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把話說回來：小傅，對於帶李德同誌去你那邊，你有什麽顧慮？”

  “顧慮麽……說到底隻有一個，我擔心他到我們那邊之後，會暴露。”魏承恭直言不諱，“這年頭的蘇聯馬列黨，一個個都是左得出奇，簡直就像沒了階級鬥爭，天就塌了一樣，我怕他亂說話。”

  “嗬嗬嗬……小傅，關於這個麽，首先，李德同誌在成為我軍的軍事顧問之前，是一個特工，而對於你那邊，我們是視為白區的。不亂說話，這個可是特工在白區工作的第一條紀律以及注意事項。”具有極豐富白區工作經驗的總理解釋道。

  “哼！”魏承恭看了李德一眼：“說是視為白區，但是未來的中國可是馬列黨領導執政的政府。以他們馬列國際這些人把一切國家馬列黨都視為下屬，指手畫腳的德行，我很難相信他會安安靜靜地——保不齊他還會跑去我們那邊的政府部門，要求我們那邊的黨組織無條件接受這邊馬列國際的領導呢？”

  “這個麽，”總理苦笑，看來魏承恭對馬列國際的成見非常深啊——不得不解釋，“小傅，馬列國際的人沒有那麽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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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貼資料，不過地效也加了一些東西進去^-^）

  說到中國馬列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頭一個繞不過去的組織不是作為對手的國黨，而是馬列國際。大部分中國人對於這個組織都沒有什麽好印象，甚至有些氣憤，覺得中國馬列黨——這個後世全世界最大的政黨怎麽就成了馬列國際的支部了？（低人一頭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創立之初的中國馬列黨對於馬列國際，是抱有戒備和警惕，並盡力維護自身獨立性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的記述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為籌備中共一大的召開而提前抵達上海後，李漢俊向他介紹了自己跟馬林之間發生衝突的情況：馬林聲稱自己是馬列國際的正式代表，要李漢俊向他提交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表示馬列國際可以給即將成立的中共提供經費支持。李漢俊回絕了這一要求，認為“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麽可報告的”，“中國馬列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馬列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馬列國際，它將來與馬列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還向馬林表示：“馬列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照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指出：“在李漢俊看來，中國馬列運動應由中國馬列黨自己負責，馬列國際隻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並采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麵，隻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馬列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馬列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隻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於領導的地位。”

  拒絕馬列國際經費支持的還有陳獨秀，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於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後時常跟陳獨秀會談，一次，陳獨秀曾向他解釋力主拒絕馬列國際經費支持的原因：“關於黨怎麽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這麽說來，中國馬列黨應該很獨立，不是嗎？

  隻是事情是會變化的，陳獨秀等人改變對馬列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態度，是陳獨秀等人從上海法國巡捕房獲釋之後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陳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從廣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陳獨秀連同當時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後來在《回憶馬林》一文中，這樣記述了當時馬林所作的努力：“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這一次，馬林和陳獨秀和中國馬列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張國燾則在《我的回憶》中如此描述陳獨秀獲釋後與馬林會晤的情形：“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馬列國際代表的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馬列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馬列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如果是按照陳獨秀和馬林的這些討論來看，中共依然有高度的獨立性——這麽說還不準確，說“高度獨立性”就好像是在說今天的民族自治區，或者港澳地區一樣，它們有“高度自治性”，但是它們依然在中央轄下，兩邊是上下級的關係。

  按照陳獨秀和馬林的討論來看，馬列黨應該說是完全獨立於馬列國際的，兩邊是朋友的關係，而不是上下級的關係。

  隻是後來拿人家的錢拿得太多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就慢慢喪失獨立性了。

  那麽馬列黨給了中共多少錢呢？因為各種原因，迄今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我們隻能從一些零散的文件記敘中窺視一斑，比如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給馬列國際的報告中就有如下記載：“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攜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早期馬列國際對中共活動經費的支持，可見一斑。

  但即使到這時候，中共對馬列國際依然是獨立的。

  比如馬列國際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而還在國共商談合作之際，兩黨就有了分歧，孫中山要求馬列黨員加入國黨的時候要宣誓向他個人效忠——好吧，這個是形式主義的東西，不涉及實質內容，可以不理；可是孫中山還要求馬列黨作為一個整體，集體並入國黨，這就非常過分了。

  可以想見，如果馬列黨真的並入了國民黨，馬列黨即刻除名；而等到以後常凱申，汪精衛發動“清黨”活動的時候，也不用提出“錯殺三千，不放一人”的口號了（如果馬列黨整體並入國黨，勢必要上交黨員名單，到時候隻需要照著名單抓人就可以，當然不用錯殺）。

  可以說，這是涉及馬列黨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國馬列黨當然不會同意，隻同意馬列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黨。國共兩黨為此爭論不休，而當時的馬列國際出於維護兩黨合作需要的考慮，竟然要求馬列黨做出讓步。

  好在馬列黨堅持了自身的主張，而馬列國際最後也沒有強製要求中國馬列黨對國黨讓步——這說明，中國馬列黨依然能做出獨立的判斷和決斷，馬列國際雖然有幹涉，但是這種幹涉還是有限的。

  馬列國際之所以後來在中國馬列黨人那裏臭了名聲，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因為博古李德的瞎指揮。但是在這方麵，說得不客氣點，馬列國際的人應該罵幾個人“坑爹”才是，很多書友也說過了，王明一方麵欺瞞中央，拉著李德這個軍事顧問披著的馬列國際虎皮當大旗，一方麵向馬列國際謊報中國的情況，使之誤判中國革命的局勢，並作出了錯誤指示——而且這種指示其實並不是要求中國馬列黨需要強製執行的。可是這些指示一經了王明的手，就成了絕對正確，不容反對的最高指示。

  （以下為地效的臆測，書生之見，大家看個樂就好）

  等到一切都比較清楚之後（長征結束以後到抗戰開始之前），按說應該給馬列國際正名了，對吧？可是這時候以主席，總理為首的中國馬列黨人已經意識到了有一個名義上的上級是多麻煩，所以幹脆將錯就錯，想要借勢甩開馬列國際的影響。隻是這時候的中國馬列黨力量嚴重萎縮，朝不保夕，如果這時候做出明顯的，甩開馬列國際的宣言和舉動，有可能會極大地打擊自己人的士氣，擾亂人心，加重同誌們“孤立無援”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對於馬列國際的態度，基本是淡化處理，大家可以看到，已經披露的這段時間的黨內文獻，甚少言及馬列國際，偶爾提及，也沒什麽好話——雖然也沒什麽壞話。

  而等到中國馬列黨人有了充足的力量可以甩開馬列國際的時候（抗戰結束之後），馬列國際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