

  對於和丁紹軾這種東林黨大臣走的近，會不會引起魏忠賢的猜忌，韋寶現在是不在乎了的。

  其實喝口茶，也不算走的多近。

  丁紹軾聞言很是高興，沒想到韋寶毫不避諱到自己值房。

  丁紹軾自然希望韋寶能靠向東林黨，他現在在內閣已經是孤家寡人一個了，非常需要一個像韋寶這樣的強援。

  以韋寶現在的年紀，實在太年輕，想進入內閣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是韋寶是英國公張維賢的女婿，又是皇帝身邊的紅人，同時橫跨地方實力派和京官兩條線，怎麽樣看，都能算是非常有實力的人了。

  到了丁紹軾的值房，丁紹軾殷勤的為韋寶泡茶。

  韋寶笑著東拉西扯，說些閑話，仿佛兩個人挺熟絡一般。

  其實丁紹軾平時是很高傲的，韋寶並沒有與丁紹軾多接觸過。

  兩個人通過品茶論道，閑談朝政。

  韋寶盡量避開談朝政，因為韋寶一來不懂什麽，二來不想與人談這些。

  所以丁紹軾盡量往朝政上麵引路，韋寶盡量避開，最終談的最多的還是茶和道。

  韋寶對道教挺感興趣的。

  大明這個朝代，也是道教的繁榮昌盛的巔峰時期。

  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即“道”的教化和說教，老子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又是“大自然的規律”。

  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所以規定道教徒要“修道養德”。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遠擺脫塵世的疾苦與煩惱。

  在個人修養上，老子主張“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做到“不自矜”、“清靜無為”、“清心寡欲”。

  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兩種：一是在現實生活中按道教教義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平的、和平的世界。

  二是企圖通過個人修煉延年益壽厚道成仙。道教的思想淵源還包括古代崇拜鬼神、巫術和神仙方術以及陰陽五行思想。

  道教創立後，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有著重大影響。

  要了解中國曆史和文化，就必須了解道教和它的發展史，所以魯迅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

  同樣要研究中國茶文化，也必須研究道教及其思想。

  佛、道之間一個重大的區別是佛教徒修來生，企求死後能往西天極樂世界。

  道教徒修今生，盼望長生不老做神仙。

  道教徒認為：“我命在我不在天”，注重研究煉丹、氣功、醫藥、養生，所以名醫多羽客，壽星出道家。

  同時道教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

  這些都和茶的自然屬性，品性和功效緊密相關，所以道教徒說茶是“仙草”、“草中英”，因而愛茶、嗜茶。

  道教經曆了五代戰亂，出現了衰微景象。

  入宋，道教複興，出現了兩次著重道教熱，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時期，詭稱人皇九人之一的趙玄朗是自己的始祖，於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賜24代天師張正隋為“真靜先生”。

  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時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開封寺院改宮觀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生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

  許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許多重要的思想觀念與教義修為，對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道教獨特的服食煉養方式，促進了茶的發現、利用和向民間普及的過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義，不僅為中國茶文化注入了生機和靈氣，而且是國人飲茶之“道”的最直接的來源。

  道教信徒為了修道成仙、長生不老，創造了辟穀、吐納、胎息、導引、服餌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來，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靈藥，其功效自是不同凡響，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靈了。

  後來，茶這樣一種草木類藥餌，在真人道士的服食過程中的漸漸日常化、嗜好化，並逐漸在社會上擴散開來，於是，茶從一種功能性的藥物，演變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餌以服食金石丹藥為主，然而這一類丹藥須通過鼎爐煉製出來，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銀、鉛、汞及各種礦石為主，成本非常之昂貴，且服食的風險很大。

  草木類藥餌則恰恰與之相反，雖然它的功效沒有金石類藥餌那樣神奇，但是在養生延命方麵依然可以達到可觀的效果。

  古語有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苦苦糾纏於名韁利鎖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傳統道教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不失為一劑良藥。

  首先道教讓人們內心寧靜。

  在道教看來，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態的根本原因，在於不能正確對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欲望的尺度。

  處置好之，才能成為“常清常靜皎如月，坦然應對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張“清心寡欲”、“寵辱不驚”。

  人作為萬物中的個體存在，必須遵循事物運行的規律，樹立“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禍福觀與得失相互轉化觀，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順應自然、榮辱不驚。

  其次道教指導人們正確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通過努力確實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麵，卻失去了許多人生樂趣甚至人的尊嚴。

  而更有甚者，雖然努力了，但結果並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強求名利，或許是機緣還不夠成熟，更不要怨聲載道。對於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場。

  隻有對名利看得開的人，才會擁有達觀豐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讓人們對生活更加樂觀。

  道教講“陰陽和合”，即認為事物都有正麵與反麵，有相互矛盾的現象，也有相互融和統一的方麵。

  主張看待事情不要執著於一個死角去思考問題，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大尺度的時間來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壞並不確定。

