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翻閱中國曆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明朝的中國人，與唐宋時代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一個物種。唐宋時的中國人清新剛健、風流儒雅；然而到了明朝，中國人的精神品格卻大幅劣化，不僅底層民眾變得麻木、狡猾、虛偽勢利，連上層的士大夫都變得不知廉恥，整個社會充斥著一種爾虞我詐的市儈氣息。這在明清小說和許多野史筆記中都有生動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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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會有這種轉變呢？

  明朝作為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在今天的曆史愛好者中擁有眾多粉絲。他們不僅欣賞明朝的“骨氣”，讚美明朝的“強大”，更是對明初的兩位皇帝——朱元璋和朱棣崇拜有加，讓他們在帝王排行榜上占據很高的名次。

  我認為這種評價並不合理。評價帝王的功過，不能隻看他對當世的作為，還要看他對後世文化的影響。無論朱元璋還是朱棣，他們的治國理念和製度設計都存在巨大缺陷，這些缺陷不僅為明朝中後期的黑暗腐朽埋下了禍根，還對中國人的國民性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這種傷害侵入中國文化的基因，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道德觀念，其負麵影響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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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從明朝的創立者——朱元璋說起。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劉邦類比，這其實並不恰當。劉邦好歹是個亭長，在鄉裏也算有頭有臉的人物，況且劉邦生性豁達，貪酒好色，這種品行雖不高尚，卻使他活得瀟灑自在，同時保持了一種相對健康的心態。朱元璋則完全不同。他是真正的貧民出身，自幼受盡了權貴的欺淩，父母親人先後貧病而死，自己又被迫做過和尚乞丐。這種悲慘遭遇在他心中積累了無數仇恨與怨毒，也種下了深深的自卑，使他的性格和心理發生了嚴重的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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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

  正因如此，劉邦的西漢與朱元璋的大明，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西漢王朝雄健、大氣、開放，一如劉邦的《大風歌》；朱元璋的大明卻陰冷、苛刻又無賴，充滿各種奇葩的製度，就像一個苦大仇深的農民在報複社會。這樣的朝代氣質在中國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客觀地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淪落、中國人道德精神的退化，發端是在元朝。元朝政治黑暗，貪官汙吏當道，地痞流氓橫行；統治者是一群粗魯野蠻的蒙古人，他們極端鄙視中原文化和知識分子，連忽必烈都說“漢人整天吟詩作賦，到底有什麽用？”所以，讀書人在元朝的地位十分低下，不能考試做官，隻能在社會底層和妓女伶人廝混，靠寫一些戲曲和小說混碗飯吃。也正是在元朝，以戲曲、小說為代表的“俗文化”第一次取代詩文辭賦代表的“雅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與之相對應，元朝整個世風普遍呈現一種低俗化、流氓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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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元朝雖然世風惡化，但畢竟隻有短短幾十年。朱元璋在恢複漢人江山之後，想重拾儒家的斯文傳統、回歸唐宋的風雅社會，並不是什麽難事。但朱元璋沒有這麽做。他的所謂“日月重開大宋天”僅僅是針對政權而言的，其治國理念並沒有多少大宋的影子，相反卻深受大元的影響，同時還帶有強烈的“農民”色彩。所以明朝的政治較之唐宋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大幅倒退。

  朱元璋繼承了元朝的許多奇葩製度，最典型的如職業世襲製，把百姓強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三大類下再分若幹小類，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在此基礎上，朱元璋還創立了史上最嚴的戶籍管理製度。在大明，每個人一生下來，就被官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大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準隨便遷移，連外出逃荒要飯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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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奇葩的製度設計在明朝比比皆是，從衣食住行各方麵把老百姓限製得死死的。但若從中國文化和國民性的角度，朱元璋影響最惡劣的舉措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君主專製的全麵加強，深化了中國人的“奴性”和“流氓氣”。

