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夏天剛剛來到辦公室沒有多久，門口站著幾個人，為首的是一個中年人，年齡大約三十來歲，看著夏天，敲了敲門，問道：“你是夏主任？”

  夏天說：“我是。請問你們是？”

  這中年人見找對了人，招呼他後麵的幾人走進了辦公室。夏天一看，好家夥，有一個老的大約已近六十了，從一樓上到三樓，起碼已經呆了五、六分鍾了還喘著粗氣。也有一個比這領頭的更年輕的，好像剛從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另一個是女青年，一副靦腆神態。

  夏天端詳完這四人，為頭的邊說邊掏出了經市紀委負責同誌批過示，並蓋了市紀委公章的北京紀委的介紹信，遞給夏天。

  他接著說：“我們幾個是中紀委和北京紀委的聯合調查組的處級調查員。我姓黃，這次到你們行裏來，是想調查你們行一個客戶與北京原來的頭兒有關聯的案子。”

  夏天一聽，心裏想：來頭不小，而且在他的介紹信上確實由市紀委書記親自簽批了意見。但是，他們到了我們行裏，不應該由我接待呀！便問道：“黃處長，你們從紀委出來後，跟我們行長說過沒有？”

  黃處長回答說：“我不但與你們支行的行長見過麵，還到了你們的總行了解這事。他們要我們來找你。”

  夏天聽後頓時覺得王行長不可思議，有這檔子事也不跟我先打個招呼。便試探著問道：“你想了解的是哪家企業？”

  黃處長說：“是深圳安延汽車城有限公司，它曾經與我們北京的中汽公司搞了個聯營合同，要走了中汽公司的不少汽車配件，但是沒有給錢，隻提供了中山一家公司的存單抵押，你看，這就是存在你們這家銀行的存單的複印件。”

  夏天接過他給的複印件，看那存單正是安延公司提供給湖貝支行原已抵押，後來由安延公司提前支取的戶名為中山公司的1400萬元那筆。當時支取後，一部份還貸款，另有800萬元作為組織存款的利差資金，由陳作業操作補充了支行的存款。

  夏天不由得暗暗叫苦：“原來這又是朱赤兒下的一個連環套：一張存單作了兩個承諾，難怪朱赤兒在海南出事的時候，這張存單的中山公司法人代表章先生要私下找我，問：‘這個錢還在嗎？’想來就是這個原因。那麽，朱赤兒明知道這張存單有過對他人的承諾，而特意支出來作為補利差資金，這就意味著，一旦政法機關追查起來，馬上就把湖貝支行的問題暴露在明處，而經辦人員，尤其是行長就將麵臨滅頂之災。而現在中紀委來人了，兩個行長都不願意接這個燙手的山芋，是想躲著，還是擔心說漏了嘴，難以收拾局麵，讓我先在前頭應付著，探聽虛實？”

  這幾人看到夏天好像在思考著問題，不太願意配合，那位像剛畢業的大學生模樣的年青人說道：“我們也就查查這家公司有沒有給費用呀、好處呀什麽的給北京方麵，你不要有什麽顧慮。”

  夏天說：“我倒是沒有什麽顧慮，你放心。問題是，我們已經起訴這家公司了，這張存單是質押在我們行的，早就被我們拿來還貸款了。”

  這時，那位上了年紀的老同誌已經喘勻了氣，插話說：“你最好帶我們到營業部現場核實一下。”

  夏天說：“好的，我現在就帶你們去找營業部主任。”

  夏天說完，帶著黃處長和另外一個青年人下了樓，到了營業部跟譚飛燕說明情況，便由譚飛燕接待了，夏天隨即往自己的辦公室回走。這時，黃處長顯然擔心夏天溜走，馬上跟在夏天的後麵，而留那年青人與譚飛燕協調辦事。

  夏天回到辦公室後繼續與他們聊著。到了十點多鍾，夏天走出辦公室要上洗手間，黃處長也是跟著夏天來到洗手間的門口站著。夏天一邊拉尿一邊想：“我還真的被他們粘上了？連上洗手間都有處長陪著！”

