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準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製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信息並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信息，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曆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禦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打開，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於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牆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後，會試考生終於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並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位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金罍挨得不遠，中間隻隔了六十多號。

  這並非巧合，跟他們所治本經有關，一個治《禮記》，一個治《春秋》。而治《春秋》、《禮記》之士子，在京城會試的時候，往往被安排在同一房。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這是根據正統朝以前，各經考生人數製定的，但到正德年間已經發生巨大改變。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並非個別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隻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複璁帶坑裏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複璁是餘姚人，那裏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餘姚《禮記》天下第一！

  到正德年間，房官比例雖然沒變，但實際操作卻出現變化。

  就拿這次會試來說，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兩人負責《春秋》和《禮記》，剩下十五人負責《易經》、《尚書》和《詩經》。

  這兩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溫仁和，他們共同批改《春秋》、《禮記》卷。

  王淵的試卷，百分之百會被王陽明看到，因為兩位房官必須重複閱卷，並且要各自給出批閱評語。

  敲敲打打把油布釘好，王淵小睡一會兒，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難道題目之後，王淵直接看《禮記》題，因為“科舉重首藝。這句話，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場，其中包括四書和五經，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場的五經題。

  隻要五經題答得好，四書題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舉並不強製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隨便寫。不過嘛，八股文是曆代士子總結出的文體，隻要按照這個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潔的文字把文章寫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閱。

  明代進士的《春秋》答卷，就偶爾有非八股文出現。

  這是因為《春秋》有時出題太難，並且經義非常複雜，不易概括成一句話來破題。遇到這種情況，治《春秋》的士子就選擇不寫八股，而是以“論的方式進行作文——風險很大，遇到不負責的閱卷官，這份答卷直接判為不及格。

  第一道《禮記》題為：“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聯係經義前文，可翻譯如下：“審查聲，可以了解音；審查音，可以了解樂；審查樂，可以了解政治，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完備了。

  當然不可能是字麵意思，這裏邊另有深意。

  它跟倫理綱常有關，樂有五音，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民事物。

  審樂，即觀察天下社會之情況，從而找出治政當中的各種問題。某音不對，代指某個階層有問題，比如宮音微弱、商音雜亂，意味著君臣關係不穩，而且隱隱帶有兵戈之象。

  盛世之音樂，中正和諧；亂世之音樂，怨怒乖戾；亡國之音樂，困頓哀傷。

  禮和樂有教化之功，隻要能使禮得其節、樂得其音，就能讓國家社稷正常運轉。

  這道題討論的不是音樂，而是天下之治。

  題眼在《禮記》的另一句：“惟君子為能知樂。

  隻有君子，也即士子、讀書人，能夠聽懂音樂的內涵，能夠通過傾聽世間之樂，來審查、糾正政治得失。

  想明白這些，那就很好破題了，王淵提筆寫道：“君子觀樂之深意，而為治之理得矣。

  為什麽說《禮記》難考？

  這道題便能體現一二。

  《禮記大全》裏這一段，朱熹是沒有批注的。編撰者引用邵雍的批注來闡述倫理綱常，引用方逢辰的批注來闡述五音之別，關於治政的內容則隻字不提。士子們需要結合上下文，自行去揣摩理解，非得有個好老師不可。

  而科舉的時候，最好還要把邵雍和方逢辰的批注，隨便摘下些關鍵詞，用在八股文裏做舉例論證。這樣才能在考生當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學問淵博又不脫離考試大綱——《禮記大全》的批注太雜了，而且多得讓人頭皮發麻，這種批注引用純粹折騰人。

  所以，治《禮記》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春秋大全》比《禮記大全》還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