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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國人本來準備了三口棺材，現在不得不把其中一口更換為囚車來押送管夷吾。網魯莊公和大夫們登上城樓，目送車隊遠去。囚車行進的速度非常快，不一會就把拉棺材的車遠遠甩到後麵，就好像趕車人生怕管夷吾死得太慢似的。

  臧文仲完成使命返回魯國，他乘坐的車輛剛好與囚車交錯而過。臧文仲以最快的速度趕回曲阜。他進城後立即去見魯莊公：“有鮑叔牙在、管夷吾就不會被殺。管夷吾的才幹遠遠超過齊魯兩國的任何一位大夫。他一旦被齊侯重用，齊國將迅速強大。齊強則魯弱，屆時齊國將成為魯國的災難！所以魯國如果不能用他，就一定要殺死他！”

  魯莊公立即派出兩乘戰車前去追趕。追趕者盡管盡了最大努力，還是隻能眼睜睜看著囚車駛出國界，進入齊師大營。

  齊國人把管夷吾押解回都城，齊桓公口齒不清{因為他舌頭上的傷還沒有痊愈}地下令將他五馬分屍。

  鮑叔牙阻止齊桓公說：“先君襄公在位時幾乎所有的公子都逃走了，但公子糾卻留在他身邊。公子糾這些年能夠留在公室並且得到重用，完全是因為夷吾的存在。夷吾的才幹您是清楚的；魯侯現在也知道了，所以才派出輕兵追殺夷吾。如果您處死他，則為魯國人除掉一個禍害，也為齊國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如果您能夠重用他，則齊國將成為天下雄主。

  “臣聽說當年武王克商舉行祭祀時，太公持小白旗進入太廟。此後小白旗即為諸侯長的象征，先君為您起名‘小白’，正是寄托了齊國複興的巨大希望；而夷吾正是上天派來輔佐您成就霸業的。”

  齊桓公並不懷疑管夷吾的能力，他決定給囚徒一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如果他能夠說服自己，就免除他的罪行，並對他委以重任。

  齊桓公把管夷吾召來，問他臨死前還有什麽可說的。管夷吾說：“臣要死早就死在魯國就，絕不會等到今天。臣聽說太公在追殺飛廉時被他刺傷，飛廉死後太公取得了刺傷自己的寶劍。太公如獲至寶，佩戴它平定東夷之亂，搶占營丘並建立齊國。劍的利害完全取決在誰的手裏，臣就是這把劍；公子糾在世時用臣殺傷了君侯，現在糾已經去世，這把劍就可以為君侯所用，您{又不傻}有什麽理由要毀棄這樣一件寶物呢？”

  齊桓公又問他為什麽不追隨公子糾而死，管夷吾說：“臣為國家大節而死，不為一人而死。臣和{鮑叔}牙有個約定，我們分別輔佐不同的公子。以後無論哪位公子成事，一個人就要保證另一個人不死，並把他推薦給君主。”

  齊桓公白了鮑叔牙一眼說道：“寡人要是先死了，你也要去輔佐糾嗎？”

  鮑叔則稽首道：“恭賀君侯得到良臣夷吾。”

  齊桓公自言自語道：“寡人已經死過好多次了，還計較這些幹什麽呢？”

  這時齊桓公已經打消了處死管夷吾的念頭，但是他要考察對方的治國方略，從而判斷是否真可以對他委以重任。

  管夷吾提出，民為國之本，治國的本質就在於治民；治民的基礎在於務農，“倉廩足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獲得保暖之後就要進行對國民進行教化，國家有四維即“禮義廉恥”，一維斷則國傾，二維斷則國危，三維斷則國覆，四維斷則國滅。人民懂得四維的意義了，就便於治理了。對於國民要在保證秩序前提下給予充分的自由；國民為上天所生，統治者要懂得什麽叫“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如果統治者逆 yi、奪民利，便是動搖國家根本，肯定滅亡

  齊桓公聽得入了神，完全忘記時間的存在。天色已晚，準備圍觀車裂管夷吾的民眾已經失望地紛紛散去，劊子手也靠在車輪上睡著了，但是君臣三人還是坐在一起討論國事。

  第二天，齊桓公在朝會上鄭重宣布管夷吾為相邦，位列少卿，官居鮑叔牙之上。這個昨天差點被五馬分屍的人，今天卻一步登天，位極人臣。

  齊國人的自由散漫是出了名的，這些習慣是從齊太公立國時傳下來的。齊國沒有製定繁雜的製度，國家由於包容開放而強大起來。但是過分放縱國人的行為對於國家來說並不是什麽好事。

  製度的缺陷在國家遭到突襲{突襲是北戎的拿手好戲}而進行緊急征兵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總有些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離開家鄉；雖然大多數人並非故意逃避兵役，卻總是給完成zheng bghua造成很大的麻煩。

  製度缺失是造成國家治理無序的根本原因，國人不知道自己不該幹什麽，於是就什麽都幹，每個人心裏都有各自的小算盤；因為人心很散，所以當時世人都說“齊國大而不強”。

  管夷吾認識到時局的緊迫性，便開始組織官員進行立法。立法者將國家分為五級行政單位，每一級都設立了行政長官，並實行垂直領導，同時建立報告和監督製度；對下級官員的違法行為要追究上級主管官員的領導責任，使官員不敢胡作非為。公室的命令逐級下達到各行政單位，無論是普遍性還是定點的命令都可以迅速送達，地方信息上報公室也是如此，使中央與地方信息交互便捷、暢通。

  立法者把國人按照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類別，職業采取終身製，兒子必須繼承父親的職業，不得隨意變更；製定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每種職業的人必須居住在指定的區域，不得隨意遷移。

  “士”本來是中低等貴族的統稱，君主的兒子如果沒有被任命為大夫，也屬於士的等級。但齊國的士則專指軍人，如果這一製度真的存在{人們猜測《管子》一書成於戰國，有些內容是後人杜撰的}，那麽齊國就成為中華曆史上第一個軍人職業化的國家，比現存史料記載的魏國要早兩百餘年。

  管仲把農業視為立國之本，專門chu tai了保護和大力發展農業的法令。

  管仲也特別推崇鄭莊公關於發展工商業的做法，他有幸於十五年前在齊、鄭、衛三君參加的惡曹之會上見過鄭莊公一麵，並大膽地向鄭莊公請教了相關問題。當時鄭莊公非常欣賞那個年輕人，他不但很愉快地與管仲進行交流，還安排祭足專門與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座談。

  管仲把鄭國人的經濟理論移植到齊國，並將其發揚光大。經濟理論的核心就是鼓勵交易，交易是個不冒煙的工廠，而且沒有國界。管仲放開限製、打開國門，為各國商人創造便利的貿易環境，提供衣食住行一係列的優質服務，不過最能吸引外國人的，還是他創辦的那個曆史上第一個官辦的hong d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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