  接近下班的時候，那位年青人對營業部的事情辦得差不多了，知道這1400萬元確實是沒有了。於是，他們準備回去。

  黃處長對夏天說：“我們下午再回來。”

  夏天說：“好吧！”

  下午，這些處長們又來到夏天辦公室，要求複印存單質押貸款的相關資料。夏天按照他們的要求辦好給他們，然後，他們離開湖貝支行，做他們的研究去了。

  下午臨下班時，夏天看到王顯耀到了支行，便來到行長室，對王顯耀說：“王行長，你見了中紀委來人也不事先跟我打個招呼，讓我好應對。來人好像很嚴謹，我連上洗手間都被他們跟著。”

  王顯耀表現出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說：“昨天，我正在總行沈書記那兒，他們一行正好來了，找沈書記和找我連在一起了，今天上午我在總行有個會，就忘了把這事告訴你了。對了，他們問得怎麽樣？”

  夏天說：“這事還是很複雜的。就看他們查這個資金情況用在什麽地方，後續怎麽樣查。”

  王顯耀聽後較起了真，著急地說：“你詳細說。”

  夏天說：“據我的印象，他們要查的事情集中在當初提前支取的中山公司1400萬元存單上，這張存單被老朱又算作抵押給北京中汽公司的聯營項目，並拿走了不少貨，沒有給錢。現在北京的專案組懷疑老朱是否私下裏給了什麽人錢。如果就是這一個目的來說，這事還算簡單；但是，如果認真的追究起來，事情可能變得很複雜。就這張存單，老朱一個勁的要求提前支取，好在當初不是直接劃到我們銀行帳上，也不是銀行動的手，但存單畢竟是從銀行拿出來變現的，而且用來支付了利差。這方麵，要由這個專案組查起來，我們湖貝支行便很難脫身了。”

  王顯耀聽完後，遲疑了片刻。很顯然，他思想上經過一番琢磨，然後才對夏天說：“盡量讓他們少拿資料，這錢有100萬元劃到球館帳戶，用於解決支行當初發動存款大戶、防範經營風險問題的開支，實際上除了借帳戶的支出，也就是93萬元。”

  王顯耀說到這裏，停了一下，著重說道：“這事要盡量避開。”

  夏天說：“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顯耀又說：“總行黨委想組織黨員分期開展革命傳統教育，黃鹿行長不是講過多次井岡山精神嗎？這回就組織一批黨員到井岡山去看一看。我們行第一批去四個，安排你、陳行長、申平、周天真先去見識見識，看看主席、朱老總這些老革命是在什麽環境下鬧革命的。”

  夏天覺得王行長安排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陳行長不用說了，周天真是王行長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長的關係。便笑著說：“好吧，上了井岡山，堅定革命鬥誌，應該去。”

  他說完，看了王顯耀一眼，說：“沒事的話，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辦公室思考道：“看來，王行長在內心還是對我放得下心。像應對中紀委與北京紀委調查組這事，隻要我的嘴巴稍損，說出幾句不三不四的話來，他就會吃不了兜著走。說不定還會丟了烏紗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讓我去折騰。”

  事實上，王顯耀確實對夏天的為人品德的看法還是獨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黃處長帶領調查組一行又來到夏天辦公室，從談話看，調查組在昨天晚上肯定對拿回去的資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來到，就要求複印安延公司帳頁和劃款的傳票。

  夏天根據他們的要求寫了一個協辦清單，拿到行長室，請王行長簽批，然後，來到營業部交辦吳冬梅複印，並叮囑她：“複印好後，不要直接送到我的辦公室來，而是叫我一聲，我出來先看一下，再考慮給他們。”

  吳冬梅應承著辦去了。

  夏天回到辦公室，還沒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學生對夏天說：“夏主任，我是剛從中國人民大學財會專業畢業的，我想同你探討一下帳務的理論問題。”

  夏天說：“不巧得很，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四人幫’剛剛開展批判小平同誌的右傾翻案風運動，把我們應屆畢業生考大學的夢想給批掉了。後來勞動了幾年，恢複高考了，我擠在不限年齡的僧多粥少的所謂的77屆接受祖國挑選，勉為其難在廣州混了一張文憑。不敢跟你過招。”