  一個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質上和財富、地位、權力沒有絕對關係。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態決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獄。

  要開心，先“開”心，跳出心靈的圈套，鑽出並打碎“牛角尖”，會使人感覺人生一下子海闊天空。

  雖然韋寶盡量避開談論朝政，但丁紹軾依然與韋寶聊的挺開心的，沒有想到韋寶的知識挺淵博的。

  丁紹軾是最清楚韋寶怎麽金榜題名的一幫人，雖然不會在背後說什麽，但骨子裏是瞧不起韋寶這種靠歪門邪道上來的人，靠溜須拍馬，靠手段獲取了權勢的人。

  因為丁紹軾這種大學士都是靠科考正規途徑，一步一個腳印上來的。

  當然，他們也依托人脈關係，但他們自己不會認為屬於溜須拍馬，他們隻會覺得命該如此，是他們的座主有本事，連帶著，便該他們上位。

  丁紹軾，字文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於貴池縣一書香之家。

  父名旦，歲貢，官湖廣衡州府通判。

  相傳在他出生前，其父夢見一隻白鶴飛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時胸腹有七個黑點，聯綴酷如北鬥星。幼即穎異，善於作文，文不矯揉造作，意賅言簡。

  性格長益深沉，有氣度。

  萬曆二十年，1594年選貢，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中舉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歲時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檢討。

  丁紹軾的升遷路線幾乎與韋寶一模一樣，但韋寶比丁紹軾當時的年紀整整小了三十歲。

  有時候，丁紹軾自己也會感慨當官要趁早。

  包括丁紹軾在內，所有人都知道韋寶是前途無量的。

  韋寶即便從現在開始，不依靠任何人，隻要不犯下彌天大錯，三十歲入閣，都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丁紹軾當官之後，先是接母親到京城生活。

  無多時母親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鄉安葬，守喪三載。

  服喪期滿，回京任原職，奉使冊封華陽王入楚。

  完成派遣任務後，順道回鄉拜謁父母墓，又以患疾病為由在家鄉居住兩年。

  得詔命回京，領取兩年供俸。

  隨即被任命為起居注。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典福建鄉試。

  繼之又以病假在貴池休養三年。

  這三年他認真閱讀“二十一史”以為複職時實用。

  並注意留心時政，揣摩國家大事。

  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春，朝廷召其還京任職，紹軾以病辭謝，上不允。

  天啟三年擢宮侍，天啟四年晉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

  紹軾說話聲音洪亮，每講經史及《帝鑒圖說》都深入淺出，皇帝聽了高興。

  一天，熹宗偶感小疾。

  紹軾因《帝鑒圖說》有唐明皇遣歸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節飲食，慎起居數語委曲陳說。

  熹宗為之動容。

  又一日，講“博厚、高明、悠久”《書》義，引高帝事為配合，熹宗稱讚曰“諸臣所進講者，朕率不能曉，獨此高鼻，指紹軾大聲有髭髯先生進講，朕能具悉。”

  天啟五年，1625年春侍幸太學，帝賜坐於堂上，眾臣為他高興。

  這年八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首輔是昆山顧秉謙，次輔是南樂魏廣微、周如磐。

  周如磐分管紹軾的禮部工作，故紹軾位居其後。

  紹軾因能力強、業績顯，晉升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熹宗給四代誥命，蔭一子任中書舍人，並賜坐蟒銀幣。紹軾上疏辭謝，帝不允。

  所以，丁紹軾也屬於火速升遷的人，很晚才中進士，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手裏，因為給皇帝講學，與皇帝有了接觸，才獲得了火速升遷的機會。

  這一點，也與韋寶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都屬於得到了盛寵的人。

  丁紹軾感謝皇恩，就國家如何備戰備荒，防禦外族入侵，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給熹宗朱由校上疏，闡述自己的宏觀高論。

  疏雲，京師為天下之根本，天下城池的安危沒有比京師更為重要。

  要使京師固若金湯，應是守有守之兵將，守有守之兵器，守有守之糧餉、物資，而積穀儲餉為京師安危第一等要事。今日京倉所積之糧，除本年正常支出外，能有多少積蓄，皇上應該問一問，做到心中有數。守城之兵將，誰分管何地、何事，萬一戰事發生，出現傷亡，誰接遞誰，皇上也應過問，以做到從容遞遷遞去。

  至於文武官員之任職，應該將其姓名一一書寫在禦屏之上，各司其職。管理兵器者，應知兵器之詳細數；操練兵馬者應精通戰略戰術；管理糧餉者應知曉補充糧餉的來源和運輸渠道，管理火藥者應做到安全萬無一失。

  對多年忠於職守者要嘉獎加銜，工作成績出色者要越級提拔；對忘乎職守者，要罰無赦。若如此，則兵無不強，國無不富，守無不固，戰無不勝，京師形勢當是安定無虞。

  熹宗大悅，以紹軾為忠懇為國，對丁紹軾大加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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