  今天的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印象是想幹啥幹啥，想殺誰殺誰。其實直到宋代，皇權並不能像這樣為所欲為，而要受到來自丞相、朝臣、貴族等多方限製。然而朱元璋打破了這種限製。他要按照一個農民對於皇權的想象去做皇帝：自己決定一切，操控一切，把自己的意誌強加在所有人頭上，絕不允許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權力。在他眼裏，普天下的臣民都是他的私產，可以由他任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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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這種理念支配下，朱元璋廢除了實行兩千年的丞相製度，寧願凡事親力親為，也要把一切權力抓在自己手裏。任何規則他都可以輕易推翻，任何臣民他都可以隨便殺戮，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爭辯。為了鞏固皇權，同時也出於內心的自卑與不安全感，他還設立了錦衣衛，雇傭社會上的流氓惡棍充當特務，監視臣民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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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專製與高壓，最直接的影響是讓中國人在皇權麵前徹底“奴化”——從身到心的全麵順從，社會個體的自主性摧毀殆盡，奴性像野草一樣瘋狂生長。哪怕皇帝要殺你全家，你也要跪在地上謝恩，高呼“皇上聖明臣罪當誅”。與此同時，由於錦衣衛的存在，大批流氓進入了體製，他們經常以辦案的名目敲詐勒索橫行不法，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迅速敗壞。“奴性”與“流氓性”相結合，在中國人的精神肌體上形成一顆巨大的毒瘤。

  二是對文人士大夫的折辱與殺戮，消解了中國人的道德感。

  幾千年來，中國的皇帝總體上給了士大夫很高的尊重，“士可殺不可辱”成為社會共識，並逐漸形成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觀念。特別是到宋代，文臣的地位空前尊崇，對君權的製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包拯在爭辯時把口水濺到宋仁宗臉上，皇帝也無可奈何。對文臣實施侮辱性的刑罰，在唐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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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元朝，君臣關係出現了重大倒退。草原貴族無論功勞多大地位多高，在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麵前都形同奴隸，而他們也以這種“奴隸”身份為榮。元朝宮廷有隨意鞭打大臣的習俗，皇帝可以在朝堂上命令大臣互扇耳光，連丞相都不能幸免，扇完後大家照樣一起辦公議事，就像什麽事都沒發生。

  這種明顯帶有部落野蠻色彩的製度，朱元璋不僅完美繼承，還發揚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不管你是文臣還是武將，也不管你什麽地位和品級，隻要惹怒了皇帝，就可以在朝堂上扒掉褲子打屁股。挨打的大臣嘴巴啃地，輕則皮開肉綻，重則當場斃命。文人幾千年來引以為傲的儒雅風流，就在這重重的棍子下被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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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隻是打屁股，還可能揀回一條性命。但朱元璋對文人還頻頻大開殺戒，而且理由多種多樣：胡惟庸案殺掉的大多都是文臣，以各種文字獄殺掉的也不在少數，以貪汙等罪名殺掉的則更多。此外，明初的士人還有一種獨特的死因：拒絕做官。

  前文說過，朱元璋的出身和經曆使他有一種深深的自卑感。他沒受過什麽教育，對於飽讀詩書的文人似乎有一種天然的仇視。他不僅從文人的詩句裏挑出“冒犯”的字眼，還把文人對他的不合作視為一種嚴重的輕蔑。所以，即便是深山老林的隱士，朱元璋也會把他們抓出來做官，如果不願意就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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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對這樣的折辱與殺戮，明朝的士大夫再也沒有了往日的風骨。“保命”取代了“氣節”，成為他們最高的價值追求。有的文臣可以為了保命而裝瘋賣傻，趴在地上吃雞屎，隻為騙過特務的耳目，有的文臣僅因為免除了死罪而被流放，直到多年後還對朱元璋感激涕零，高呼“聖恩”……

  文人士大夫是一個社會的道德標杆。如果他們放棄了原則和操守，選擇苟且偷生，那麽整個社會的道德墮落就不可避免，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三是對契約的公然踐踏，嚴重衝擊了中國人的誠信觀念