  大學生說：“那麽，我請教你：會計理論講的都是有借必有貸，借貸必相等，為什麽你們行的傳票隻有一個方向的會計分錄呢？這帳是怎麽平衡的？”

  夏天聽了他的說法，估計他是拿銀行的進帳單說事，總是覺得與書本上的記帳憑證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記住了王行長的叮囑，不應該讓他們太明白資金的來龍去脈。於是故意把話題扯開，說道：“就會計的實踐來說，我當過農村生產隊會計，這種會計把人的存在的價值、人的勞動的價值和豬、馬、牛、羊、雞、鴨、鵝在屁股上拉屎的價值折算為同一種價值，然後去瓜分生產隊一年累積下來的總價值，當時它的平衡關係是：總價值=人口分60%＋勞動分30%＋肥料分10%，簡稱為人6勞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後，可能你們這位老同誌清楚，國家有一些會計權威有點故弄玄虛，搞了一個增減記帳法，我當初學的還是這個。說什麽：有增必有減，增減必相等。後來，銀行的老會計也不甘人後，來了個理論創新，美其名曰：資金收付記帳法。這玩藝運用在銀行的現金方麵，就不好表述了。因為，誰能說清楚，銀行的現金究竟放在收方好，還是付方好？或者兩方都放一個現金科目？也就應了一句‘約定俗成’的話，後來統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現金，銀行把現金增加時在付方用紅字表示才能把帳紮平。也就是說，譬如一個在銀行開戶的企業存了20萬，銀行帳的付方科目在這個企業的帳上有20萬的增加，但為了平衡同樣是付方科目的現金，則必須在增加項下以紅字記錄20萬元。我這一說，聽起來是不是很別扭？但是，再別扭也不會在平衡原理上別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銀行的創意不錯吧？後來大約到了1982年的時候吧，國家又開始用借貸記帳法記錄經營活動了，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國家幹部了。沒有上什麽培訓班，拿來借貸記帳法的教材自學起來。這時才發現，這個當年被人們認為借就是貸，貸就是借，讓人不知所雲的記帳法，就是我們不同記帳法的來源。除了農村的記帳法無論從人權的角度，還是純記帳角度，都還有它的創意以外，應該說，其它記帳法都涉嫌抄襲。當然，這是我的一孔之見。”

  夏天洋洋灑灑地說了一大通，根本與他們查帳的問題沒有任何關聯。黃處長不便多言，而那老同誌顯然對夏天講的有同感，覺得遇到的不僅是一個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國家財會製度變革的曆史，臉上表現出善意的微笑。

  這時，那位大學生稍為虛心地問道：“那麽，你們行這樣的傳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釋、解釋？”

  夏天估計將觸及到敏感問題，便泛泛說道：“我們行的帳我沒有記過。不過，我相信，應該可以平衡的，不會那麽離譜的。”言下之意，你再多問這一範疇的問題，就丟人現眼了。

  這時，吳冬梅打開夏天辦公室的門，對夏天說：“夏經理，你來一下。”夏天隨即對他們說：“請你們稍等一下。”

  說完，來到機要室，從吳冬梅手中拿了那些複印材料看了一下，對吳冬梅說：“這張帳頁中那100萬元的記錄就不要表現出了，相應的傳票也不要反映。他們萬一問了，就說數額小，沒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進來。”夏天說完，重新回到辦公室坐下。

  吳冬梅按照吩咐，用技術方法重新複印了相關帳頁，隨即拿到夏天辦公室，夏天說：“謝謝你幫忙。”

  黃處長一行看了複印材料，沒有再談他們原來想談的話題。幾個人對看了一眼，便與夏天打招呼，說了聲：“謝謝你了！”然後握手告別，離開了湖貝支行。

  在應對中紀委聯合調查組的整個過程中，兩個行長自始至終都在二線運作。好在這個調查組沒有做什麽詢問筆錄，也沒有在湖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問話筆錄也就上達到了中央紀委的專案卷宗裏了。

  人們看這夏天忙裏忙外，真是：

  官當得不大，處理的問題不小；

  領的錢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