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個愣頭青在人群中嚷嚷道：“他殺害了邑宰，又勾結齊國人，怎能說沒有罪？他沒有罪，難道是邑宰有罪？”他們又鼓動身邊的人讚成這個意見，很多人點頭稱是，紛紛隨聲附和，要求治侯犯的罪，現場開始變得混亂起來。

  駟赤示意大家安靜，回答說：“齊、魯已經爭鬥了將兩百多年！兩百年間，魯國無數勇士戰死，大量土地淪陷。兩國好不容易才在夾穀締結和平條約，齊國人又歸還了侵占的土地。東郭書這次帶來了齊侯對夫子的賜命，你們殺他就是殺齊國大夫，兩國就會再次爆發戰爭，國家會再次遭受重大損失。破壞盟約是重罪，是你們（他指著那幾個人）使魯國再次陷於戰火之中。你們想想做事的下場吧！你們能承受五馬分屍之慘，能承受財產被剝奪、族人被賣為奴隸之痛，那就動手吧！”

  那幾個人這才變得老實下來，不敢繼續煽動了。

  民眾代表聚在一起，裝模作樣地商量片刻便同意了。但是他們要求侯犯馬上離開城市，在城外等待家屬和財產的到來。

  侯犯不得不接受條件。民眾退到大街上，駟赤和衛士們保護著他走出來。國人部滿了整條街道，很不情願地閃出一條通道，眼中充滿了憤怒與憎恨，目視他們通過。駟赤勉強壓製住內心的恐懼，故作鎮定地走在隊伍最前麵。

  他的心中極為緊張，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明真相，把他當成侯犯的走狗了；他也怕有人突然發瘋進攻侯犯、就像剛才那些愣頭青製造意外場麵那樣。

  一路上終於沒有發生意外。

  郈邑經叔孫不敢擴建後出現了數道城牆，每道城牆都有城門。侯犯每通過一道，郈邑人便立即關閉一道，唯恐他突然轉回來。

  來到外城門前時（門外沒有騷亂的民眾，是安全的），侯犯已經完全恢複了平常的神態。他對駟赤說：“我打算到宿邑去（齊國城邑，位於郈邑北十餘裏）。夫子沒有罪，郈邑也需要夫子，所以就請回去吧。穿戴叔孫氏的甲胄出城是死罪，司寇大夫如果追究起來，諸位（他目光依次掃過官員們的臉）恐怕都要掉腦袋。”

  駟赤說：“叔孫氏的甲胄都有標記，我們不敢穿戴，更不敢穿出城門。”

  侯犯又說：“那些暴民搶走了很多甲胄，請夫子回去收集上來，如數還給叔孫氏。”

  駟赤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辭別了侯犯，帶著官員們匆匆轉身回去了。

  駟赤就這樣巧妙地平息了郈邑之亂，過程中甚至沒死一個人。此事堪稱魯國平叛史上的一大奇跡。

  侯犯雖然被趕走了，但是齊**隊還在趕來的路上。郈邑人不得不把城郊的原住民撤進城內，關閉了城門。侯犯到宿邑的第二天，齊師也到宿邑郊外了。侯犯進入軍營，向東郭書說明了情況。東郭書得到的命令是接收郈邑，不是進攻郈邑（他的兵力也不足以發起進攻）。他得暫停行動，派人向齊景公請示命令。

  東郭書的信使進入臨淄不久叔孫州仇也到了。他懇請他放過自己、不要插手郈邑事務。齊景公進退兩難，正為此事感到煩惱，叔孫州仇的到來及時把他從困境中解脫出來。齊景公借坡下驢，於是十分“寬宏大量”地把軍隊撤回來了。

  叛亂事件極大地刺激了魯國當權者的神經。如果把魯國比作周王朝，那麽三桓的封邑就相當於三個諸侯國。三桓作為國家卿士，平日裏住在曲阜，忙著處理國事和互相勾心鬥角。他們遠離封邑，無力親自過問封邑的大事小情，所以隻能派出邑宰等官員代替自己治理封邑。

  邑宰代理主人治理封邑，成為事實上的一方君主。他們因此掌握了極大的行政權力，遇到緊急情況甚至不經請示就可以調集軍隊。人都是具有**的，時間一久，有些人便蠢蠢欲動，把自己真的當成城邑的所有者了；如此他們就與真正的主人發生利益衝突，結果各種各樣的叛亂就爆發了。

  領主們為了使封邑得以長治久安，煞費苦心地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擔任要職；比如將權力分散給多名官員（軍、政、財分開）；比如在官員身邊安插奸細。但是意想不到的動亂仍然不時發生（侯犯是全魯國公認的好人，可就是這樣一位濃眉大眼、忠厚老實人物都能發動叛亂，還能指望什麽人一輩子能規規矩矩地做事呢）。

  在另一麵，由於土地兼並和權力爭奪日益嚴重，三桓又不得不將封邑打造成堅不可摧的軍事要塞。如此封邑一旦發生叛亂，當初建設成的、為了抵禦強敵進攻的防禦體係反而成為收複失地的極大阻礙——到時看起來，那些工程反倒是替敵人建造的了。

  有鑒於此，三桓開始商討以後如何能夠快速解決反叛問題（像駟赤那樣足智多謀的良士和侯犯那樣忠厚老實的反叛者畢竟隻是極少數）。當時季桓子的室老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仲由），他建議把問題提交到朝會上去，聽聽大夫們有什麽好意見。

  季桓子采納了他的建議，子路轉身把這件事向孔子做了匯報。在第二天朝會上，季桓子提出了議題，魯定公顯得很感興趣，他把議題交給大夫們討論。大夫們心潮澎湃，表麵反應卻十分冷淡，誰也不想首先發言，恐怕一旦說得不中聽再觸怒三位大神。

  孔子此時已經由大司寇升任相邦，他首先站了出來；不過他沒有提出方案，而是先講了一段故事。

  孔子說：“大概在一百六十年前，晉獻公命大司空士蒍為公子重耳和夷吾修建封邑，並要求他把城牆修得高大些。後來夷吾發現工程質量除了問題，於是向晉獻公告狀，說士蒍在築城時故意向夯土裏加入了樹枝、麻布等雜物。晉獻公要求士蒍做出解釋，士蒍說：‘沒有外敵而修築大城，仇人必然會保有它。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把它修建得那麽結實呢？’後來晉國發生驪姬之亂，晉獻公派兵討伐夷吾，果然铩羽而歸。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因此危險的根源在於城邑修得過於高大堅固。城牆不但失去了抵禦敵人進攻的意義，反而成為公室戰勝叛軍的極大阻礙。我們曾經最大的敵人是齊國，但是現在兩國已經結為同盟；齊侯企圖恢複桓公時期的霸業，必然會拉攏一切力量對抗晉國。而晉國數十年內是不會垮的。即便晉國垮了，還有吳國和楚國。齊國會始終需要魯國幫助。

  “這樣看來，齊國幾十年內是不會對我國發動進攻了。而三都城牆的高度竟然達到了五丈，已經超過都城的規格。我認為防範和解決反叛的辦法還是應當將城牆削低到周禮規定的高度（三丈）；如果大夫們都致力於禮樂教化而不是互相爭奪利益的話，要那麽高的城牆又有什麽意義呢？最終不還是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