  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有著守信重諾的傳統。到元代，隨著世風的流氓化，誠信文化受到嚴重衝擊。明朝的建立，非但沒有對這種風氣撥亂反正，反倒推波助瀾，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彌漫著一股奸猾之風。這個過程中，朱元璋的一個舉措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這個舉措就是大殺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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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劉邦類比，除去出身之外，還認為他們都殺功臣。但細數被劉邦殺掉的那些功臣，沒有幾個是冤枉的，甚至不少都有謀反之實。但朱元璋則不同，通過胡、藍兩大案，明朝開國功臣幾乎被屠戮殆盡，而其中大多數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

  最糟的是，在開國之初，朱元璋是向這些功臣發放過“丹書鐵券”的，其實質就是皇帝與功臣之間的一種契約，承諾在他們犯死罪時可獲赦免。但這種契約卻被朱元璋輕易撕毀，理由基本都是這些功臣要“謀反”，而謀反不在赦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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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還不足以體現朱元璋此舉有多惡劣，那麽可以看看宋太祖的做法。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對柴氏宗族一直信守承諾，關愛有加，同時還在太廟中立下誓碑，要求後代子孫不殺士大夫。宋朝的皇帝基本都奉行了這一承諾，從而讓文臣與皇帝叫板時更有底氣。宋代士大夫地位之高、社會風氣之好，都與此不無關係。

  然而，朱元璋的出爾反爾，卻使世人明白地看到，原來再莊嚴的契約在強權麵前也不過是一張廢紙，隨時可以不算數。皇帝帶頭違反契約、帶頭不講誠信，那麽誰再拿契約當回事、誰太講求誠信，反倒成了冥頑不靈的蠢貨，而奸猾善變則被視為“聰明”的表現。整個社會的誠信根基就這樣逐漸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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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這種近距離的審視，我們會發現朱元璋極大的衝擊了中國文化中的那種高貴之氣，而把一種狹隘而粗野的農民意識充塞到整個帝國空間。我們民族性格中的許多陰暗麵是時代積累的結果，而朱元璋在這些因素的傳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於他自己的出身、視野和心理，他把傳統文化中的消極麵無限放大，給整個民族的精神和素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

  到了朱棣時代，明朝的世風進一步惡化。

  朱元璋死後，繼位的是以儒雅仁孝聞名的建文帝朱允炆。他篤信儒家經典，重用方孝孺、黃子澄等文臣大儒，渴望通過“教化”使社會脫胎換骨。這種努力也許是徒勞，但至少給世人做出了表率，如果天假以年，說不定建文朝的道德風氣會有一定的改善。然而僅過了四年，他的四叔朱棣就發動了靖難之役。迂腐的朱允炆不願擔“殺叔”之名，屢誤戰機，最後讓朱棣升級成了永樂皇帝，自己則在一場大火中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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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難之役

  朱棣的上台，不僅是建文忠臣的噩夢，也是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噩夢。

  縱觀曆史，很多戰爭和政變的勝利者都會做兩件事，一是寬恕對手陣營裏的那些忠臣，二是嚴懲那些吃裏扒外的內奸。比如司馬懿在高平陵政變後寬恕了忠於曹爽的官員，並讓他們官複原職，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後也寬恕了忠於太子的魏征並委以重任。與此相對應，越王勾踐滅吳後，首先殺死的是多次替自己說好話的吳國太宰…….這些做法，都是向世人宣揚崇尚忠誠正直的價值觀，而不管這種忠直是為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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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

  然而到了朱棣時代，這種價值觀被完全顛覆了。

  在裝模作樣的勸降未果後，朱棣急不可耐地向建文忠臣們舉起了屠刀，而且牽連之廣、手段之歹毒，創下曆史之最。以往的君主對於前朝寧死不降的忠臣，即便狠心殺害，一般也隻止於其身，而且是一刀痛快，甚至在其死後還要厚葬。然而朱棣卻完全不按這個套路：

  他命人把黃子澄一家老小六十五口、親族三百八十人都押到自己麵前，先是砍掉黃子澄的雙手雙腳，接著又砍成肉泥。黃氏一家不分老小，一律斬首，三百八十名親族全部發配邊疆。方孝孺被割嘴、淩遲，並成為史上唯一被“誅十族”的人；禮部尚書陳迪，被朱棣逼著吃下自己兒子的肉，還要問他好不好吃，最後父子六人都被淩遲…….這還不算完。許多忠臣家的女眷都被朱棣送進了教坊司（官辦妓院），讓那些軍漢晝夜奸宿，被蹂躪至死的就讓太監拖出城外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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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像

  古往今來，忠臣的下場從未如此之慘。而如此殘忍變態的獸行，也隻有朱棣能幹得出來。

  收拾了建文忠臣，朱棣沒忘記論功行賞。令人詫異的是，受賞的不光有跟朱棣起兵造反的人，連向朱棣開門迎降、直接導致南京失守的李景隆，也獲得了高官顯爵；很多建文帝身邊的太監同樣被重賞，隻因他們曾向朱棣通風報信。

  可見，朱棣眼中的善惡忠奸已和傳統的道德準則無關，而完全取決於對方是否為己所用。不能為己所用，忠臣也是“奸惡”，能為己所用，小人也是功臣。這在所有改朝換代的故事中是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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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隆

  朱棣的表演讓世人看到，原來“忠臣孝子”不僅不會有好下場，還不一定有好名聲。那麽，與其頂天立地的死，還不如苟且偷安的活。皇帝都可以如此流氓，小民又何必堅守節操呢？

  但篡位的朱棣畢竟做賊心虛。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麵，他發揚朱元璋的餘烈，創立東廠，恢複錦衣衛，大搞特務統治。特務遍布京城內外，上至太子親王，下至平民百姓，無不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朱棣還鼓勵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發他人得到好處，帝國上下各個階層都處於恐怖氣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亂說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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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的天下，從此安如磐石。然而這種安穩意味著什麽呢？正如一位西方學者論述專製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所說：“專橫的權力毀滅道德，因為缺乏安全感就不會有道德……專橫權力對人的影響，就像瘟疫對人的影響。每個人都會拋棄同命相連的夥伴。每個人都會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生活中的契約。”

  就這樣，經過朱元璋和朱棣的兩番摧殘，明朝的世風在所謂的“永樂盛世”就已徹底淪陷。

  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標榜“禮法綱常”，但也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社會的道德水準在開國之初就迅速下滑，人們的精神生命迅速萎縮。到明朝中後期，整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從上到下都充斥著顛倒的社會規則。官吏極度腐化，民間造假之風大盛，各種爾虞我詐都已成為常態。“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生存智慧”，大多是從明代流行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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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明亡之後，許多士人把明朝滅亡歸於人心的墮落，而且在永樂之世就已敗壞。比如顧炎武就認為洪武、永樂兩朝為“世道升降之會”，是中國人性格發生扭曲的時代。另一學者李清則說：“靖難以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明亡），獪猾之徒屈膝拜偽。”明亡之際，殉國的人還不如“靖難”時殉建文帝的人多，因為整個社會的“正氣”早在永樂朝就已消解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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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為不幸的是，這種墮落的世風在清代並未得到有效的匡正。相反，滿清皇帝對朱元璋的專製殘暴大加讚賞，認為他的手腕超過了唐宗宋祖。明朝的統治理念和許多製度都被清朝繼承和發揚，即所謂“清承明製”。於是，朱元璋、朱棣注入中國文化和國民性格的毒素非但未被清除，反而越積越多。從孟德斯鳩到馬戛爾尼，西方人剛開始接觸中國人的時候，往往驚訝於中國人身上的“流氓性”：善於欺騙，愛占小便宜，既麻木不仁，又冷漠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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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民的素質始終是個根本性的問題。當今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許多劣根性，都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和朱棣，這兩位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蠻的農民帝王。他們的陰魂一直纏繞著這個民族，數百年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